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语文工作(5/5)

湘里妹子

作者：宋柏尧  
选自《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北京
来源： http://fhpi.yingkou.net.cn/bbs/1951/messages/10564.html      
      
  
       3.抗日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广泛建立“新文字学会分会”“新文字小组”，积极开办新文字讲习班、研究班、学习班、训练班等约150期。培训了一批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
        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在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这一工作。他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热情宣传和推广新文字。难民称颂他是“孤岛上文盲大众的救星”。语文学家陈望道当时也积极支持这项工作。
        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迁至武汉。部分新文字工作者也云集武汉，于1938年1月组成武汉新文字教育促进会，与抗战教育促进会联合举办新文字研究班，宣传、推广新文字。
        1938年3月，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拉丁化的全文，认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正式宣布了拉丁化解禁。同月，在汉口的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叶籁士、焦风等与国语罗马字宣传者王玉川等交换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得出共同结论，使拉丁化新文字宣传者和国语罗马字宣传者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促进了语文联合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1937至1938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广州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出版陈原编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新文字研究》创刊。5月，广州新文字书店出版《广州话新文字检字》。
        1938年1月，广东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制定了《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1938年年底，广州失陷，华南新文字运动中心转移到香港。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海语言教育学会寄去由陈望道起草的“请试验拉丁化以期早日扫除文盲”的提案，呼吁在国语区和方言区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
        1939年，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张一麟、黄炎培、邹韬奋等13人在会上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提案中说，要扫除文盲，则要用“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即不费时、不费财、不费力的拉丁化新文字”。同年9月，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化除全国文盲。1940年3月，在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黄炎培等10位参政员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扫盲问题询问案一件，要求“召集有经验之新文字专家，开一讨论会，实验已往成绩，以达全民总动员之速效”。但教育部拒绝实验新文字，新文字运动在重庆无大发展。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人民抗战的重要根据地，革命的中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文字得到了边区民主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出版新文字刊物《抗战到底》，举办讲习班，边区教育厅负责人徐特立亲自编写新文字课本，亲自教授新文字。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
        1940年 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源泉。” 1月15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接着又发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他在文章中论述了文字产生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指出汉字改革必须走拉丁化、国际化的道路；同时指出，研究汉字改革、制订拼音方案必须尊重语言的科学性、逻辑性、历史性；还指出文字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靠行政命令去实现，而必须长期不懈地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1940年11月，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年间中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仍然很落后的原因，认为除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汉字的难于学习，确是最大的原因之一”，指出：“拉丁化的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新文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

        在“缘起”上署名的发起人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罗迈（李维汉）、艾思奇、茅盾、周扬、肖三、丁玲、田军、吴亮平、杨松、张仲实、胡乔木、默涵……等99人。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邓发、任弼时、李富春、高岗、肖劲光、王震、陈伯达、张鼎丞、范文澜、何思敬、张庚、肖向荣、傅连璋、董纯才……等52人。
        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1）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2）从1941年1月1日起，一切上下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用汉字写同样有效；（3）从1941年1月1日起，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布告，一律新文字与汉字并用。
        194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发布《新施政纲领》，其中第14条规定：“要使边区的人民人人都识字，就必须积极推行边区过去消灭文盲的办法，就必须大力的推行新文字……”。
        1941年12月7日至9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
        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解放区也推行新文字。

            4.解放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1945年9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创刊，先后发表了周建人、吕叔湘、郭绍虞、倪海曙等人宣传拼音文字优越性和必要性的文章。
        1946年7月，《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
        1947年3月2日，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在上海成立。
        1949年春，倪海曙编辑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共收论文150篇，60多万字，16开本，582页）和《鲁迅论语文改革》（三辑）先后在上海出版。随后不久，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华北大学重印出版。
        1949年7月，周建人、陈望道、倪海曙等68人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案，要求文艺作品语言口语化，并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写作和翻译。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和新中国即将诞生，人们预见到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大普及。怎样使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基本群众迅速掌握文化，汉字改革问题——汉字拼音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二　简化汉字运动

