汉语儿尾和北京尔化

余以为

汉语名词小称后缀有两个——子和儿。从词义上看，两个后缀似乎一样，其实有细微差别，子主要指儿子，儿兼指儿女。有些方言只有其中一个后缀，有子无儿或有儿无子，比如粤、客、赣。有些方言两个后缀同时存在，比如北方方言、吴、湘。其中儿尾常常被误认为和北京话的儿化是同一性质的语言现象，而被称为儿化。

描述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复杂：

汉语儿尾具有语法功能，是构词成分，可以自成音节，也可以连读。通常即使音节合并也不影响前一字的主元音，只影响韵尾。儿尾只出现名词尾部，不出现在其他词性尾部，也不出现在词的其他位置。

北京话的儿化，为了和儿尾区别，我改称之为尔化。尔化只有语音功能，没有语法功能。尔化可以出现在词的任何一个位置，和各种词性当中。

尔化只存在于北京及东北方言之中。但北京及东北方言既有儿尾，又有尔化。将两者混为一潭，既使众多语言学家摸不着头脑，也使他们赚了许多稿费。沈炯老师倡言以北京方言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能不能给这篇文章《约定俗成北京儿话音》http://www.xlmz.net/forum/archiver/?tid-7474.html找出点规律性的东西来，以便外地人学习。我估计他做不到，北京尔化不可能局限于汉语框架找到规律。

儿尾的来历

我们在客语之中可以清楚看到子和儿的分野。宏观上看，客家话既有子后缀也有儿后缀，但是具体到每一种地方话，则只有一个。梅县及以南地区，只有儿，以北地区只有子。其中儿的发音又分两种，梅县及以东地区为e，兴宁、五华以西地区为li。

儿字现在在梅县读为yi，兴宁五华为ri，并不发e或li音。把e和li本字厘定为儿，是参照近指方位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儿（奴移切，nje），汝（人渚切njax），你（乃里切nrix），尔（儿氏切 niex），女（尼吕切，nriox）。这几个字在广韵中的发音是很接近的。作为后缀的儿，演变过程大约是nje->e，另一路nje->ni->li。前一路相同路径还演变出赣语近指代词，后一路径还演变出粤语近指方位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

作为后缀的子，在客语和其他方言中，语音差异很小，可能是阿尔泰语系具有两同音节的原因。子在粤语中演变为仔，因为粤语没有韵母ι。（为什么后缀子、儿在粤客赣不能共存？而儿的语音演变又在梅县周边小小的范围内，出现那么大的差异。这两个问题我暂时没找到答案。）

后缀字儿e，是客语中很少几个零声母字之一。客语的零声母字，和北方普通的零声母字不同，是真正的完全无声母。而北方的许多零声母很晚才由ng\n脱落而来，仍然有轻微的喉塞。结果是客家的零声母字可以和前一字的韵尾联拼，比如-t\-p\-k\-m\-n\-ng\-u\-i与e相拼,成为te\pe\ke\me\ne\nge\ue\ie。虽然连读，但是音节数量并不减少。北方别的零声母字通常不可以连读，但作为后缀的儿却允许连读。有客家话不带r的e作参考，我们就不必把后缀字的连读当作汉语之中很特异的现象，不必特别为其命名为“儿化”。

尔化的来历

r尾音节是阿尔泰语系的固有音节，比如阿尔泰、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努尔哈赤、腾格尔等等不胜枚举。r是阿尔泰语系最古老的、少数几个韵尾之一。阿尔泰语系原本既没有塞尾也没有鼻尾，只有鼻化韵。有些语言后来韵尾丰富了，多半是受汉语影响所致。在汉语出现er音节之前，汉语历来是用鼻音去模拟阿尔泰的尔化音节的，比如胡同，如果今天音译应该是浩特尔。今天读er的汉字尔、儿、耳，古代都是n声母。很可能这种转变就是在和匈奴语或者鲜卑语对译的过程，将自己原来的鼻音给化掉了。梅县话的e，究竟是其鼻音脱落的最早形式还是先变成er，再丢失r，暂时不得而知。但在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局限于发音，语法和词法功能基本不变。

阿尔泰语系民族与汉族虽然经过多次融合，对汉语的词汇贡献却小到忽略不计，远不如早期的羌戎、中期的黎越、和近代的英日，这是生活方式的巨大差距决定的。但是汉语语音受阿尔泰影响非常之大，好比两个操不同语言，而语言禀赋又有差异的时候，一般是能力强的迁就能力差的。在部分地区，在某种情况下，虽然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在其集聚地不见得占劣势，但是不得不学习汉语，放弃母语。尔化借近似的儿尾在汉语中取得合法地位（不影响与汉人沟通），口音未正的外族同胞又继续干其前辈过去的活儿——用尔化模拟汉语相对多样化的尾韵和元音。如果这个设想成立的化，那么可以推论鼻音、入声、复元音这些阿尔泰语系本身缺乏的音节，相对单元音音节更容易被尔化掉，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以资验证。了解阿尔泰古代语特征的学者可以设计出更多的验证方案。

沈炯的文章《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http://162.105.161.41/yuyinyj/erh/er01.html中的调查结果符合我的猜想。一方面，满族儿尾独立音节的比较多，说明他们并不熟练运用“儿”这个小称韵尾可以连读的特性。或者在与汉人交往较少的情况下，连分辨小称与否的意识都没有，将书面上的儿字照念。汉人习惯用小称和谦语来处理社会关系，阿尔泰语系则用敬语来满足类似的需要。另一方面，满族尔化音节归并现象比汉族严重，证实上面所说的音节替代关系。

象“馅儿饼、爷儿俩、猴儿王”这类首字尔化的词，很难想象是汉语内部滋生出来的。 “转弯儿、玩儿命”，这类副词、动词尔化更非作为名词后缀所能胜任。除了北京及东北，还有其他方言存在吗？多数汉人大概会我和一样，对这些尔化词，不需要什么语言学知识，本能地就会加以排斥。我提出将儿尾和尔化加以区分的意义，不在于改造北京话，而在于平息普通话的语音标准之争。不符合汉语习惯的尔化词事实上已经被排除在普通话之外，硬要把北京方言的一些特征加进去只会增加推广的难度。普通话的功能是汉语通用语，应该让广大汉人易学易用，而不是旨在使汉语阿尔泰化或者满化。

虎子

北京尔化?

