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超越近现代的文字──重新审视语音与文字的关系

霜叶红

作者：寺尾 智史 (Satoshi TERAO)* 来源：华语桥

1. 引言

    以所谓的“发展史观”来回顾过去，“近代”+ 也许能称为当今全球化的萌芽期和准备阶段。从19世纪中叶起，东亚地区的“近世”，被卷入了一个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近代”洪流之中。东亚地区的“近世”曾经与西方保持着明显距离，各地有着各自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但这种状态随着全球化的先锋 ——“近代”的到来而土崩瓦解，地域社会的形态被迫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从那时起，直到如今，西方就成了现代化及全球化的主导者、评估者和受益人。在东亚地区，对于现代化进程起着先导作用的，在东北亚有俄国的影响，在中南半岛有法国的影响，但在整体上，英 美两国始终在外交、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产生着强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本应是东亚历史主角的原有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则被动地接受了这些影响。在这种形势下，东亚的能人志士们无不埋头努力学习西方的语言（尤其是英语），这一风潮至今方兴未艾。

    西周1、津田仙 2是较早学习英语的日本人，他们开始学英语是很偶然的。让他们开始认真学习英语的是一段小插曲，他们读到“standard”（标准，在谈论语言时也作“标准语”解）这个单词时，理解上碰了壁。高梨 (1985) 这样描写当时3的情形：

津田仙与舍友西周，一同用Picard4英 荷词典学习英语。一天，他们在英文文献中看到了下面这个句子，其义不明，打坐半日，百思不得其解。

    The dialect differs from the standard.（方言与标准语是不同的）

    二人不理解句中出现的standard的词义。词典上的解释为「フラグ」5，意为“旗帜”，也可译作“司令部”，但他们没想到这个词还有“标准语”的意思。于是，津田进入伊东贯斋（医生，曾经在下田师从美国领事翻译官Heusken6）的私塾，真正开始学习英语。(高梨 1985：23)

    由此可见，至少直至近世为止，日本社会上虽然对“方言”，即语言间的差异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作为语言规范、高于方言的“标准语”的概念还较为生疏。这是为什么呢？

2. 语音与文字（一）：语音与拉丁字母

    笔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欧洲、特别是欧盟周边地区的小语言保护运动的渊源及其历史。研究过程中时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规范”，即应该把哪种形式、变体 (variant) 作为标准。

    在小语言保护运动中，同样也会遇到这一难题。这时，往往会出现如下的结果：如果能成功获得“规范”“标准”头衔的分支，作为整个语言的代表就得以延续；要不就是在“标准”问题上无所定论，语言本身与保护运动一起消亡。其结局，二者必居其一。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小语言。回顾欧洲各国看似一一对应的“标准语”（=国家语言/国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许多小语言保护运动中“国家标准语”发展的老路。

    欧洲语言中对待“标准语”的这种极为程式化、常识化的态度，与身处东亚社会的西周、津田仙先前的疑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W.J. Ong (翁) 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Ong: 1982) 一书中，对语言文化的两大要素——语音与文字之间划出了明确界线。然而，在Ong本人也置身在内的、以拉丁字母（下文简称“字母”）为代表的表音文字7文化圈的人们心中，“语音与文字的界线”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样分明，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多重的从属关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表音文字、尤其是拉丁字母等把语音分解为元音和辅音来进行标记的文字，其本质就是企图“复制语音”。

    录音技术产生于19世纪末8，在此之前的人类历史中，语音只能被处于共时环境中的听者（且有听觉能力的人）所感知。人们无法将音色、音量等与声音相关的信息原封不动地记录到纸上，便尝试着通过主观判断，将王公贵族、执政者等权威人群的“语音”转换为有历时性、规范性的载体。字母就是在这种尝试中诞生的，换句话说，字母可谓是“侍奉权威语音的奴仆”。 从公元前3世纪字母盛行于古罗马，至1492年西方出现了拉丁语以外的、被称为“俗语”的语言的语法书9，这1700多年中，字母一直都是古罗马的语言——拉丁语的奴仆。也就是说，字母是记录作为规范的古罗马语音的手段，长期以“语音化身”的形式，君临于西方的语言文化之上。

    “俗语”的发展，打破这种局面。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等同属俗语之列，这些语言要与权威、专制的拉丁语抗衡，必须具备强大的实力和名正言顺的理由。支持、维护它的，正是那些逐步确立了绝对王权的王室，以及在交易中积累了庞大财富的巨商。再加上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15世纪中叶）及其普及，也适时地为确立standard（标准）、即“标准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极其有限的少数“俗语”幸运地具备了上述条件，处于领军地位之时，便纷纷开始效仿拉丁语的“成功模式”。知识和经验告诉他们，要想成为“规范语言”凌驾于他人之上，只有像拉丁语那样，运用字母，使语音可视化、可复制，实现“语音与文字一体化”。为了进一步为自己的俗语的权威性涂脂抹粉，还必须捏造许多口语中不用的、装腔作势的“虚构语音”，并将其形式化、标准化。