            （一）历史上的汉字简化现象。

        汉字经历过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到隶书、楷书以及草书、行书等字形演变，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简化。
        据不完全统计，太平天国采用的简体字约有一百多个，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已被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方案》采用。

            （二）清末开始提倡俗体字

        虽然历代都有简体字在民间流行，但把简体字作为正统文字（正体字）来用的主张，却是到了清末才有人提出来。1909年，清末学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

            （三）“五四”以后的简化字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与国语罗马字运动兴起的同时，简化字运动也得到发展。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  
        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四次大会。
        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的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他赞扬钱玄同等提出的简化汉字的主张。
        1934年出版了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和徐则敏的《500俗字表》。
        1935年，钱玄同还主编了《简化字谱》草稿，收字2400多字。

            （四）三十年代的手头字运动

        三十年代，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大众语运动相互配合而蓬勃发展的时候，简化字运动也进入了群众实际推行阶段。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选定第一批手头字300个，2月间由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5个杂志社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4445字），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实验。同年11月，陈光尧的《常用简字表》（3150字）出版。1937年5月，字体研究会发表了《简体字表》第一表（约1700字）。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简体字运动的发展主要在当时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采用和创造了许多简化字。这些简化字随着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流行到全国各地，被称为“解放字”。

                              三　白话文运动

            （一）历史上的白话文

        白话文是一种民间文学的文体，它和古代正统的古文文体——文言文相对立。白话文的历史，可追溯到唐宋年间。

            （二）清末开始提倡言文一致

        清朝继承了明朝“复古”的传统，白话文仍不受重视，但是白话文并不因此而停顿，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发展。以漂亮的北京口语写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也是在这时候问世的。

        清末，维新运动时期，虽然在改良主义者中出现了文言一致、提倡白话的呼声，但是他们多数提倡白话而不反对文言，或者主张书报可以采用通俗的白话，文学仍然维系文言文。

            （三）“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
        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人响应。
        钱玄同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发表《寄陈独秀》，表示赞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1918年5月，《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五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白话诗作也增多了，并出现了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代表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作品。
        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第一次大会。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1920年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
        至此，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较显著的效果。“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文体改革上是一个革命，而且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促进了新文学运动和国语统一运动以及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

           （四）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确实使文学和人民大众大大地接近了一步。其实，大众语运动也是白话文运动在三十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大众语的历史功绩主要有两点：一是彻底击败了复兴文言、废止白话的主张，实际上是白话文运动最后的决胜一战，以后再也没有公开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情况出现；二是推动和促进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大规模展开。

                                  四　国语运动

            （一）早期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方言分歧较大的语言之一。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

            （二）清末对“官话”的提倡

        1910年，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最后一年，从“官话”到“国语”的概念更加明确了，资政院议员江谦等32人曾联名就清政府的学部在奏折中所提到的“国语教育事项”的说法提出质询，要求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这个提案为统一国语提出了很具体的措施。

            （三）民国初年的读音统一会

        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成立，召开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会上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6500个汉字的国定读音，称做“国音”。

            （四）“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

        为了解决国语统一问题，1916年8月，北京的教育界人士86人组成了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
        1917年，国语研究会委托黎锦熙拟定了一个《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详尽地规定了音韵、词类、语法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计划。
        1918年，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宗旨。
        1919年4月21日，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革新思想成为社会的主要潮流，国语和白话的推行，就更加顺利了。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了国语辞典委员会，主持国语辞典的编纂工作；1923年改为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扩大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1932年，出版了《国音常用字汇》；1937年出版了《国语辞典》。
        “五四”以后的国语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五）三十年代提倡普通话

        1931年，普通话的问题提出来了。
        1934年，兴起大众语运动。经过了一场大讨论，对普通话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即普通话是以一种流行最广的方言为基础的，习惯上全国各地共同使用的，大众能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的人民大众的口语，它是更具有普遍性的“国语”和更接近人民口语的白话文。
        随着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的发展，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宣传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开展，普通话获得广泛的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