Artvine

我是語言學門外漢。臺灣的國語文教育只有"捲舌"與否的問題(ㄓㄔㄕㄖ..)，一般書寫或讀音是否有"兒"字(或音)沒有嚴格規律。粗淺的說來，我覺得山西、河北省的人說的普通話R字發音和臺北國語最接近(京片子則大不相同:R音與拼音造成的連韻)

樓主有關阿爾泰語對R的影響我是贊成的(有論文指出滿語漢化與京片子R化的成形是遲至晚清的)；我個人對清代以前的文書寧可用閩南語先唸一次。

漢語本身發展中的"兒"(爾?/子后缀也/儿后缀)化我是不懂且懷疑的。
閩南語中絕無捲舌R

Artvine

“儿化”性质新探
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topic=264.msg484#msg484

明清官話語音及其基礎方音的定性與檢測
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topic=262.msg480#msg480

余以为

谢谢Artvine，原来早有人有同样观点，我还以为国内语言学学者都是酒囊饭袋呢。

虎子

作者：李立成
《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03，108-115页
来源：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topic=264.msg484#msg484

　　“儿化”是现化北京语音系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广大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之一。关于它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已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这就使得我们有条件在此基础上讨论这种现象的性质。

　　赵元任(1979:117)认为，“儿”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后缀。吕叔湘(1984:165)说：“[后缀]加在名词性成分或其它成分后面，构成名词。读时与前面合成一个音节，叫做‘儿化’，书面上有时不写出来。”这是当今语言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几乎所有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都持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既然认为“儿化”中的“儿”是一个后缀语素，那么它就应该具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即是一个音节或音素，并且具有一个一致的构词能力，但是回答是否定的；第二，把“儿化”中的“儿”看作是后缀语素，大都是由于历史的或方言的影响而造成的，不考虑时地因素就违背了语言研究的基本原则。在汉语史上，从“儿尾”到“儿化”是一个本质的变化，而这种质变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在北方话中完成了。在现代方言中，“儿尾”与“儿化”并存，应当区别对待。如果说现代北京话中仍有部分证据说明“儿”是一个后缀语素，那也只能算是一些特殊情况，不足以概括“儿化”的性质。

