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大话方言之东拉西扯

霜叶红

来源：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nzt/his/dahuafangyan/index.shtml

连载:大话方言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东拉西扯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做“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洋芋与土豆(1) 洋芋与土豆(2) 胡番与西洋(1) 胡番与西洋(2) 佛国梵音(1) 佛国梵音(2) 老母鸡变鸭(1)

老母鸡变鸭(2) 东边日出西边雨(1) 东边日出西边雨(2) 引进与发明(1) 引进与发明(2) 引进与发明(3)

霜叶红

洋芋与土豆(1)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麦。

　　麦在上古汉语中叫“来”。《诗经》中就有称麦为“来”的。方言学家潘家懿说直到现在山西临汾人还把麦子熟了叫“来了”。大米则是水稻。“稻”与“到”同音，没准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则“稻麦”便是“到来”了。

　　稻麦为什么是到来呢？

　　大约原本没有，后来才“到”才“来”。

　　小麦可能是从羌族人那里传入华夏的，水稻则可能是从印度经由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自华南一路北上。不过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谷，则好像又证明咱们老早就种稻子了。其实“来”的本义就是小麦，《说文》谓“周所受瑞麦”。其中大麦叫牟，小麦叫来，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义则是“天所来也”，以后才转借为往来的来。所以，小麦是不是从人家那里嫁过来的，还说不清。

　　同样，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谐音，也可能是“捣”的谐音。稻谷成熟后，要放到臼里面捣，才能变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捣米之状，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中说过的。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出广西西南和云南南部也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来这稻子是家生的，还是进口的，也很难弄明白。不过麦（麥）字从来，稻字从禾，倒是事实。甲骨文中既有麦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实。而且，它们也都被叫做“谷”（榖）。麦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则叫“嘉谷”（也叫禾）。当然，后来大家不这么混着叫了，叫“谷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则指稻米。

　　如果说稻麦还有点“来历不明”，那么，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它原产南美洲，来到中国也很不容易。玉蜀黍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先由葡萄牙人带到爪哇，再从爪哇辗转而来；另一条则是阿拉伯人从麦加、中亚输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别名也五花八门。有叫玉麦（南宁）的，有叫黍麦（温州）的，有叫红须麦（巍山）的，还有叫番大麦（厦门）的，最早的官方称谓则是“御麦”。可见玉蜀黍刚进入中国时，被看作是一种“麦”。其实它和大麦、小麦、黑麦、燕麦，无论外形还是味道，都相去甚远，怎么会是“麦”？大约就因为“麦”有“来”的意思。外来的，也就是“麦”。又因为来得稀罕，来之不易，便叫“御麦”。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麦，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样晶莹的米）。既然是米，当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谷”（叶子包着的谷）。又因为这“包谷”是棒槌状，故而也叫“包谷棒子”或干脆简称“棒子”。

　　从国外引进的东西还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萝卜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则有两种，豌豆和蚕豆。豌豆原产中亚和西亚，蚕豆最早则为希伯来人所种值，它们当然都是“胡豆”。此外还有胡椒、辣椒，也是外来的。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胡椒还好说，它来自摩伽陀国（属印度），当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国货”，那我们湖南、四川的“辣妹子”，岂不都成了“外来妹”？然而辣椒确实原产南美洲热带地方，据德康道尔的《农艺植物考源》考证，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中国。那时明朝已近灭亡，清人都快入关了，这可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辈子辣椒，原以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谁知道吃的竟是外国佐料。

　　其实土生土长的椒只有一种，即花椒。何况辣椒虽然不姓“胡”，看不出是从国外进口的，方言中还是留下了飘洋过海的蛛丝马迹。比如温州、厦门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许多地方（如建阳、建瓯、崇安、光泽）则管辣椒叫“番椒”，中药药典上也叫“番椒”。大约辣椒传入中国以前，国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姜和花椒，这才把辣椒称为“外国生姜”（番姜）和“外国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则是因为已另有“胡椒”。但生姜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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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芋与土豆(2)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则称之为海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大凡从国外引进的植物，往往会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来历，比如西红柿也叫番茄，还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学名甘薯，也叫白薯、红薯、红苕、山芋、地瓜，南昌、广州、阳江、梅县、潮州、厦门、福州、温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由西班牙人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的。明代万历年间，福建遭受台风，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找可以救灾的农作物，甘薯便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为了纪念金学的功劳 。不过要想什么事都能做到饮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极易生长的甘薯在全国推广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变成了“地瓜”。

