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新景观——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

虎子

作者: 乔以钢 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http://www.univs.cn/univs/hust/content.php?id=101118

在谈论这一话题之前，有必要先简单说一下几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关于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提到"女性文学"，人们有不同理解，甚至从根本上怀疑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为什么要提出女性文学? 何不来个男性文学? 有的女作家对称自己为"女作家"也很反感。60年前，有人编《女作家》杂志时，就遇到过这样的诘难。其实，女人并不怎么乐意把自己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也不认为在社会角色前冠以"女"字是什么殊荣。女性之成为问题，之有"三八"，是女性的不幸，而不是优厚待遇。丁玲1942年在《"三八"节有感》中就说："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来呢?"妇女的不幸感当然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这里，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对女性文学的不同理解：(1)指以女性作家为主体所创作的一切文学。(2)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妇女生活题材的作品。即："只要是出自女性手笔，描写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均可看作妇女文学。"或指女作家所写的具有女性意识、反映女性情感、表现女性生活的文学。(3)指一切具有妇女意识的作家作品。这种观点认为，夏绿蒂·勃特朗的《简·爱》固然是女性文学，而托尔斯泰、劳伦斯的一些思考女性命运的作品也可纳入这一范畴。也就是说，凡是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怨、抗争的作品，不论作者性别如何，均可视为妇女文学。反之，如果没有反映女性意识，即使作者是女性，也不可纳入女性文学。(4)指女作家的所有文本及一切关于妇女的文学作品，即妇女的和关于妇女的文学。
　　在我国，较常见的是以女作家作为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也就是取上述第一种理解。这样的划分容易把握，显然有它的便利之处。然而，近些年，女权主义批评和一些女作家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女性文学应规范在对传统男权文化的否定以及对妇女解放的弘扬这一特定的思想框架之内。如果一味地过分强调作家性别，容易蹈入男权文化的女性性别角色的窠臼。就像用各种女性形象和姿态作为书刊封面和广告画面以招徕观众、赢得商业利益一样，文学作品的写作和出版也常表现出对女性非正常的兴趣，有的明显带有贩卖男权文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的色彩，是迎合男权主义趣味和心理的。此外，由于传统的理解直接将作家的性别视为研究的决定性因素，这便妨碍了对女性文学文本的直接介入和发掘。
　　我们认为，女性文学的概念可以讨论，界定过宽或过窄均有弊端。需要考虑如何既避免对具体作品的基本认识过于含糊，不易判别、把握；也有利于对女性文本的全面研究。如能恰当区分妇女文学、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或有助于概念的清晰。比如，凡女作家创作均属于妇女文学；女作家所写的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品为女性文学；不论作者性别，凡探讨妇女问题、表现女性立场和情感的，为女性主义文学。

　　再谈第二点，关于西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起源于改变妇女现存生活状况的愿望和要求，它与各种变革现实的革命和行动都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自身的独立性：它号召妇女在尚未完全实现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它特别注重文化大批判，认为在妇女应该做什么和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上，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扭转了社会的态度，角色和身份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女权运动以性别路线为基本的出发点，首先把全体女性假定为统一的受支配群体，并将其与男性群体对立起来。但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把每一个具体的男人视同敌人。这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它提倡用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并进而重新审视现存知识领域内各种定论的可靠性。它揭示学术研究对妇女问题的忽视，重新发现和评价妇女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力图树立女性视角的地位，最终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支配一切的局面。从今天的趋势看，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影响已在现代西方的多元文化中发挥出渗透性的活力，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女平等。