一

　　首先从汉语史的角度说起。赵元任(1979︰79)指出：“虽然从描写的观点讲应该是以一定时期的一个方言为依据，别的方言如何，别的时期如何不应该在词的异同上成为决定的因素，虽然如此，可是事实上它们常常对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感觉有影响。”现在许多学者把“儿化”中的“儿”看作是后缀语素，正是受到了历史的和方言的影响，连赵本人也未能避免，他曾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指出现代北京话的“儿”有三个来源。朱德熙(1984︰31)也提到了“儿”的来源。我们认为，汉语史上的“儿尾”跟现代的“儿化”是不同性质的现象，尽管它们有种种联系，但是决不应该混为一谈。
　　王力(1980)、潘允中(1982)等人曾描述过“儿尾”的发展变化情况。“儿”的本义是指男孩。《说文》：“儿，孺子也。从儿，像小儿头囟未合。”段注：“儿孺双声、引申为幼小之称。”秦汉以前，“儿”主要用作单音词。汉代以后，“儿”开始用作合成词中的后置语素，但意思没有多少发展，例如“待儿”（《史记》）、“庐儿”（《汉书》）、“黄口儿”（乐府）、“田舍儿”（《世说新语》）、“黄须儿”（《三国志》）、“宁馨儿”（《晋书》）等。“儿”也可以用在表示动物幼小者的合成词中，这是一种　明显的引申用法。例如“凤凰儿”（庾信诗）、“鹅儿”（杜甫诗）、“鹤儿”（李洞诗）、“鹁鸽儿”（花蕊夫人诗）、“蚕儿”（苏舜钦诗）、“鸭儿”（孙光宪词）等。“儿”用作后缀语素是从“男孩”的意思发展来的，先是在南北朝时开始用作小字（小名）的后缀。例如“龙儿”（《南齐书》）、“练儿”、“罗儿”、“敬儿”、“狗儿”、“猪儿”、“恭儿”（《南史》）、“袁宝儿”（《隋遗录》）等。再进一步，“儿”用在表示动物的词中作为后缀语素，但是并不表示它们的幼小者，这说明“儿”更加虚化了。例如“雁儿”（王维诗）、“猧儿”（高启诗）、“黄莺儿”（金昌绪诗）、“水鸭儿”（李群玉诗）、“虾蟆儿”（梅尧臣诗）、“蜂儿”（韩琦词）等。更进一步，“儿”用在表示无生命事物的词中作为后缀语素，这说明它已经完全虚化了。例如“小车儿”（邵雍诗）、“船儿”（梅尧臣诗）、“唇儿”（苏轼诗）、“葫芦儿”（《东京梦华录》）等。金元以后，“儿”还可以用在量词后，这是名词后缀的引申用法。例如“一壶儿酒”、“一枝儿花”、“几扇儿纸屏风”、“几轴儿水墨画”（《董西厢》）、“侧一会儿身”、“吃一口儿食”（关汉卿《西蜀梦》）、“一班儿闲汉”、“不曾有半些儿差池”（《水浒传》）等。
　　王力(1980:229)认为：“如果作一个比较谨慎的说法，应该说词尾‘儿’字是从唐代才开始产生的。”潘允中(1982:37)则提前了，他说：“‘儿’在南北朝的时候部分半虚化，部分完全虚化，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开始作为动词名物化的形态了。”到了宋代以后，“儿”作为名词后缀在一些口语化的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使用。例如南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的儿尾词就不计其数。什么架儿、冠儿、衫儿、裙儿、鼓儿、珠儿、盒儿、枣儿、伞儿、弹儿、花儿、笠儿、牌儿、贴儿、帽儿、船儿、笼儿、豆儿、担儿、罐儿、碟儿、板儿、锣儿、刀儿、旗儿、桥儿、梨儿、蹄儿、茧儿、家事儿、背心儿、笑靥儿、八歌儿、千层儿、糖小儿、银字儿、石榴子儿、油酥饼儿等等，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有些儿尾词用作状语，开始脱离名词的范畴。例如：
开怀的饮数杯、尽心儿笑一夜。 《单刀会》四
元吉那厮一灵儿正诉冤。 《三夺槊》四
被我连珠儿饮了三两盏。 《贬夜郎》三
交他早些儿扶策我这病身躯。 《魔合罗》一
　　到了《金瓶梅》中，“儿”可以直接用在迭音动词或形容词后面作状语或谓语，这种用法完全改变了它的名词后缀的性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例如：
锅儿是铁打的，也等慢慢儿的来。 （11回）
可可儿的来。 （15回）
你若顺顺儿，他倒罢了。 （20回）
请他爹和大姐坐坐儿。 （21回）
爹娘正睡得甜甜儿的。 （30回）
我心里要抱哥儿要耍儿。 （43回）
　　下面探讨“儿”从后缀变成“儿化”的过程。可以假设，“儿”变成后缀语素之后，语音上的第一步变化是失去原来的声调变为轻声；第二步变化是由轻声变成一个卷舌动作，不再是一个独立音节。头一个假设尚无直接证据证明，后一个假设则有许多学者探索过。太田辰夫(1987:90)指出，“儿化”现象最晚在清初就已存在。在記錄清初北京話的《韃靼漂流記》中，“今日”譯寫作“キウルカ”，就是“今兒個”，這表明當時“兒”已經不成為一個獨立的音節了。鲁允中(1985︰416)提供的数据证明，“儿化”的出现不晚于明末清初。清人王延绍（嘉庆己未进士）编订的《霓裳续谱》卷七《七月十五到了》杂曲：“才然要走，猛然听见一个蛐蛐儿得得的叫，教我找也是找不找。“原注：“得字用得儿两字连呼之其音便是。”可见当时儿化韵已经存在，但是书面上未必都用“儿”标出；而另一方面，书面上标出“儿”的，也未必都读儿化韵。这种情况增加了我们确定“儿化”的困难。李思敬(1984︰98─99)从《金瓶梅》中发现了两条谚语和其它一些数据，并据此把“儿化”现象提前到明代中期。这两条谚语一条是“奴才不可逞，小孩儿不宜哄。”（58回）另一条是“生有地儿，死有处。”元剧《后庭花》第三折作“生有地，死有处”。李思敬指出，中国的谚语如果是上下两句的话，通常总是音节相等的。这两条谚语中的“儿”只有与词根语素拼读为一个“儿化”音节，说起来才顺口，听起来才和谐。所以处在这种条件下的“儿”肯定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而只能是“儿化”的代表符号。还有其它一些数据证明《金瓶梅》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儿化”现象。由此看来，《金瓶梅》时代显然不能说就是“儿化”的源头。但是由于文献不足，再往上探寻是比较困难的。
　　我们推测，“儿化”现象应当是在元明之际成熟的。“儿尾”构词是汉语内部的结构规律，但是“儿化”却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长期生活在北方并多次统治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把他们语言中的卷舌韵尾带给了汉语，“儿尾”在这种卷舌韵尾的影响下逐渐发生了变化，“儿”失去独立的语音地位而变成为一个卷舌动作，“儿化”现象就产生了。“儿”的性质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从那时以后，一直到现在，“儿尾”并没有消失，只是不再具有能产性了。下面我们没法证明上面这个推测。
　　北宋沈括《乙卯入国奏请》：“南朝并无许多言语，鸿和尔大山只八个字，曰：‘鸿和尔大山脚下为界。’”（刘坚1985:94）这里大概是没把“尔”算一个字。“和尔”合成一个音节（字）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儿化”。困难的是，这里用的是“尔”而不是“儿”，而且按宋代语音，“尔”或“儿”似乎还不具备构成“儿化”的语音条件。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例子还是值得重视的，如果它的可靠性是可以信赖的话。“鸿和尔”显然是一个音译词，原语言显然是阿尔泰语系的一支。也许由于汉语中的“儿”是一个构词后缀，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所以选用了一个几乎已经死亡的“尔”字来翻译。这个例子至少可以说明，汉语正在吸收其它民族语言的卷舌韵尾。
　　元代蒙古族人名的翻译也反映了汉语曾经大量吸收过蒙古语的卷舌的韵尾。我们以《元史》中同一人名的不同翻译来说明这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翻译同一人名时，有时用“儿”，有时用别的字。例如：
用“儿” 用别的字
塔儿赤（世祖纪十八年） 塔刺赤（世祖纪二十一年）
铁木儿（显宗传） 铁穆耳（成宗纪卷首）
火儿灰（泰定帝纪四年） 火鲁灰（英守纪三年）
朵儿只班（泰定帝纪卷首） 朵尔只班（许有壬传）
脱脱木儿（诸王表怀王） 图帖睦尔（文宗纪卷首）
苟儿（顺帝纪正正十四年） 苟尔（顺帝纪正正七年）
察儿台（宗室世系表定王） 察里台（诸王表）
睹儿赤（世祖纪中统元年） 睹尔赤（宗室表合丹大王位）
塔失帖木儿（宰相年表一） 达识贴睦迩（乌古孙良桢传）
帖里帖木儿（宰相年表二） 贴里贴木尔（宰相年表二）
拔都儿（世祖纪卷首） 霸都鲁（孛鲁传）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种翻译用“儿”，一种翻译不用“儿”。例如：
用“儿” 不用“儿”
折别儿（也罕的斤传） 哲别（太祖纪卷首）
阿儿厮兰（顺帝纪卷首） 阿思兰（世祖纪至元七年）
哈儿鲁（土土哈传） 哈鲁（暗伯传）
忽都鲁都儿迷失（仁宗纪卷首） 忽都鲁笃弥实（虞集传）
刺真八都儿（畏答儿传） 剌真八都（木赤台传）
声刺哈儿（忽怜传） 胜剌哈（土土哈传）
嗒察儿（宗室世系表） 塔察（宪宗纪八年）
太答儿（纽璘传） 大答（忽都传）
也速带儿（世祖纪至元十九年） 也速带（世祖纪至元二十六年）
昂吉儿（昂吉儿传） 昂吉（世祖纪中统二年）
也先帖木儿（朴不花传） 也先帖木（太平传）
脱欢察儿（陈孚传） 脱欢察（儒学二胡长孺传）
马札儿（雪不台传） 马札（同传）
塔塔儿（太祖纪） 塔塔（兵志马政）
畏兀儿（地理志六） 畏兀（塔塔统阿传）
札剌儿（木华黎传） 扎剌（崔彧传）
　　这些情况说明：第一，“儿”所代表的音在蒙古语中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而是一个卷舌韵尾；第二，汉语中用不同声调的字来翻译它，说明它在汉语音译词中的读音也是模糊不清的，至少可以算作轻声音节，甚至有时已经读成了“儿化”；第三，至于不用“儿”来译写，并不是说这个音不重要，很大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其它的字已经“儿化”，跟原词的读音十分吻合，没有必要再赘上一个“儿”了。这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阿蓝答儿”（宪宗纪元年）又译作“阿蓝带儿”（世祖纪中统元年）、“阿蓝答”（艾貌传）。“答儿”和“带儿”只有在“儿化”的情况下才是同音的（不计声调），“答”也只有“儿化”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原词的实际读音。这样看来，由于民族语言之间的影响，到了元明之际，“儿化”的产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需的了。
　　上面提到，从元代开始，“儿”已经不限于用在名司中了，这种新兴用法也只有用外来因素的影响来解释才能顺理成章。副词、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加上“儿”字构成的却不是名词，这跟“儿尾”的构词规则相矛盾，不可能由汉语自身自然而然地发展产生。而这时统治中原地区的蒙古族人的语言中恰好是在各类词中都存在着这种卷舌韵尾的。我们以《蒙古秘史》中的材料来看：
词类 汉字对音 释义 节次
动词 合儿忽 出 21
动词 古儿抽 到着 24
动词 失鲁儿 被伤 145
形容词 忽儿敦 快 55
形容词 别儿客 艰难 73
形容词 额儿帖 早 100
名词 合卜儿 春 19
名词 把阿秃儿 勇士 45
名词 兀都儿 白日 85
数词 豁牙儿 两个 3
数词 忽儿班 三 4
数词 朵儿边 四 11