    然而，众多没有获得支持维护者的语言，其结局又如何呢？这些语言未被文字化、未转化为字母的形式，仅仅被口头传承，处于毫无防卫的境地，存亡只能听人摆布10。当然，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少数语言得以传承至今，则完全是因为当权者的懈怠，以致那些“幸运的俗语”没有能广为普及的“负面结果”而已。  

3. 语音与文字（二）：语音与汉字

    上面说到，字母是迎合“权威性语言”，为其代言的不完备的播放工具。那么，“语音与汉字”的关系又如何呢？

    汉字向来被称为“表意文字”。倘若如此，“语音与汉字”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汉字与语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公元100年前后) 确立的汉字的基本分类（六书），在中华大地创制的汉字中，“形声字”占了绝大多数，这里就出现了“声”（语音）。“形声”字主要来源于象形文字，由表示意义范畴的意符——偏旁（形旁，部首）和表示造字时代语音的声旁组合而成。在汉语中，一个汉字原则上对应一个音节（最多两个音节）11。因而近年来，部分学者认为汉字并非表意文字，而是“表词文字”。

    但是，“形声”这一类别的存在，本身也证明汉语与语音并不是一体化的。此外，在中国和日本基础教育阶段中需要掌握的汉字中，象形字和会意字的比例却反而高一些(鈴木 2007:59)。可见，在汉字习得的初级阶段，“汉字与语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这种对字与音的辨别意识，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依靠听觉的口语和依靠视觉的书面语（即“语音与文字”），本应属于完全不同的语言表达领域 (domain)12。但如前所述，在以字母等表音文字为书面语的社会里，音与字的区别很容易混淆，结果被一种虚幻的观念“语音与文字是一体化的”所迷惑。正因如此，Ong (翁) 于20世纪后期撰写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作为“新视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对于主要学习象形字、会意字的初学汉字者来说，他们实际体会到，“书写”与“说话”本来就不在同一范畴。

    现在，在汉语·华语地区以外，只有日本将汉字用于日常、公用的书面语言，而在日语汉字的使用、习得过程中，“语音”与“文字”的区别尤为明显。日语汉字分为“音读”和“训读”，“音读”、“训读”通常又各有多种读法。亦即一个汉字通常与多个“语音”对应。在这种环境下，要使汉字与发音一一对应，本身就是无稽之谈。

4. 汉字如何能成为超越近现代的文字

    与“字母”相比，“汉字”更能明确的体现出“文字”与“语音”的区别。这一特性与“通向未来”有什么关系呢？

    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既定事实13，无论“标准”的功能优劣，凡事都必须有一个世界标准 (global standard) 来管辖。在语言方面，英语正在逐渐占据“世界标准”的地位。

    在西欧“近代化”的早期，各国还存在明确的国境意识。各国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操纵民众，在国内普及统一的国家语言，国家语言概念也随之逐渐被民众所接受。后来，人们跨越国境往来不再受限制，人们为了各自利益奔走各国，活动范围从一个国家扩展到全世界，使用语言也从自己的国语改为国际通用语言，这样，人们自然而然地开始用起英语来。然而，英语具有复杂的音节结构，有许多非英语母语者难懂的发音，还有不发音的字母和脱离常规的拼写规则等，虽然也是使用字母，但是英语却是以最扭曲的方式来利用的。更麻烦的是，很多以英语为母语者与非母语的英语崇拜者，将这种不完备的声音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体系看作密不可分的东西，并加以绝对化，并严重阻碍了英语以外的语言的传承。不但“无文字的语言”，就连各国的国家语言、公用语言恐怕也难以维系。英语正在将其扭曲的语音标记规则强加于全世界，仿佛是要重现拉丁语在欧洲持续了1700年的统治地位。

    而汉字让初学者切身体会到：文字所提供的视觉信息，其作用是将语音信息与意思联系起来；而视觉信息本身无需对语音信息和意思进行说明、操控。面对“语音必须与文字一一对应”这一蔓延全世界的虚幻观念，汉字能否提供一个指点迷津的解释？在人类活动的基础——语言表达上，汉字能否改变以近代化的名义在国家内部推行“标准语”，而让英语主宰全世界的潮流呢？