　　首先，女权主义者尖锐指出，父权制的性别系统总是有利于男性的个人发展，而不利于女性的个人发展。例如，属于男性的特征代表正面价值，属于女性的特征则代表与之相反的负值。男性刚强，积极进取，富于理性；女性柔顺，消极被动，多愁善感。说一个男人"像个男子汉"时，明显带褒意；说他有"女人气"则含贬意。这样的角色分配显然是从有利于男人支配女人的动机出发的，它使男孩一来到世上就具有一种生存优势，而女孩终其一生要受到极大限制。波伏瓦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
　　其次，女权运动不动用权力，也不抢夺和占有权力，它更倾向于消解权力的压抑，从而获得解放。为了摆脱现存权力体系的控制，女权主义者非常重视妇女的亲身经验和建立女性的话语。指出，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之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妇女没有自己的话语，因而也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重新解释这个世界。一个沉默的群体必然成为被埋没的群体。而当妇女用自己的话语重建现实时，她们就获得了表达个人经验的权利。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是男人创造的，它传达男人的价值，妇女使用男人制造的语言难免要内化男人的价值。有人统计，英语中与女人相关的很多词都有浓厚的性色彩。作为一种系统，语言体现了男女的不平等。有人提出了改革英语的建议，要求废除或修正颂扬男性或污蔑女性的词汇。有人还望文生义地说历史只是"他的故事"(ｈｉｓｔｏｒｙ)，因此要改成"她的故事"(ｈｅｒｓｔｏｒｙ)。但也有人指出，语言本身并无性别差异，研究对象应转向说话的主体。妇女颠覆父权制象征秩序的策略并不在于重造语言，而在于给语言赋予新的意义；不在于正名和命名，而在于偷换概念，制造歧义。比如"女巫""疯女人"等，被她们赋予了新的涵义而不再是令人厌恶的形象。

　　第三，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60年代末随着女权运动在美国的蓬勃开展应运而生的。严格地说，它并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和传承家法，而只是一个文化大批判的联合阵线。在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这杆大旗下，聚集了一大批肤色不同、背景各异的批评家，荟萃了精神分析学、符号学、注释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多种流行的批评方法。女权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性别分析"的文学批评，女性视角和男性靶子构成了它的批评火力网。与正统的(即男性的)文学批评截然不同，它有鲜明的特征：①重新审视和界说妇女文学传统的独特性，发掘失落了的女作家。②揭露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虚假性和欺骗性，重新认识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③揭露男性批评观对女性文学的压制。④揭示女作家的艰难处境。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意义深远，可以说是对文化总体系、总传统的一场大批判、大革命。不过，由于方法论的局限，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一流派缺乏辩证的观点，过分执著于性别路线，把男女二元对立的现象绝对化，矫枉过正，走上极端。许多批评家没有认识到文化结构本身是多元的、开放的、发展变化的，各种论述交织于其中，既对立又"对话"。他们以男女文化涵盖整个传统文化，将本是多元的、复杂的文化看作单一的、连贯的整体--与女性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体，要将它全盘否定、彻底推翻。这种男女二元对立论必然把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导入非此即彼的双重束缚之中，进退维谷。伍尔夫不理解文化是多元的，性别也具有心理、历史、文化、政治的涵义，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另一性别的影响，变成完全的男性或女性。其次，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缺乏历史的观点，不注意历史的因果变化和社会条件，常以19世纪、20世纪的观点去考察历史上的某一事件或作品，或以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18世纪的作品为立论基础来批驳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忽略了时代的差距和文化的不同。
　　总之，女权主义理论和批评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父权制所确立的象征秩序，改变了专业性的思维方式，拓展了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又充满偏执和激进色彩，难免陷入理论和文化的乌托邦，在现实面前总是捉襟见肘、似是而非。它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绝对对立起来，把压迫制度理解成一个必须爆破的碉堡。其实"女人"本身就是父权制的产物，她承受压迫，又寄生于其中。对统治者不满，又与之共谋。仅凭女性愤怒得不到解放，必须把妇女的解放和觉醒置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变革中考虑。