　　番薯变成了地瓜，洋芋则变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马铃薯，也是原产南美洲，传入中国比甘薯还晚，所以叫洋番薯（温州）、番仔番薯（厦门），也有叫荷兰薯（广州、潮州、梅县）的，更普遍的叫法则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个意思。反正先入为主，后来为客。甘薯先来，便是“土”；马铃薯后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变成了“土豆”，则已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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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番与西洋(1)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胡，大约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么”的，多半来自所谓“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点的，在天山以南，昆仑以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葱岭即帕米尔高原）。远一点，则可到克什米尔和伊朗了。

　　中国和西域交通很早。两千一百多年前，张骞便通了西域，以后又有丝绸之路，中亚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除了胡麻、胡葱、胡桃、胡豆、胡椒、胡萝卜，还有胡食（抓饭）、胡饼（烧饼）、胡茄、胡琴、胡箜篌（也是一种乐器）。还有一些东西，虽然并不叫胡什么，也是从西域来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狮子。据周振鹤、游汝杰两先生云，它们很可能是当时外来语的音译。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语，琥珀源自突厥语，狮子源自伊兰语，或波斯语，或粟特语。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亚王朝名Arshak的谐音。

　　石榴现在已经是“国货”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罗汉不再叫阿罗汉一样，也是省掉了头一个字。它还被老百姓用来作为多子多福的象征。中国民间用来祝愿多子多福的东西很多，鱼（年年有余）啦，莲子（连连得子）啦，枣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为中用”了。

　　·汉语中用来指“老外”或“舶来品”的词，有胡、番、西、洋。

　　还有一个“洋芋变土豆”的例子是唢呐。唢呐这玩艺，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乐器，地地道道的“国乐”或“民乐”，却原来也和胡琴一样，是从西域来的。唢呐原本流传于波斯、阿拉伯一带，金元时传入中国，其名则源自波斯语surna，所以又叫琐奈、苏尔奈。钹则比唢呐来得早一点，是南北朝时传入中国的。钹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东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孙悟空装在里面了。

　　琵琶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译，还是因为它弹奏起来噼噼啪啪的。汉代刘熙的《释名》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弹奏）也。”他还解释说，琵琶演奏时，手往前推叫批，往后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时，又有曲颈琵琶传入。曲颈琵琶源于乌特，是一种阿拉伯乐器 ，也流行于土耳其、伊朗、苏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传入欧洲，就变成了琉特，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则变成了琵琶，隋唐年间盛极一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种，大约也还在马上弹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域情调是很浓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拨弦乐器，当时统称胡琴。火不思是乌特的一种，突厥语叫qobuz，译名也五花八门，什么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吴拨四，比较好玩的则有胡不思和浑不似两种。火不思后来变成了拉弦乐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资”产品。北方的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现力极强，也就在民乐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尽管西域的文化贡献如此之大，中原却并不怎么领情。喜欢胡食、胡服、胡乐、胡舞的当然大有人在，但“胡”这个字眼还是带有贬义。在中原之人看来，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类”的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云“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但意合的时候有，意不合的时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见，双方之间，心里面便难免有些别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华夏之人看来，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蛮夷”）不懂礼仪，不讲道理，不守规矩，喜欢“胡来”。胡来也就是任意乱来。之所以叫“胡来”，就因为胡人喜欢乱来（比如五胡乱华什么的），也叫“胡乱”。所以胡来便是“像胡人一样乱来”，胡说便是“像胡人一样乱说”，胡思乱想则是“像胡人一样思维混乱”。此外，胡扯、胡闹、胡言乱语、胡搅蛮缠、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意思和来历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闹相联系，便是和蛮、非相对应，反正没什么好词。至于把神志不清时说的话称为“胡话”（胡人说的话），则鄙夷之情更是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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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番与西洋(2)


    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但它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一词最早见于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当时叫“胡思乱量”。胡说和胡来则分别见于南宋周密的《齐东野语》和金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南宋与金，那可是中原汉人最仇恨胡人的一个时代。

　　胡的本义是兽肉（颔下垂肉），番的本义则是兽足。番，也是用来指外族和外国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诸族、诸国，叫西番。用兽肉、兽足来指称外族、外国，毕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礼貌，因此胡、番便渐渐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点、西服、西医、西学，或洋货、洋装、洋人、洋场。其中当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带贬义，比如西崽、洋相。但毕竟西、洋只是说出了一个客观事实，不像胡、番那样带有主观色彩，要好得多了。这说明民族偏见虽然在所难免，时代和社会也毕竟在进步，语言也不会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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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国梵音(1)