　　可以设想，蒙古语中这种普遍存在的卷舌韵尾和汉语固有的“儿尾”构词法由于语音上的相近而产生了联系，进而由于联系的密切而使“儿尾”变成了“儿化”，并且扩展到了各类词中。因此，元代以后书面上的“儿尾”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传统的“儿尾”属于构词范畴，新兴的“儿化”则属于语音节律范畴。前者逐渐失去能产性，后者则蓬勃发展。满族人入关以后，满语的卷舌韵尾为汉语儿化韵的发展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儿尾”和“儿化”的性质和功能截然不同，但是由于它们后来统一在“儿化”的名目之下，因而使人们在说明“儿化”的性质时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二

　　下面简单讨论一下现代汉语方言中“儿尾”或“儿化”的分布和构造情况。詹伯慧(1985︰67)指出，“儿尾”（按：实际是儿化）主要分布在北方言区。在南方方言中，唯有属于吴方言的浙江省有一些地方存在“儿尾”，其它各大方言大都缺乏这种附加成分。这里所说的“儿尾”兼指“儿尾”和“儿化”。在有“儿尾”或“儿化”的方言中，这种现象在语音构造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根据“儿音”和它前面音节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种现象分为四种类型：
Ⅰ.分离型
　　这种类型主要分布在吴方言中，其特点是“儿音”自成音节，对它前面的音节毫无影响。这个“儿”是名词后缀。杭州、温州、兰溪、衢州等地属于这种类型。例如：

Ⅱ韵尾型
　　这种类型也出现于吴方言区的一些地方。其特点是“儿音”不独立构成音节，而是作为前一音节的韵尾出现。它对前面音节的影响往往是使元音变长。这种类型也仅限于名词。义乌话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方松熹1986:442─446）。例如：

　　
　　
Ⅲ.韵化型
　　这种类型可以以北京话的“儿化”现象为代表。这里所谓的“儿音”不属于音段成分，而是一种上加成素。它主要影响前面音节的韵母，使之发生变化。绝大部分北方话的“儿化”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现象不限于用在名词中。举例从略。
Ⅳ.声化型
　　这种类型的“儿化”不仅影响到前一个音节的韵母，使之发生变化，而且有时还影响到部分声母，使之也发生变化。有报导说山东金乡话（马凤如1984:278）、阳谷话（董绍克1985:273）存在着这种现象。例如：

　　
　　Ⅰ型、Ⅱ型中的“儿”都具有一定的音段特征，可以看作是构词的后缀语素；Ⅲ型、Ⅳ型中的“儿”都没有一定的音段特征，无法凭借“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参与构词活动，它不是一种语素。
　　再从“儿尾”或“儿化”在词类上分布情况来看，Ⅰ型、Ⅱ型中的“儿”都是名词的标帜（袁家骅（1983:97；方松熹1986:445），有一个一致的构词功能，它显然是一个构成名词的后缀语素，是古代汉语中“儿尾”的后身。但是，Ⅲ型、Ⅳ型的“儿化”的作用就不是那么单纯了。毛敬修(1984:84)指出，北京话中的“儿化”词分布在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拟声词和拟态词等多种词类中。侯精一(1985:33)指出，在山西长治方言里，“儿化”多用于名词和量词，有时也有于副词和形容词。总之，北方话中的“儿化词”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古代汉语的儿尾词；一个是辽金元时期从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吸收了卷舌韵尾后新产生的词。后者在语音上同化了前者，就产生了所谓的“儿化”。由于来源不一，因而在词类分布上呈现出复杂局面。吴方言由于地理因素，再加上语言类型本身的差别，几首没有受到阿尔泰系诸语言的影响，所以它只有构词后缀这一个来源，在词类构成上也就比较单纯。


三
　
　回过头来再说说北京话的“儿化”问题。
　　“儿化”中的“儿”是不是一个语素？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必须具备独立的语音形式和一定的意义。但是，现代北京话“儿化”音节的“儿”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以一部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为例看看“儿化”的实际情况。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137)指出：“儿化韵里的‘儿’不是一个单独的音节，而是在一个音节末尾音上附加的卷舌动作，使那个音节因儿化而发生音变。”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这个说法，但是它说“儿”是发音过程中的一个“卷舌动作”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觉得需要修正的是，上述定义中的“末尾音”应当改为“韵母”，或者干脆去掉，也就是说，这个卷舌动作是附加在韵母或整个音节上面的（王理嘉贺宁基1985:27）。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儿化”所带来的音质变化现象。卷舌动作有一个过程，一般从一个音节的韵头开始，舌头逐渐卷起，经过韵腹，到音节末尾完成整个卷舌动作。韵母中有些音素跟这个卷舌动作相矛盾，就会造成“儿化”时某些音素的脱落、改变或增加；有些音素跟这个卷舌动作不矛盾，就会保留下来，并在发这些音的同时把舌头卷起。如果韵母中的元音不止一个，那么这个卷舌动作就分别作用于各个元音。用较严的音标表示，

