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方言研究方法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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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語文建設通訊第91期 2009 年 2 月  


作者：李 斐* 来源：http://huayuqiao.org/

方言，是語言的地域性變體，是通行於某一地區的交際工具。漢語以方言眾多而著稱於世。據現在影響較大的分類法，漢語有七大方言區，它們分別是：官話方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

漢語方言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西漢末年楊雄的《鞧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是漢語方言研究之開端。《方言》一書記錄了周秦至西漢末年11900多條方言語料（字），並且敘述了這些語詞通行的地域範圍而且初步涉及到一些語言的歷史變化問題。自《方言》之後,先後出現了郭璞《方言注》、杭世駿《續方言》、程際盛《續方言補》、錢大昕《恒言錄》、吳文英《吳下方言考》、張慎儀《方言別錄》、翟灝《通俗篇》等方言著作。然而這些著作中對方言的研究，其方法是屬於傳統語文學的，即要麼從古文獻中找方言詞彙對楊書作增字訓釋的工作，要麼為方言詞語考釋源頭，從文獻中找出本字。由於時代的局限，這些研究都沒有運用科學的語言學方法，所以其研究成果是零散的，不成體系，不具規律性的。 魏建功 先生稱這種方法為“分類考詞派”和“分類考字派”。

自從“五四”時代開始，西學湧入國門，科學主義理性主義使漢語方言研究從理論到方法為之一新。它借鑒西方的歷史語言學、描寫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現代語音學的手段，使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迅速走上了科學化的道路，並產生了豐富的成果。例如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四種，1928）、羅常培《廈門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臨川音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0）、王力《博白方音實驗錄》（ 巴黎大學 博士論文，1932），就是在運用新方法的背景下產生的傑作。二十世紀中葉以降，方言學者繼承了“五四”時期的研究方法和經驗，對全國進行了大範圍的方言普查工作，編寫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方言志和方言著作。由於當代漢語方言研究有著傳統語文學和歷史語言學這樣的兩大背景，所以它的研究方法從誕生就有了這樣的特色：歷時與共時研究並重，動態和靜態描寫並舉。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編的《漢語方言調查字表》就是將每個調查字的中古音（《廣韻》中的聲韻調）標出以方便記錄者從中找到方言語音的歷史演變規律。

雖然我們已經取得了許多令人注目的成績，但卻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下文將這些不足歸納為５點，並一一列舉：

1. 研究方法單一，不太注重方言歷史演變的研究。現代漢語方言學雖然有歷史語言學這一理論背景，但方言學的調查成果卻很少運用最新的歷史語言學方法進行研究，只是滿足於簡單的共時描寫。在今天所見的方言志中，大多數只是記錄與描寫了調查點的語言狀況，既語音、詞彙和語法現象，至多將語音與普通話作簡單的對比，然而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入手考察每個語音的發展變化者卻寥寥無幾。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呢？因為我國的方言工作者並不十分關注國外最新的方言理論或語言學理論發展的最新動態。例如研究語音時，常常發現由中古同韻攝而來的字在今天的方言中，部分讀A，部分讀B,且呈無規律分佈。大多數方言志僅僅記錄下了這兩讀而沒有深入探究這兩讀形成的原因。如果能從“詞彙擴散理論”入手，這一現象既可以得到較好的回答。既就是語音變化是突變的、離散的，但這種變化在詞彙中的擴散卻是漸變的、連續的，開始時可能只是在某些詞中變化，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首先在少數詞中發生的變化逐漸擴散到所有有關的其他詞，從而完成語音的變化。徐通鏘、王洪君等先生運用這種理論分別分析了寧波方言、山西 聞喜方言音系系統，從紛亂複雜的語言現象中找出了歷史的變化線索，其論文《百年來寧波音系的演變》（《語言學論叢》第十六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山西聞喜方言的聲調》（《語文研究》1986年第四期）得到了學術界的一致好評。可惜這種方法並未受到方言學者的普遍重視。