      从西土来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唢呐、琵琶、胡豆、胡椒、胡罗卜，还有佛。

　　佛也是“舶来品”。中国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没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个普通人死了，就变成鬼；如果死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于国于民有大功劳的人，比如夏禹什么的，就变成神。鬼之与神，不过是灵魂的两种不同待遇，或两种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体；鬼作祟，神降福。至于仙，则是活人，只因为得了道术，或服了丹药，变得长生不老，或者可以肉体飞升，平步青云，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释迦牟尼就是活着的时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长生不老，或者法力无边，而是有了“觉悟”。佛，就是觉悟者。不过不是一般的觉悟，而是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也不光是有觉悟而已，而是能够做到自觉、觉他和觉行圆满。但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觉悟。觉悟这个词，我们现在是用得很多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是从佛教中来。

　　从佛教中来的词很多，比如“五体投地”也是。中国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没有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即双膝双肘和头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礼节，佛教沿用。又因为行此礼时要用头顶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顶礼”。至于“膜拜”，则是举手加额，长跪而拜，许多宗教中都有此礼。后来，人们便用“顶礼膜拜”表示极度崇拜，用“五体投地”表示极其佩服，也不知道它们是从佛教中来的。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我们现在常常会说诸如“祝大会圆满成功”一类的话，这“圆满”二字，就是佛教用语，指无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圆满。佛教喜欢说“圆”字，比如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都是。圆通即无偏缺（圆），无障碍（通）；圆融即圆满通融；圆成即圆满成就；圆觉即圆满的灵觉；圆寂即圆满的寂灭，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

　　涅槃不是死。一个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说他“涅槃”、“圆寂”，那是拍马屁的话。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种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时空。什么劫波，什么刹那，也都不在话下。劫波是梵文kalpa 的音译，刹那则是梵文ksana的音译。佛教时间概念很强，计算也很精确，长短远近都有具体的说法。其中劫波时间最长，大约四百三十二万年为一劫；刹那时间最短，大约九十刹那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万劫不复。一劫不复尚且可怕，何况万劫？要知道，一劫之后，是会有劫火出现的。“世界终尽，劫火洞烧”，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词，又引申为灾难。如劫难、劫数、浩劫、劫后余生等。一个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灾难，就叫“在劫难逃”，相反，若能做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则可谓幸甚至哉。

　　·其实早期影响最大的外来语，就要算这佛国梵音了。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众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爱护众生给予欢乐叫“慈”，怜悯众生拔除苦难叫“悲”，因此“慈悲”就是“与乐拔苦”。这当然是佛菩萨的任务。只有他们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们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词，也来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说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些词我们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识珠，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缘、缘起、报应、不二法门，都是佛教名词，现在也都变成人们的口头禅了。

　　口头禅也和佛教有瓜葛。禅，是梵文Dhyana音译“禅那”之略，意谓“静虑”，是佛教的一种修持方式，也叫“禅定”（即禅与定的合称），而主张用禅定来概括佛教全部修习的宗派就叫禅宗。禅定讲“心注一境，正审思虑”，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说话。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并无觉悟，只会说些禅语，那就是“口头禅”了。

霜叶红

佛国梵音(2)

　  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道体心传”，怎么会整出个“口头禅”来呢？就因为佛教有“觉他”的任务。这就要“启智开悟”，也就是启迪智慧，使人觉悟。顺便说一句，“智慧”和“觉语”一样，也是佛教名词。汉语中原来也有这两个词，但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意义。觉悟基本上是觉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则主要是聪慧、智谋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诸法真如涅槃成佛的特殊认识。这种特殊认识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读如波惹，正如南无（致敬、礼赞、皈依）读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译（般若的梵文是Prajna， 南无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聪明区别开来，则正是佛教的高明之处。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不同于知识。聪明多半不大，叫“小聪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所以，要启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就得“破执”。执，就是执著，也就是不开窍，认死理，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做“执迷不悟”。执迷不悟也是禅宗用语，现在也变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禅宗大师们要破执、启智、开悟，弘法时就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比如什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啦，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这些惊人妙语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觉悟，至少也让人觉得新鲜好玩，大家也都会跟着学。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们的口头禅。

霜叶红

老母鸡变鸭(1)

   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徵“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よう，是吴音；京畿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s）。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霜叶红

老母鸡变鸭(2)