    本文开头提到的，西周等人虽然能够理解“dialect”的概念，但对“standard”的意思却百思不得其解。拉丁语统治欧洲 1700年、俗语（石按，指各个俗拉丁语）成为国家语言已经200年，英语在20世纪席卷全球。在这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西方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识：语音与文字应当一体化，要巩固这种一体化体系的权威，必须以“standard”统领语言文化。与之相对，在东亚，直至近世都认为：口语是多样性的，邻居说的话听不懂也没关系，这时只要用意义相通的书面语——汉字进行交流即可。东 西方社会对于人际交流的态度，哪一种是狭隘的特殊思维？哪一种是普遍认识呢？进入21世纪，操作简便的超小型、高性能的IC录音笔等能够记录、播放对话场景的便携式媒体层出不穷，字母这种不完备的、主观的语音记录、播放设备的必要性日趋减弱。从这一意义上说，字母已成为落伍于时代的记述方法。

    但是，在这一背景下，仍然有人担心汉字会因为过于复杂，而不适合国际化的需求。为了解决此问题，汉字的简化、整理工作不可或缺。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不应该根据现代发音滥造“新形声字”。无论是中国的简体字，还是日本的新字体，即便“部首”（形旁）的笔画有所减少，一般也不会影响对本来字形的想象。这种变化对汉字普及具有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声旁的变化，则会妨碍使用者对汉字原有发音的推测，这种声旁的变化在简体字、新字体中均有发生。此外，在简体字中，如“機”变为“机”、“幹”变为“干”，单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是用本来意思完全不同的汉字取代了原有的汉字。这种变化势必破环中 日之间汉字的通用性，减弱汉字的优势14。笔者认为：在简化部首的同时，不应根据现代发音盲目地改变声旁；在精简汉字笔画时，应该确保能由此推测出旧体字（繁体字）的字形。

    另一方面，在当今全球化环境下，如果仅仅把汉字普及的目标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汉字文化圈，可能被圈外的人把汉字视为只有本区域内部的人才能理解的暗号，看作特殊性和怀旧主义15的代表。要考察汉字在全世界的发展、普及、评价，就必须把拘泥于传统而致使改革趋于停滞的各国国内的汉字问题，以及东亚各国在汉字互通化问题上“总体赞成、个别反对”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与汉字在东亚地区以外的国际舞台使用、推广等问题区别开来加以考虑。

    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今天，诸多国家已经离不开东亚各国的产品或援助。从经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这正是汉字向世界普及的大好机会。虽说从保护语言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汉字的普及有其自身价值16，但汉字能否普及，最终取决于学习汉字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政治价值（有时表现为救济性恩惠带来的宗教价值），而不是汉字本身的特征和优点。汉字的学习要花费一定时间，要激发学习汉字的欲望，必须让学习者尝到“甜头”，应当从经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策划和管理。

    回顾汉字在亚洲普及的岁月，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长安的光辉、儒教·佛教文化、礼法观念等作为在亚洲各地“普及汉字的实质性载体”，曾散发无穷的魅力。与之相比，当今的东亚经济也毫不逊色。在这样的大好时机下，倘若将东亚的经济·文化这些载体（软实力）与汉字分割开来，一味的凭借罗马字、拼音来开展日语 标准语 或 汉语 普通话 的会话教育，无非就是在重走“英语国际化”的老路。在国际化的社会里，总是先行者掌握主动权。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跟着先行者（英语教师）亦步亦趋的话，最终必定是徒劳无功。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文化多样性、弱者的生活为代价的、极不平衡的发展历程。借用字母，步“英语国际化”后尘，恐怕难以改变现状迈向未来。

    近年来，中 日 韩的一些大企业为了顺应以英语为中心的国际化趋势，纷纷将汉字（或是假名、韩文）的商标甚至是公司名称都改用字母了。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正是将汉字等东亚文字作为商标在全世界普及、东亚的文字文化在全世界推广的大好时机。东亚的文字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并不像欧洲过去的语言政策那样充斥着功利性和利己主义。防止一味地将东亚文字转化为字母，与跟不上时代的“扭曲的不完备的语音标记”的强烈攻势进行抗衡，有助于保护那些“没有文字的”少数语言，维护世界各地语言的多样性，也是利他主义的一种间接表现。

    人们常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希望汉字文化的发展不要单纯地效仿西方，愿其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赢得高度评价，长期繁荣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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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作者：寺尾智史先生，日本 神戸大学大学院 国際文化学研究科助教

本文译者： 张林 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译校者： 石汝杰 先生

原作者说明：原稿“近代を乘り越える文字としての漢字——声と文字の相関再檢討”发表于2010年10月在韩国忠北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中日韩国际学术会议·现代化社会与交流技巧——全球化与汉字文化圈的语言”[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韩国研究财团 (NRF) 的“两国研讨会扶持项目”]。本文根据发言内容进行了修改。特此感谢对本文提出宝贵意见的熊本学园大学石汝杰教授，以及承担中文翻译工作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张林同学。