。
　　由此看来，所谓“儿化”的卷舌动作实际上跟声调、长短音、轻重音以及停顿、语调、速度、噪音等相类似，属于一种“上加成素”(Suprasegmental elements)，而不属于像元音、辅音那样的“音段成分”(Segmental elements )，因为我们无法把它从线性序列中切分出来。国际音标中的[-r]和汉语拼音中的-r仅仅是“儿化”时卷舌动作的标帜，并不代表任何音素。由于有些“儿化词”和“非儿化词”之间有意义上的区别，例如“头：头儿”、“单：单儿”、“盖：盖儿”、“尖：尖儿”等，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能够区别意义的“儿化”看作是一种“超音段音位”(Suprasegmental phonemes )。
　　但是，现代北京话里的“儿化”并不都是为了区别意义的。毛敬修(1984:84)指出，北京口语里的“儿化”，一般可分为“儿化”不“儿化”两可的和一定要“儿化”的两类。后者再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带小儿化”，一是自然儿化”。“带小儿化”是一些名词与“小”结合以后出现的“儿化”，这些名词与“大”结合则不“儿化”。例如：
　　小猫儿：*大猫儿：大猫
　　小刀儿：*大刀儿：大刀
　　这种“儿化”都属于超音段音位。“自然儿化”不需要和“小”结合，而且不限于名词，它分布在许多词类中。它们的最大特征是，如果不“儿化”就没法说出口来，这种情况也见于其它北方方言中（温端政1985︰30）。例如口语中只有“儿化”的“大褂儿、人缘儿、纳闷儿、玩儿”等，而没有不“儿化”的“大褂、人缘、纳闷、玩”等。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儿化”叫作“口语的韵律特征”(Prosodic feature of colloquial speech)。“超音段音位”的“儿化”和“口语的韵律特征”的“儿化”都是“上加成素”，前者也包含着“口语的韵律特征”，后者也有区别口头语体和书面语体的“超音段音位”作用。不过，就它们在实际语言中的主要功能来看，前者可以在口语中区别一定的意义，而后者只是用来给口语词做标词而已。
　　讨论“儿化”性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它到底是一种词汇现象还是一种语音现象？要想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严格划清时地界限，排除影响，抓住问题的本质。很显然，从历史上看，元代以前的“儿”都是自成音节的，儿尾词几乎都是名词。“儿尾”是一种词汇现象。但是明代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作为构词后缀的“儿尾”仍然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大量使用，当然其中一部分可能已经发生了“儿化”；另一方面，由于外来因素的影响，“儿化”成为北方话口语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韵律特征，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逐步把原来的“儿尾”词变成了“儿化”词。现在“儿尾”词虽然还能在某些特殊场合中使用，如儿歌等，但是可以肯定，它的使用范围会越来越小，而且“儿尾”构词早已失去了能产性。从方言来看，北方话的“儿化”和吴方言的“儿尾”来源不同，时代层次也不相同，它们的性质自然也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排除了历史的和方言的因素，“儿化”就只剩下“口语的韵律特征”这一项功能了。因此，从现代北京话的角度看，“儿化”纯粹是一种语音节律现象，把“儿”看作是唯一的不成音节的构词后缀语素当然也就不恰当了。


　　1988年初稿于山东大学
　　1992年修订于杭州大学
　　本文在写作和修订过程中得到了本师殷焕先先生和蒋礼鸿先生的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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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子

Characterization and Assessment of Official Dialectal Pronunciations and its Fundamental Dialectal Accent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黎新第 撰(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近代汉语语音研究)
《语言科学》，2003/01，51～59页
来源：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topic=262.msg480#msg480

【内容提要】
      20世纪初叶以来，对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有过多种不同的定性。本文在此基础上予以归纳综合、补充修正，针对体现在存世文献中的明清官话语音纷纭复杂的特点，认为有必要将其区分为普通官话音和地方官话音两个系列，又分别包含读书音、口语音、南音、北音、拟古音、趋时音等多个不同层次的变体。依据各类变体的区别特征，本文还尝试拟订出便于操作的检测条例。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qualitative analyses on official dialectal pronunciations and their fundamental dialectal accent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tury.The paper aims to generalize them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on.Owing to the complicated characterization of official dialectal pronunciations recorded in the existing documents,it is necessary to categorize the pronunciations into two series:standard official dialectal pronunciations and local official dialectal pronunciations,each of which includes many variations on different levels.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variations,the paper attempts to draw　up some rules for practical assessment.

1　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的定性

1.1　见解分歧

　　中国明清时期的汉语中有官话，官话有活的方言作基础，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体现在存世文献中的明清官话语音情况复杂，学者们对如何为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定性，也存在分歧。

1.1.1　对明清官话语音的不同定性

1.1.1.1　读书音说
　　罗常培(1959)论及龙果夫研究八思巴字所得到的两个语音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这里“代表官话的”等同于读书音，亦即旧所谓“正音”；说话音则代表方言（应当就是构成官话重要基础的方言），不是官话语音。论文未专门论及明清官话语音，但上述见解也应同样适用。这就是官话语音读书音说。罗先生的这一说法继承发展了清人高静亭的见解。高氏在其所著的《正音撮要‧序》中说：“正音者，俗所谓官话也。”又说：“正音者，正字音也。”罗先生取高说的意思，在于认同当时北方地区的汉语共同语读书音与说话音并存，并不是一定要将说话音排斥在官话语音之外。但此说影响甚大，后来的不少学者在论及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官话语音和读书音之间划上等号。

1.1.1.2　共同语标准音说

　　此说学界又有读书音与口语标准音说、南音北音说之分。
　　读书音与口语标准音说认为官话语音是当时的共同语标准音，不仅包括读书音，也要包括口语音。如李新魁(1980)先是说：“明代人除把当时的共同语标准音称为雅音、正音之外，还称为汉音、官话、官音。”意谓官话语音即共同语标准音。进而又说：“汉语的共同语一直存在两套读音的标准，书面语的标准音就是历代相传的读书音，……而口语的标准音就一直以中原地区的河洛音（一般称之为“中州音”）为标准。两者在语音系统上没有大的出入，只是在某些具体的字音上，口语的说法与书面语的读法不完全一致。”

　　南音、北音说的来源可以追溯到高静亭。在《正音撮要》卷四中，他说：“除各处乡谈、土语，习俗侏漓不计外，其能通行者，是谓官话。既为官话，何以有南北之称？盖话虽通晓，其中音、声、韵仍有互异，同者十之五六，不同者十之三四。”所谓“音、声、韵仍有互异……”，正是说官话语音尚有南北之分。但联系到高氏又把“正音”、“正字音”叫作官话，可见其所谓官话既包括了共同语读书音，又包括了共同语口语音（即口语标准音），特点则在于将共同语口语音再区分出南音、北音。岩田宪幸(1994)全面继承发展了此说认为，“正音和北音、南音是层次不同的概念。正音就是从规范观点来说应有的字音形式，不是就某一个地方的实际发音而言。北音和南音则分别都指正音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是实际发音。”而麦耘(1991)也注意到“近代汉语共同语音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在全国各地都平衡发展的体系”，“具有-m尾的是流行于南方的共同语音，可以称为‘共同语音南支’，没有-m尾是‘共同语音北支’，为流行于北方的共同语音”。又如李新魁(1997)也认为“近代共同语中”“有南音与北音之别”，并就李新魁(1980)论点进一步申说，“照理来说，共同语的语音既然以中州音为标准或代表，就不会在共同语音之中再有分歧……然而由于汉语所通用的地域甚是广大，而且有长期以来存在分歧的两大类方言即南音与北音的背景，各地人民在使用共同语时，就不可能不受自身方言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北音、南音说只是对共同语口语音的进一步分析或必要补充，与读书音与口语标准音说没有矛盾。