　　在中国，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的文化背景，在20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中，女性文学在严格的意义上几乎并不存在，只是有些作品表现了一定的女性意识。而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间，女性文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这种状况直到新时期才得到根本转变，女性文学形成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然而，直到今天，女性生存的文化氛围仍然是男性中心的。特别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消费女性"现象大量存在，例如一些商业广告中标本式的妙龄女子，又如在男性文本中舞文弄墨把玩女性的现象，再如一位当今有名的青年男性文学评论家的言论："女性、女作家所能贡献给文坛的，最独特的东西是她们的个人生活描写，即隐私性经历。女性本身就处于一种被看的境界。男人要看女人写什么，他们不希望女作家写许多政治、历史，不希望她们对政治、社会有更多的介入与参与，也不希望她们创作出对社会对历史有影响的作品。女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从古到今是处在被看的地位上，尤其是女作家是被看中的被看。"而从女性自身来说，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要说封建传统势力较强大，文化观念上比较落后的地方，就以城市职业妇女而言，在思想观念上也还有许多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中国文坛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开始生长。
　　本世纪上半叶，部分中国女作家已经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了鲜明而强烈的女性意识，冰心、丁玲、萧红和张爱玲的某些创作和言论可以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女性主义倾向。新时期初年，张洁、张辛欣等人小说中，这种倾向愈明显。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引进和部分评论者尝试将其动用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实践，女性主义在一些女作家中也开始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到创作上，一般具有如下特质：一是女性意识或女性视角的鲜明体现，二是对传统女性形象女性观念的颠覆或解构，三是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和生命经验的自觉表露。以下着重谈一谈90年代女作家创作中的女性主义倾向，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１．对女神女巫的描绘和对男性的透视。
　　有的女作家笔下出现了女性神话，如林白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共同特点是美丽、神秘、高贵，但充满孤绝感。《英雄》中"年轻的丹娅站在开满大朵大朵红硕花朵的大棉树下，是一幅至纯至美的图画，耀眼的天空湛蓝广大，天地间布满了均匀纯净的蓝色光泽"。《玫瑰通道》中的女孩"她的一切都无与伦比。这种完美无法诉诸笔端，难以描述"。在她的小说中，女人时常成为美丽、纯洁和诗意的化身，同时却是被社会拒绝者，此间隐含了作者对庸俗、自私的男性的绝望和摒弃。陈染笔下的女性则并未被异性拒绝，《与往事干杯》中的黛二小姐是一个美丽智慧的女性，导致她无法进入社会位置的是，永远没有一个足以让她满意的男性存在。她无法接受父子两代人的感情，宿命式地摧毁了她的爱情。《无处告别》中她体验到被异性召唤的激动和投入，但却不过是一场气功师的肉体实验的阴谋。《嘴唇里的阳光》中女主人公与一位医生相恋，当医生为她拔了两颗智齿时，她感到久远岁月中的隐痛彻底根除了。这里有一种暗示：她心灵的忧郁与孤独仅是一种肉体上的需求，而男性不可能分享女性精神性的孤独与渴求。她的小说写出了对异性期待的徒劳。?
　　与写女性神话相比，女巫形象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更为强烈。竹林长篇小说《女巫》中的须二嫂，是在农村封建传统氛围中被逼"巫"的不幸女子，另方面她又以"巫"来反抗现实，报复现实。与此不同，有的女作家是写现代巫女。这是一种神神道道，带有通天接地的灵气、神媚的女子。徐坤的《先锋》、《热狗》中的"我"，徐小斌《双鱼星座》、《迷幻花园》中的几个女性，赵玫《巫和某某先生》等，都接触到这类女性，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男性中心文化的带有戏谑、快感的拆解，常用男性自己的文化规则拆解男性的生活和心理世界。蒋子丹的隐身叙事人常做的是对男性欲望的"还原"和"复制"。她洞察到男性心灵深处最为隐秘的欲念和愿望，并把它们条分缕析地梳理、放大出来，如《从此以后》中的闻副局长，在现代巫女的解剖刀下现出了灵魂本相。
　　对男性的透视在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很突出。例如张洁、铁凝和王安忆的部分作品。70年代末，张洁在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表现出对理想男人的神往以及寄情于男人的情思，而80年代，她换了一副眼光来审视男性世界，《方舟》中三个女主人公都失望于男人的自私和无能，宁可生活在她们的"寡妇俱乐部"。《祖母绿》中以曾令儿这样的高品位女子同男人对照，使后者显得矮小卑微。进入90年代后，张洁对男性的逼视更加无情，在谴责大男子主义和小男子行为时，她将一些男人列入"恬不知耻"之类，《红蘑菇》里的吉尔冬身为堂堂教授，竟以占便宜为幸事，无赖般地占所有人的便宜；《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烟》中的"他"，为寻找出路，过豪华生活，像男妓般出卖自己，在海外来客"她"面前自荐雄性功能，结果被羞辱得无地自容。近些年，张洁偏重于"审丑"，揭示人类弱点，其中对男人的丑陋和肮脏讥讽得十分辛辣。铁凝的《对面》暴露的是某些男人性欲化的窥视癖，主人公在仓库里窥视对面宿舍楼一个已封闭作了厨房的阳台，观察那里女主人的裸体及其与丈夫之外一高一矮两个情人的偷情。后来有了望远镜后更是一切尽收眼底。这一男性的形象和心理被写得很下作。《无雨之城》中副市长与女记者婚外恋，以工作的名义占有了她，但当自己面临升迁时，便决绝地分手。在他心里权力是第一位的，女人则不过是被占有和享用，一旦有碍前程自然要割舍。王安忆的小说"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及《岗上的世纪》等，女人形象焕发而健壮，在性爱面前主动、大胆，男人则相对怯懦。?