2. 缺乏歷時角度的探尋，方言發展史之類的著作比較少見。漢語有大量的歷史文獻資料，比如地方誌中的方言志、歷代的韻書、字書、文人詩詞文集以及戲曲劇本都是方言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如果能從歷史的角度理清今天的方言發展狀況或從今天的方言探尋歷史方言的演變都不失為好的研究方法，然而我們現在出版的方言志中，僅僅將方言語音與《廣韻》音系作直線式的簡單對比，缺乏發展的眼光，沒有寫出有分量的方言歷史著作。這使現代漢語方言研究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無法回答清楚。魯國堯先生《泰州方音史與通泰方言史研究》（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計數研究》，1988年30號）等一系列方言史論文是這一方向的重要成果，值得特別關注。

3. 統計方法的空缺使方言研究可信度降低。在語言系統中，各個語言特徵之間都存在著量的關係，各個特徵之內也有其構成成份量的存在，語言的發展也同樣具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因此，很有必要使漢語方言的研究由定性分析推進到定量分析上，由定量分析反過來深化和驗證定性分析，從而使漢語方言研究走上資料化、科學化、現代化的道路。俞敏《北京話全濁平聲送氣解》（《方言》1987年第一期）、鄭錦全《漢語方言溝通度的計算》（第四届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1993）和陸致極的著作《漢語方言數量研究探索》（語文出版社，1992）是將這一方法運用於實踐中較成功的例子。隨著電腦的發展，相信這一研究方法將會被越來越多的方言學家所重視。

4. 方言區整體研究和方言對比研究較為薄弱。目前的方言研究僅僅是描寫方言區中某些幾個為數不多的方言點的語言情況，而這些方言點往往是該方言區中的大城市，一些偏遠的小城市往往無暇顧及更何況廣大的農村地區更是無人問津。在這種情況下做出的方言研究往往找不到方言點的對應規律或者在找到對應規律的情況下找不到過度方言帶，甚至使本來同出一源的方言被人為硬性地分割成兩種方言。這種現象在早期方言研究中是大量存在的。然而可喜的是方言工作者已經注意到裡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並開始了大規模地毯式的方言調查工作。山西省的已有工作者在侯精一、溫端政先生的組織下，重點調查了該省內絕大部分縣市的方言，編寫出了方言志，這就為以後找出該省方言的共同特點及研究方言演變層次奠定的堅實的基礎。另外，方言區之間的方言對比研究有助於瞭解方言之間相互影響及借用情況，使靜態的地域性方言研究推進到動態的研究領域。劉綸鑫主編的《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等是這一方向的重要突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汪化雲《漢語方言“箇類詞”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三分，2008）從動態變化的視角詳細分析了“箇”在中國各大方言區的不同用法，指出了“箇”在語法化的過程中，還伴隨有語音變化的因素，具有較高的方法論意義。

5. 方言與文化的結合環節研究不夠深入。任何語言都積澱這一定的文化，對於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漢語方言來說，這種文化積澱是世界其它語言無可比擬的，是不可多得的財富。運用方言研究文化可以從特殊的角度證明文化史上的某些論題，使之確鑿可信；從文化的角度研究方言，可以為方言的發展演變、分化融合問題提出新的證據。這一方法早為現代漢語方言學者掌握並充分利用，例如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50）、周振鶴 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等著作充分利用了人文地理的諸多因素，對漢語方言的分化融化及方言分區問題做出了詳盡的論述，從而避免了歷史語言學在語言分化統一問題上形而上學的局限性。

總之，漢語方言學是一門歷史悠久而又充滿朝氣的學科，它的方法更新決定了這一學科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方向，所有我們應該認識不足，不斷地學習和利用新興的理論和方法，將漢語方言學推向一個更高的研究層次上。

參考文獻

劉曉南《漢語歷史方言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魯國堯《魯國堯語言學論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

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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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斐先生，香港 嶺南大學 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