1.1.2　对明清官话基础方音的不同定性

　　较之对明清官话语音的不同定性，见解也存在分歧。上世纪初，由于对汉语方言尚缺乏深入了解，当时的学者只能笼统地认为官话语音的基础方音就是北方话或北京话语音。如钱玄同(1999:8)说到所谓“普通音”实为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及江苏、安徽北部之音……（此类之音，泛称可曰‘北音’）”，“即俗称‘官话’者是”。钱氏(1931)又说：“官音本是北平音，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韵》即用此音；明之官韵书以《中原音韵》为蓝本，故亦以此音为根据。”但近年来学者们已逐渐认识到，东晋以后，至迟从宋代开始，官话方言就已明确区分为南北两系。南系大致分布在现代江淮官话地区（也可以说现代江淮官话就是现代的南系官话方言），其它地区的官话方言则一般属于北系。由此便又牵涉到钱氏以后官话基础方音定性的分歧。而分歧的产生，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官话语音的不同定性。

1.1.2.1　统一方音基础说

　　持此说者对明清官话语音不加分解，认为有统一的方音基础，但究竟是哪一系官话方音，又有认识分歧。归纳起来有北系官话方音说、南系官话方音说、折衷南北两系官话方音说几种说法。
　　第一种是北系官话方音说，它还可以细分为：北京音说、中州音说和华北平原上的方言说。
　　北京音说如罗常培(1930)论及“明末的官话”，认为“当时的国都既在北平，因为政治上的关系不得不以所谓'Mandarin'也者当作正音”。胡明扬(1963)也说：“从《谚解》的应用性质来看，对音所反映的应该是当时中国的标准音，并且是口语，很可能是北京音。”
　　中州音说，见前引李新魁(1980)。李先生的说法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并不排斥官话基础方音还可以有“南音与北音的背景”，二是主要针对上述北京音说而言，强调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北京音才逐渐上升为正音”。
　　华北平原上的方言说，耿振生(1992:122)认为，“我觉得官话的基础似乎不会限在一个方言点上”，“但是要说北方话就是官话的基础方言，又嫌过于笼统……真正作为全国官话基础方言的只是北方话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应该是华北平原上的方言。”
　　第二种是南系官话方音说。也可细分为：南京音说和江淮方言说。
　　南京音说，如远藤光晓(1984)称，“我认为《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右侧音反映的是来自南京而当时通行于北京一带的官话。当然，这个设想还需要由今后大量的研究来检验。”又如鲁国尧(1994)也认为，“南京话在明代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地位，或许即为官话的基础方言”。他在为此文所作的后记中还说，“当时的南京话就是地道的中国话，换言之，就是当时官话的基础方言，是明末标准官话的代表”。其它如薛凤生(1991)、张卫东(1991)、李葆嘉(2000)等也都持类似观点。
　　江淮方言说，如邓兴锋(1992)说：“成为明官话（口语系统）基础方言的正是这种‘综合性’的江淮方言，它可以说是江淮方言的‘最小公倍数’，不妨可以称之为南京型的江淮方言，它是南京话，但它是综合性的江淮方言，这才是它的实质。”俞敏(1984)中的安徽方言说亦可归于此项。
　　第三种是折衷南北两系官话方音说，即如罗常培(1930)所说：“我们可以断定，利、金二氏所据的声音乃是一半折衷各地方言，一半迁就韵书的混合产物。用明代韵书的术语说，我们可以叫它作‘中原雅音’；用近代习用的术语说，也可以叫它作明末‘官话’。”虽然罗先生说的是“折衷各地方言”，但从现在对“利、金二氏所据的声音”的了解看，我们应当将“各地方言”解读为南北两系官话方言。再联系前述也是罗先生的北京音说，我们还可以理解为，那只不过是说在折衷南北两系官话方音时要以北京音为主。

1.1.2.2　各有基础方言说

　　与统一方音说相对的是各有基础方音说。持此说者主张明清官话语音所包含的读书音（共同语读书音）、口语音（共同语口语音），乃至官话北音、南音，它们各有自己的基础方音，不应混为一谈。黎新第(1995a)以为，“近代汉语共同语读书音有‘正音’而无标准音，其基础则赅括了南北两系共同语口语音”。南北两系共同语口语音的基础则为南北两系官话方音。如张卫东(1998)明确提出“有明一代至清末的汉语官话分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江淮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南京音为标准”。张玉来(1999)虽未明确指出南、北方官话的基础是南北两系官话方言，但也指出了南、北方官话音的区别，正在于具有不同“权威方言”（前者指南京，后者指汴洛、北京等）的特征。此外，如邓兴锋(1992)也隐含明代官话读书音另有方言基础的意思。

1.2　本文的认识

1.2.1　官话语音共同语标准音说比官话语音读书音说更能说明明清官话语音在当时的表现

1.2.1.1 明清官话语音包括“乡音”与“南、北音”，说明明清官话语音并非只是读书音。

　　明清学者的记述分明显示官话语音可以包括“乡音”与“南、北音”。如明张位《问奇集》“各地乡音”条说：“大约江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倘若官话语音等同于读书音，又哪来“乡音”的位置？高静亭《正音撮要》说得更加明白：“余尝经过江南、浙江、河南、两湖地方，一处处方言、土语不同，……惟有经过水陆大码头，那些行户、买卖人都会说官话。但他望他的街坊的人说土话，我们又一句都懂不得了。后来进京住着更奇怪了。街上逛的人多着呢！三五成群，唧唧呱呱打乡谈，不知他说什么。及至看他到店里买东西，他又满嘴官话，北话也有，南话也有，都说得清清楚楚的。”清时日本人吴启太、郑永邦在《官话指南》中也说：“中国话本难懂，各地有各地的乡谈，就是官话通行。我听见人说：官话还分南、北音哪。官话南北腔调儿不同，字也差不多。”