　　２．写姐妹之邦，姐妹情谊，透视女人与女人的关系。
　　林白、陈染有的作品隐约涉及女性同性恋，主要是精神上的同盟。陈染《空心人的诞生》中，记录了一个试图逃离男人的暴力与蹂躏的女人与另一个女人的心心相印、相濡以沫的深情。《与往事干杯》的恋父故事是写给女性好友的女人间的私语。她们对同性情谊写出了丰富的层次：从女儿国乌托邦的幻想到女性间的矛盾和忧惧。但忧惧从不与对男人的争夺或相互嫉妒相伴，而是对感情伤害和"危险诱惑"的恐惧。她们也经历失望，但依然珍重姐妹情谊。《破开》像一部关于姐妹情谊与姐妹之邦的宣言。这部作品被认为第一次不是在人生伤害、背叛友谊的脆弱的意义上，而是在为男性社会所分散、所间隔的意义上，书写女性情谊，不再是五四女作家庐隐笔下的浪漫幻想，而是直面现实之后的女性社会理想。张欣擅长写白领丽人，从中展现商业化进程中女性的变迁。作品中女人不乏来自男人的温情，但姐妹情谊是她们在残酷现实中唯一一片可以遮风避雨的天顶，她们之间可以永远信赖、相濡以沫，可以超越爱情和你死我活的商战。如果两者矛盾，女主人公将会牺牲爱情以保全姐妹情，如《首席》、《永远的徘徊》、《冬至》中的故事。
　　３．写女性之躯。写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感觉和探索。
　　女人的身体是人类生儿育女的载体，又是男人的欲望对象。在人类社会里，身体对女性来说有不寻常意义。它是女性赖以确立自己、证实自己的存在尺度与价值尺度之一。在一个男性中心社会，男性靠的是生存力、金钱、权势、地位而不是身体来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女性则因自己的身体等进入男性的世界而存在。女性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身体"的存在，即自然存在而非精神、社会的存在。对女性身体的关注，是人类文化中久远之事。无论东方西方，在文明源头，就有对女性身体、容颜的唱赞，如《诗经》和《圣经》。自古以来，把女性身体与物相类比，成为文学描写定律和人类文化心理。女性成为"风景文化"。但这类创作多出自男性之手。以往这方面之所以在女作家笔下没有得到正视，在于对大多数女性来说，女性身体与血水、分娩的痛苦相连，带来劣势和羞愧。女儿的娇羞、情人的温柔、母亲的忍辱负重等形象是男性意图的塑造物，女作家无形中受到影响，有了某种禁忌。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要观照自己，首先不能回避的是自己的身体和最真实的生理体验。90年代一些女作家对身体很关注，在小说中有很细致的描写，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无处告别》、徐小斌《双鱼星座》等。另一方面，由于以往的女性形象常有意无意间为男性读者提供了"被看"对象，现在有的女作家故意不写令人赏心悦目的女子身体，而写病躯、丑躯。?
　　４．写私人生活，个本经验、作品具个人生活史发掘的意味。
　　长期以来，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社会标准下，女性的经验被忽视和遮蔽，新时期女性开始从服饰中浮现出来，但更为深刻的独特的经验感受仍是秘而不宣。90年代，对个人经验和命运的抒写或重写，成为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在张洁写《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时代，主要还是表现社会层面上的女人。现在，女作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个人经验、记忆和命运给予关注，作品因此往往具有自我抒发和精神自传的性质。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充满对母亲的强烈感怀和思念。张洁以往所写多为社会性很强的作品，而此篇写的是纯粹个人的领域。因为充分意识到个人情感、记忆和经验的价值及其不可替代性。从理智上说，写作的初衷是给女儿唐棣。当初，张洁在小说中将主人公钟雨的爱转化为婚姻道德探讨的时代话语，这次则进行了纯属个人经验的回顾和细致体味。王安忆早在寻找城市故事时就意识到"我们只拥有我们各自内心的故事""有时我们去采访啊采访，想猎取别人的内心过程，可是人人守口如瓶，或者谎言层出，到头来，我们所了解的还是只有我们自己。于是我们便只有一条出路：走向我们自己。"她的《乌托邦诗篇》记述了自己的一段精神生活历程，《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则取材于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的历史。
　　女性命运、个人家族史的书写也出现在张抗抗、赵玫、池莉、徐坤的小说中。如张抗抗《赤彤丹朱》、赵玫《我们家族的女人》、池莉《你是一条河》及徐坤《女娲》。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讲述一个女人的内心生活，她的渴望和欲求，她的绝望和祈祷。小说从多米童年的生理体验开始，到初为人妻的心理体验结束，揭示了女性的生命体验，特别是生命欲望。其中既有表层的生活经历，如家庭遭际、插队、独自远游和电影之梦、爱情的挫折等，也有各种生理、心理体验，如女性个体的性经验、性欲望和性幻想，以及同性间微妙的感情关系等。说到底，一个人的战争是欲望的战争，一方面是内在欲望，一方面是他人、社会、世界构成的锁链。主人公在两者的矛盾和失衡中体验人生。它同时显示了女性自我的矛盾和孤独。
　　５．解构传统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框定。?