    最妙的是“佛”。前面说过，中国原本是没有佛的，所以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一词的译法也五花八门。没驮、勃驮、浮屠、浮图、佛图、佛陀，不一而足。最后选定了佛陀，简称为佛。因为没驮、勃驮实在怪异，让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浮屠、浮图也容易产生歧义。当然，也可以意译为“觉者”，但总觉得不过瘾。既不崇高，又没有神秘感，想来想去，还是佛陀好。佛的本义是仿佛，即所谓“见不审也”。像释迦牟尼佛祖这样的人，我们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测。再说，佛这个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单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来表示那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的非凡的人。何况鬼、神、仙、佛并列，也很整齐。所以，用佛来译Buddha，也是“神译”。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萨，但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释迦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时的称号，全称是菩提萨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译。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槃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所以，一个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就会被称作“活菩萨”或“菩萨心肠”。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佛家的世界很是丰富。

　　阎罗也是音译，而且和菩萨一样，都是偷工减料，省掉了两个字，全称则是阎魔罗阇（Yamaraja）。菩提萨埵简称为菩萨，阎魔罗阇简称为阎罗，并不光是为了省事，也是为了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你看菩萨和菩提萨埵相比，阎罗和阎魔罗阇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国味儿？至于邬波驮耶（Upadhyaya）译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称作尼姑，就更是中国化。事实上菩萨、阎罗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读音全变，意思也不尽相同，早就变成中国的名词，异国情调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霜叶红

东边日出西边雨(1)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当年，他们跑到中国来，学了不少东西去，连文字都是从中国进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以西洋为师，一大堆先前闻所未闻的新名词涌入日本，颇有些应接不暇。他们的办法，是用从中国借来的汉字去对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两回也是借，一客不烦二主，干脆一借到底。

　　具体说来，方式又有好几种。

　　最便当的方式当然是用现成的汉语词汇来意译，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经济（economics）。这些词，中国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的《指武》篇说：“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意思是说，咱们是“礼义之邦”，从来不兴随便动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几回还是老样子，不肯改过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显然，这里说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变”的意思，和现在所谓“文化”满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采光明，经济的原意是经世济民，革命的原意是变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换代，即《周易》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和现在的意思不一样。

　　·日本人是很能学习和吸取外来文化的。

　　如果没有现成的词汇，日本人就会用汉字造一个出来，比如历史（history）、辩证法（dialect）、共产主义（communism）。这些字都是中国有的，这些词却是日本人造的。科学、原则、政策、单位、对象、条件、成分、关系、系统、意识、观念、概念、目的、意图、代表、前提、现象、背景、现实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词，还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还有呎（英尺）、（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这几种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译时，是综合运用的。比如汉语中原本有“精神”这个词，意思是精气和神明，那就用来翻译spirit好了。但与spirit相对的matter却没有现成的汉语词汇可用，便发明一个“物质”。此外，相对与绝对、具体与抽象，也如此。相对和具体这两个词，是中国原有的，本义是“相向而对”和“具有全体”。adsolute既然和“相对”（相向而对）相反，自然是“绝对”（绝无所对）。照此逻辑，则与“具体”相对的，就应该是“抽体”，怎么是“抽象”呢？原来，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译为“具象”了。其实，抽象和具象，我们也仍在使用，只不过主要用于美术领域罢了。

　　老实说，接触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们早，态度却要积极得多。为了富国强兵，他们甚至主张吃面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进些西洋名词，自然更是不在话下。于是，等到中国人也要引进时，日本人已经翻译过了。那就省点事，照抄过来，免得再费“精神”。早年《海国图志》（这本书是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的）中翻译过的那些名词，则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丝钉几种。

　　日本人并不光是用汉字做翻译，也用汉字搞创造。希望、场合、方针、权威、支部、宗教、派出所、处女作、化妆品等等，还有取缔、引渡、见习、手续，也都是日本人的发明创造，现在中国人用起来也都得心应手。日本人从中国人这里学去了汉字，又用这汉字造了词来供中国人使用，可真有点“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而中国人既从日本“进口”辩证法（西文日译），又从日本“进口”派出所（汉字日文），则是地地道道的“东扯西拉”。

　　其实日本人的这种本事也是从中国人这里学过去的。当年中国人翻译西域和佛教名词，用的就是诸如此类的办法。比如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佛教名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也叫“三际”（前际、中际、后际）。俗话说一个人嘴馋，就说“前世没吃过”；说活该，就说“现世现报”；说感恩戴德，就说“来世变牛变马也要报答”，这都是受佛教的影响。中国原先也有过去、现在、未来，但那是词组，不是单词，意思也不一样。现在是此刻存在，未来是尚未到来，过去则是从某一时空点移到另一时空点。不过，“过”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过境迁、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过”和“去”合成“过去”，用来翻译“前世”，也还“过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