1.2.1.2　北系官话方音说、南系官话方音说和综合南北二系官话方音说说明官话语音并非是读书音

　　意在揭示官话语音的方音基础的北系官话方音说、南系官话方音说和综合南北二系官话方音说，都各有得力证据。这些证据互相冲突，恰可证明明清官话语音并非只是读书音，或只有一个变体。

　　南系官话方音说近来颇受学者重视，其得力证据有：《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刘姓太监赠送南京男孩教庞迪我神父学习纯粹的南京话，而当时神父们要学习的，是整个明帝国通用的口语──官话；《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引录唐通事卢笃三郎的自传：“笃三郎（高朗），弘化四（年）丁未……生于长崎港……，卢家因当唐通事，跟郑干辅……诸先生学支那话（支那南京话）。”（六角恒广1992:273）；考察《西儒耳目资》音系和现代江淮官话音系，在足以构成音系特征的声、韵、调及声韵配合上，二者都诸多一致（参见张卫东1991）。

　　北系官话方音说同样有得力证据：宋濂在为《洪武正韵》所作序中，称该书“复恐拘于方言”，“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吕坤《交泰韵》称“河洛不南不北，当天地之中，为声气之萃，我朝《正韵》，皆取裁焉”，吕氏所作韵图，亦“准中原之雅音”；丁锋(1995)研究明代的三种琉汉对音后，“注意到它与官话的北京音有一些相同点，包括声母：十九母，中古疑微二母演变成零声母；韵母：入声消失，无寒山桓欢对立”，并进一步认为：“琉汉对音音系没有显示与《西儒耳目资》等官话的南京音系相近的特点。”蔡瑛纯(1999)研究15世纪到19世纪朝鲜朝的对译汉音资料，也得出结论说：“南京音、徐州音与译音的差距较大，显然不可能是它们基础方言，洛阳音与北京音的可能性较大”，“译音与现代官话方言中的北京音与洛阳音关系最为密切。”折衷南北二系官话方音说的得力证据可以利、金二氏所著为例。无论是《程氏墨苑》中四篇利玛窦注音或是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显示的官话语音，都带有明显的综合两系官话方音的性质。单说后者，金书音系中前后鼻尾不混，有独立的“儿”韵母，同时又保留入声，保留疑、微二母，寒山桓欢尚有对立（陆志韦1947b）。而在当时南系官话方音中前后鼻尾有混，“儿”韵母未见独立；在当时北系官话方音中则入声基本消失，疑、微二母并入其它声母，寒山桓欢没有对立。又如反映清代后期官话语音的罗马字《官话新约全书》音系，也表现出综合当时南北两系官话方音的特点。用它和李汝珍《李氏音鉴》所反映的北京音比较，《官话新约全书》精、见组声母基本上还没有腭化、保留入声韵和入声调，而这与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所反映的南京音正好相同；用它和《古今中外音韵通例》反映的南京音比较，《官话新约全书》n、l有别，有hs（接近[ɕ]声母，前后鼻韵尾不混，又与《李氏音鉴》反映的北京音正好相同（杨亦鸣1992、叶宝奎1994a）。

1.2.1.3　韵学著作中体现出官话语音有多种面貌说明官话语音并非只是读书音

　　如果明清官话语音等同于读书音或只有一个变体，而官话是全国通行的，官话语音就应当具有相同面貌。但在同是以官话或正音、正韵标榜的明清时期的音韵著作中，却至少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面貌。具有综合或折衷南北两系官话方音面貌的已如上举《西儒耳目资》和《李氏音鉴》，主要以南系或北系官话方音为基础，因而呈现出基本近似其中一系方音面貌的著作也不鲜见。基本近似南系官话方音的，明代如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音系，多半与《西儒耳目资》一致，但前后鼻尾相混，也没有独立的“儿”韵母（杨福绵1995）；清代如现存琉球官话课本所记录的音系，具有阴、阳、上、去、入五调，仅古见组声母细音腭化，平舌和翘舌不分，前后鼻尾相混等特点（濑户口律子1994），都是当时北系官话方音所没有的。基本近似北系官话方音的，明代如《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入声消失，疑、微二母并入其它声母，已有独立“儿”韵母，寒山桓欢没有对立（陆志韦1947a）；清代如《官话萃珍》音系只有阴、阳、上、去四调，古精见二组细音皆已腭化，平舌、翘舌和前后鼻尾分别不混（耿振生1992:178-179），这些特点又都是当时南系官话方音所没有的。

1.2.2　对明清官话语音共同语标准音说及变体各有基础方音说的检讨

　　本文赞同明清官话共同语标准音说，意思是赞同明清官话语音就是当时的共同语语音，至于是否应当称作标准音，尚可另作讨论。本文也赞同它的各个变体各有基础方音的见解，但同时也认为其中两个问题，尚有检讨的必要。

1.2.2.1　明清官话读书音有两个层次、三个类别

　　明清官话口语音区分南北二系，明清官话读书音也未必单一。正如罗常培(1930)所言，官话读书音综合了当时南北两系官话方音的特点。黎新第(1995b)的研究也能证实这一点。但同样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反映同一时期的明清官话读书音的音韵资料却又往往面目各异。即以明代的几种官话读书音为例。
　　下面是这几种读书音声韵调特点的比较：（注：《洪武正韵》语音特点据李新魁等(1993)、叶宝奎(1994b)，《韵略易通》兼采兰茂本和本悟本的语音特点，据张玉来(1997,1999)，《韵略汇通》语音特点据张玉来(1994)。）

　　
　　判定上举三种韵书所反映的音系都属于明代官话读书音系的依据详见本文第二部分。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洪武正韵》和《韵略易通》、《韵略汇通》不同，前者保存了部分前代共同语语音的特点（有疑母、平声不分阴阳、全浊上未变去等），而后者则没有。《韵略易通》和《韵略汇通》又不同，前者更多地显示出当时南方系官话方音的特点（有-m尾韵，-m、-n、-ŋ混，有寒桓之分等），后者则更多地显示出当时北方系官话方音的特点（-m尾并入-n尾，-n、-ŋ不混，寒桓不分等）。据此可以认为，明清官话读书音也并不单一，至少可以下分为两个层次、三个类别。一个层次是拟古音（如《洪武正韵》）与趋时音，另一个层次是趋时音南音（如《韵略易通》）与趋时音北音（如《韵略汇通》）。