　　《圣经》"创世纪"中，以上帝惩罚夏娃的话来告诉所有女人：我必须多多加重你怀胎的苦难，你生儿育女必将倍受苦楚。这是男性文化传统的认定。但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女性更早体验了人类最本原的情感，即母性情感，这是一种博大深沉的生命感。美国人类学家里德在"女性的进化"中指出，母亲创造了感情，从而使人类的社会成为可能。五四时期冰心曾高度讴歌母爱，当今一些女作家由于要强调女性体验，反抗传统母性的界定，有意将母亲形象作了变异性处理，她们的作品中出现了一些变态的、畸形的、丑陋的母亲形象。对于情爱，女性往往有着宗教般的虔诚，传统创作中深陷其中的女性形象常是一往情深、九死不悔。90年代，一些女作家有意解构纯情的审美模式，颠覆情爱的神圣和纯洁。池莉《绿水长流》中说："当作为一个女人经历了女人所该经历的一切之后回头遥望，我对初恋这个阶段只有淡然一笑。初恋是两个孩子对性的探索，是一个人人生的第一次性经验。"张欣《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宣称："对空泛的爱情已不感兴趣"。爱情，褪去了它的玫瑰色，恋爱中的女性，也不再纯情、痴迷。?


　　综观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女性文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在时代所提供的多种选择面前女性自我探寻和实现的深入，是她们作为人的女性意识的日趋成熟和性别体验的日趋丰富，然而，我们如果据此断言中国已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女性主义文学，恐怕并不符合实际。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上述创作的确程度不同地带有女性主义意味，但从创作的总体倾向来看，多数女作家并未奉行性别路线，其作品有些只是部分涉及了女性主义内容，就全篇而言还不能归入女性主义之作。其次，在确有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中，还缺少高水准的经典之作。再次，必须看到，此类作品只是丰富多样的女性创作中的一种，并不代表全貌。写了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不一定是女性主义者：具体到一位女作家，其写得最好的作品也未必是女性主义之作。?
　　就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说，女性主义对消除封建男权思想有积极意义，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犀利、尖刻、有冲击力的新的思维，这对认识女性自身亦有推动作用。不过，我们对现有的文学实践的成绩不宜估计过高，更不应以此为女性文学唯一正确的选择。现在有一倾向认为，只有入木三分地揭示女性内在的隐秘方是真正的女性写作，而对于时代、社会所引起的女性感受不屑一顾甚至横加指责，这样的过于偏激并不利于女性文学发展。就实际情况而言，女性主义文学今天还只是文坛风景线上的一道有特色的风景，它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十分有限。对于生活现实来说，女性主义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灵丹妙药。我们应当允许它存在，帮助它健康发展。
　　30多年前，女权主义在西方盛行时，英国女小说家莱辛著《金色笔记》震动文坛，她认为所谓"女性的语言"是一个不确定的、虚幻的东西，因而致力于探索女性语言实际上加剧了二元对立，同时滋长了女性自恋。她认为女作家应当走出这种人为的对立模式，最终寻求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语言。这一看法引起女权主义内部的争议，她被视为敌人。但从现在看，是很有参考借鉴意义的。我们反对男权压迫，并不是要追求一种新的等级制度，不是要把男尊女卑颠倒为女尊男卑，而是应当彻底推翻这个结构，建造具有两性特质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中间色的体系。从根本上说，人类文明的任何一种进步，都是两性合作的结果，男人和女人是各自独立而又相依相关的。男女之间本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两性间将出现新的融合。作为个体的人的目标应是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所从属的性别群体则应为此创造条件--包括营造符合全体人类发展需要的社会文化，而不是制造对立的两大阵营。在我们看来，超性别意识不等于无性别意识，而是将性别意识与人的意识相融合，保留性别意识的视角，而又具有人类生存的广阔视野。这或可说是一种性别建设的理想。事在人为，让我们每一个人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团结在全人类的旗帜下。

根据本人在南开"周末论坛"讲演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