+ 编注：日语“近代”兼有汉语“近代、现代”的含义。

1. 西周 (Nishi Amane,1829-1897)，幕末、明治时期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思想家、启蒙运动家。创造了“科学”“艺术”“哲学”等大量外来语的译词，同时著有倡导用罗马字书写日语的「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以洋字书写国语论) (1874年)。

2. 津田仙 (Tsuda Sen,1837-1908)，幕末、明治时期的农学家、教育学家、基督教慈善运动家。其女津田梅子是津田塾大学的创始人。

3. 19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1856年幕府开设“蕃书调所”(石按，是洋学的教育研究机构,后来又改称“洋书调所”等。据《広辞苑》)，1860年，将正课由荷兰语改为英语。

4. H. Picard (ed.), A New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Dutch Languages (1843)，在其本国 (不是日本)，自初版以来，仅19世纪就再版七次，足见其作为小型词典的普及程度。也正由于是袖珍词典的缘故，它的权威性未受到知识阶层的肯定。另一方面，该词典对于幕府末年“兰学”向“英学”的转换起了很大作用。洋书调所发行的日本第一部自行编纂印刷的字典《英和对译袖珍词典》(1862年)，就是以它的第二版 (1857年发行) 为底本的。

5. vlag (荷兰语)，即英语的 flag。

6. Henry Conrad Joannes Heusken (1832-1861)，美国人，出生于荷兰。曾担任美国第一代公使哈里斯 (Townsend Harris，任期 1859-1962) 的翻译。在江户遭萨摩藩士袭击身亡，著有『ヒュースケン日本日記』（ Heusken 日本日记)。

7. 以字母为代表的，一般被称为“表音文字”的文字群，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语音的文字化。而英语中存在“无声字母”(例如 sigh (sái) 中的‘gh’) 这样不发音、或者同时有几种发音的字母，这里称之为“语音类”文字。

8. 一般认为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是声音记录的开始。声音记录比影像记录 (照片于出现1825年前后) 大约晚了半个世纪。

9. Elio Antonio de Nebrija 著《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卡斯蒂利亚语语法) ，1492年。

10. “语音”中有可能与文字结合的“权威性声音”，是历时性的，即因具备普遍意义而得以延续。通常被视为索绪尔所说的“语言”(langue)。另一方面，没有权威性的语音极少被文字化，不被重视，其地位逐渐低下。这样一来，原本应当被认定为“语言”的口传文学，当没有被“发现”、也得不到评价时，将淹没在“言语”(parole) 中，失去传承下去的机会。

11. 也叫做“谐声”。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指造字时的发音。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音和声调，常常出现偏离原本的“语音”的现象。反过来说，在指导现代汉语 普通话发音时，无法利用汉字来说明。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将“汉字国际化”与“普通话国际化”混同起来的原因。

12. 另外，从保护语言多样性的角度来说，运用触觉（例如广为应用的盲文）和（相对于依赖纸张、电脑画面等狭义视野视觉的文字语言来说的）广义视野视觉（例如手语，手势等）等的语言表达，应当受到关注。

13. de facto (standard). 事实上的 (标准)。

14. 汉字的存在意义在于，一个意思能与多个发音对应。而在汉字简化过程中，为迎合现代标准音（中国的普通话，日本的标准语），将重点放在“形声”上，汉字与字母的差异越来越小，汉字字母（拉丁化拼音）或者假名将以更快的速度来取代汉字。Ong (翁)曾说过“如果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掌握了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的普通话（更准确的说是一种“方言”），毫无疑问，汉字将马上就能被替换成拉丁字母。”(Ong (翁) 1991:184)。能为这一议论作印证的是，中国某些废除汉字论者也把消灭汉字、促进拉丁化的关键归结于普通话的普及。

15.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近年来在日本兴起的“汉字测试热”。尤其是难度在二级以上的考试内容多偏向于现在很少使用的代用字（“当て字”）、难读字、复杂汉字等的读写，这些近似于玄学的内容。而作为汉字使用者，却忽略了汉字的权威性、汉字量的使用限制等必须思考的问题。其结果无非是助长了“汉字是非民主的东西”等来自日本社会语言学界的责难。

16. [原文没有这条注。本注是原作者特为中译本所加的。] 哲学家莱布尼茨 (1646-1716年) 作为汉字文化圈以外的学者，率先倡导发挥汉字的特性。但是在近世（近代初期）的欧洲，由于无法掌握汉字的全貌，莱布尼茨最终放弃了将汉字作为欧洲的普遍性记述体系的想法。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信息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欧洲一直采用统一教材的“看图释义教育”，引发了莱布尼茨对普遍性语言的探求，他的这种思想在柴门霍夫 (1859-1917年) 的世界语方案中得到了继承和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