1.2.2.2　明清官话语音有普通官话音和地方官话音两个系列

　　存世文献中的明清官话语音是仅仅只有一个系列，还是应当有一主一辅两个系列？现在的普通话有三个级别：相当标准的普通话、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一般的普通话。后二者相对于标准的普通话，允许有程度不同的方言成分，在近代相当于后二者的即为地方官话。在大力推广有着明确标准的普通话、有着各种学习便利的今天，只能讲比较标准的、甚至是只能讲一般的普通话的情形也还相当普遍，由此可以想见，在缺乏现代意义的标准语，也缺乏学习便利的明清时期，地方官话现象一定要比现在还要普遍得多。对此，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例如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与郝兰皋户部论〈尔雅〉书》中说，“尔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正言也”，又说，“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话者也”。

　　再从实际表现看，以表现当时官话（或称雅音、正音、正韵、通韵）为指归的明清时期的韵书、韵图之类留存到现代的为数不少，但呈现出来的语音面貌却鲜有相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应当就是，众多作者自视为标准的官话语音，其实只是有意无意地掺杂了不同方言土语的地方官话音。例如明代的《韵略易通》（本悟本）中的“重韵”被认为表现了当时云南方言的阳声韵母系统（沈建民、杨信川1995，张玉来1997）；《中原雅音》只有三个声调，一部分零声母字派生出一个n声母，便有可能是掺入了当时河北中南部地区方音的特点（邵荣芬1981）；《葡汉辞典》所记录的官话语音中古流摄开口三等来母字读ou，可能是受了广东方音的影响（杨福绵1995）。清代如《黄钟通韵》中的古日母字混入喻母，知组与赀组有相混趋势，反映东北方音特色（耿振生1992:184-185）；《新刻官话汇解便览》里的中古日母和泥母、来母混用，中古轻唇声母f用hu来代替，中古通摄字与宕摄字的音值正好跟官话相反，没有撮口韵的y介音，只能用带i介音的字代替等，就显示其“可能是带一点方言色彩的‘地方官腔’”，或者说“已经有一点媒介闽南话和官话之间的境界语言色彩”（木津佑子2000）。如果此类情形只是个别现象，倒也不必单独为明清地方官话语音另立系列。但即使仅以见于李新魁(1983:227-333)第八章（表现明清时代读书音的等韵图）和第九章（表现明清口语标准音的等韵图）所举68种等韵著作为限，也至少有《声韵会通》、《一日通韵》、《太古元音》、《翻切指掌》、《天籁新韵》、《韵学指南》、《等韵学》、《韵籁》、《黄钟通韵》、《青郊杂着》、《交泰韵》、《等韵简明指掌图》、《韵学大成》、《音声纪元》、《五音正韵万韵图》、《韵法直图》、《山门新语》、《正音通俗表》等18种掺杂有不同程度的不属于官话方音共性的成分（或为吴、赣、客、湘、闽、粤特有的方音成分，或为官话方音中的土音成分）。（注：前8种的情形即见李新魁(1983)，后10种的情形见耿振生(1992)。）反过来，从这18种著作包涵的明清官话语音性质看，又既有读书音，又有口语音，既有南音，又有北音。有鉴于此，一则为了凸显明清官话语音不同于普通话语音的性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再则为了给大量具有地方官话性质的明清书面音系一个适当的地位，本文以为有必要为明清地方官话音另立系列，以与同地方官话音相对的普通官话音相辅相成。这样，明清官话语音的全貌即如下所示：

　　
　　所列尽可能吸收了共同语标准音说的合理成分。张玉来(1999)另列“普通话”一类和读书音、口语音并立。此类和读书音的不同仅在于包涵前代共同语音类特征有多有少，因此完全可以和读书音合并，认为它是介于本文所称的拟古音和趋时音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

2　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的检测

　　面对复杂纷纭的反映明清时期汉语语音的音韵文献数据，要检测其所反映的语音是不是官话语音，就要看它的基础方音是否属于官话方音。而要检测是不是官话方音，就要看是否具有官话方音的区别特征。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进一步检测作为某个语音系统基础的官话方音是属于南系、北系还是属于南北二系的综合，这又需要了解南北二系官话方音的区别特征。
　　因此，从理论上说，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都分别需要检测，但从实际操作看，需要的就只是确定官话方音及其下属南北二系的区别特征，然后就可以判定某个方音是否可以构成明清官话语音的基础，依据这些区别特征再辅之以其它条件，也就可以测定一种明清音韵数据反映的是不是官话语音，如果是，又是何种性质的官话语音。

2.1　是不是明清官话方音以及是南系官话方音还是北系官话方音的检测

　　薛凤生(1986:108)列举了10条体现官话方言共通性的“测验条例”：（甲）全浊上声字之改读去声，（乙）全浊声母之清化；（丙）二等韵喉牙音之腭化；（丁）“梗、曾”两摄阳声字之合韵；（戊）“支思”韵之形成；（己）闭口韵之变为抵腭；（庚）入声变读与消失；（辛）儿化韵之出现；（壬）卷舌音声母后腭化介音之消失；（癸）尖团音之混合。薛先生(1986:108)还说：“这十个条例实际上代表汉语史中十个重要的音变”。“为了确定某一方言是否算官话，也许前五条或六条就够了，余下的几条也许可以作为官话次方言的分类标准”。从现在对明代官话方音的了解看，大致可以拿上述甲、乙、丁、戊四条作为当时官话方音和非官话方音的区别特征。清代官话方音的共同特点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己。

　　至于官话方音南北两系的区别特征，黎新第(1995b)曾有过探索，亦列举要点如下。明代：（甲）无独立入声否；（乙）古寒合与桓相混否；（丙）前后鼻尾不混否；（丁）独立的“儿”韵母形成否；（戊）古庄组字较少混入精组否。是的一方为北系，否的一方为南系。到清代中后期南北两系官话方音的区别特征还可以考虑再加上两条：（己）不分尖团否；（庚）泥来不混否。

2.2　是何种明清官话语音的检测

　　设A为明清时期官话方音的共性，B为明清时期南系官话方音特征，C为明清时期北系官话方音特征，D为前代汉语共同语的语音特征，E为当时非官话方音成分或官话方音中的土音成分。试列“明清官话语音检测表”如下：

　　

　　留存到现代的明清时期的音韵资料中往往包含着程度不等的人为因素（如表现上古音的成分和阴阳数术之类），这在进行上述检测前需要先行剔除。上述检测标准和定性也未必完全恰当。但无论如何，我们对明清官话语音及其基础方音的认识正在从笼统模糊走向层次分明，从相互抵牾走向统一有序，有希望愈来愈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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