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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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RWZZ200203016.htm  

  【摘要】：在沈从文艺术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体现为一种独特的现代理性文学观。其特色表现在哲学层面上，系以理性精神为中介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文化层面上，他坚执自己的启蒙理想，即用"爱与合作"、理性与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这在政治成为信仰的时代氛围中无疑是独标高格的；在主体心灵的层面上，他则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沈氏对理性精神的坚守与探讨对今天的文坛极富警示意义。

　　在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既是独标高格的"这一个"，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却总是对"城里人"与现代文明保持着高度的警醒；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作家，他极为蔑视政客与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机行径，却又不能脱离民族主义的现代传统，无法像周作人、林语堂那样"自由洒脱"起来，而是对民族前途充满了浓浓的忧患意识。在人们的心目中，沈从文天生就是一个咏唱抒情牧歌的诗人，他的重要创作总是离不开爱与美与自然的主题，弥漫着梦幻般的神秘情调。然而这远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在他艺术心灵的深处还埋藏着另一个非常理性化的、充满了形上冲动与思想家气质的自我，这也许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与复杂性的一把钥匙。更重要的是，探讨沈氏理性文学观对我们今天理性精神大溃退的文坛具有非同寻常的警示意义。

　　哲学冲动：理性与意志

　　沈从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坛，其创作是与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独特反思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那场人性解放的运动产生了极强的"重新做人"的意识，"人的文学"更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可是"重新做人"虽已成为一个口号，具尽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却似乎被主持这个运动的人忽视了。如果把范围限制在"争自由"一面，含义太泛，把趋势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则太窄。[1]结果所谓解放不过是止于"男女同学"而已，年轻人形成了"一种庸俗平凡的类型"，其特点是"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2]。他实际上看到了"五四"理性精神在内涵上极其单薄、或"太泛"或"太窄"的严重缺陷。他还进一步指出，由此缺陷再加上对文字工具的滥用和误用，结果在后来的知识界中培养了大量的"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为此他极力呼吁，"改造运动"远较"解放运动"重要，"做人运动"远较"做事运动"关键，就妇女运动来说，就是以"改造"与"做人"为目的，放大"生命与人格"，恢复做人的自信心与自尊心。这种以"做人"为核心的观念成为沈从文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立足点。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人格的重塑呢？在进一步的思考中，他拒持"做事运动"的烦琐与浅薄之见，决心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能否形成一个"五光十色的人生"，这取决于"人的意志力"，进言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真正新的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3]。

　　在沈从文这里，所谓意志力，既接近于西方启蒙家所谓"自由意志"，又被赋予了更为独特而深广的内涵。在他看来，一个人不能仅仅是平平安安地生存即可知足，他还"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他强调说："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4]一般认为，沈从文否定了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性道德的堕落，尤其是其小说创作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对人性失望的悲剧感，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并不否定历史向"前"发展进步的规律，也相信道德经过民族自我反省的日益加深终将会进化，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对"意志力"的信仰。只不过他认为这一过程将是艰难的、缓慢的，尤其在当时尚未看到多少希望，惟其如此，意志力的培养更是关乎整个民族生命存亡的重大的课题。他认为担此重任者非文学（小说）莫属，原因在于它"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将理性注入人的兴趣与意志之中，通过对生命的激发，将人从普通动物的状态引导至一个崇高境界之中，这不正是现代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之所在吗？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认识往往偏重其"对生命的信仰"、"爱与美的宗教"等浪漫的、情感的色彩，而相对忽视了其理性的底蕴，因而较少从现代性的角度评价其贡献。他指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 向善 的力量。我说的 向善 ，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 做好人 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 人生 或 生命 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有许多简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不必要文学来作。至于小说可作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比这个困难。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企及。"[5]那么在他眼中，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又具有怎样的本质与特性呢？他说所谓道德"不过是人与人共同活下来时，谋和平安全，减少一点纠纷，使人与人更容易相处的一种东西罢了"，道德"就个人言代表理性，重节制与牺牲"，他强调这里所说的牺牲"对个人虽为牺牲"，"对社会人类则为利益"。[6]那么，他所说的道德是先验的还是历史的？他以法律与道德相比较，认为二者的"用处"虽相似，但在发挥作用及内涵性质上却不同，法律注重的是使人"不敢作恶"，道德却能使人"乐于向善"。这就指出了法律作为人的外在的教条禁律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而道德则意味着使人在自身理性的导引下自愿选择和行动，这十分接近于康德所强调的道德的"自律"而非"他律"，也就是充满着理性与意志力的道德。同时，沈从文还指出道德虽"有些本质不变，形式则常常得变动"，有些道德在一时需要，待时过境迁又毫无存在的价值了，因此他说"道德即由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产生，因此多数的道德无固定性，常随人类需要立一个标准，它的价值也就在那并无绝对固定性上面。"由此他批驳所谓"恢复固有道德"不过是"愚妄"之见。沈从文将意志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想、信仰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等结合在一起探讨，并最终指向了人的自律与创造性，使其理性文学观抵达哲学的最深刻层面与最崇高境界。

　　与沈从文同时期且同被划归京派的梁实秋等人也曾强调人的理性与意志，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和谐。但他借鉴的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所谓理性主义是与"文学的纪律"、"和谐美"联系在一起的。白璧德依据人性善恶二元论的观点，提出自己所谓"自然的"（Natural）、"超自然的"（Supernatural）和"人文的"（Humanistic）三种生活方式的观点，并贬前二者而推重后者。梁实秋说："人在超自然境界的时候，运用理智与毅力控制他的本能与情感，这才显露人性的光辉。"（着重号系引者所加。学衡派在此问题上持相似观点，胡先骕所谓"人文主义"即用以指称节制、均衡、和平、中庸的"普遍的人性"。）基于此，他认为文学家应该"沉静地观察人生"，"不是观察人生的部分，而是观察人生的全体"，文学表现的是"普遍的""常态的"人性，其表现的态度应该是"冷静的"、"清晰的"、"有纪律的"等原则。但他所谓"普遍的永恒的人性"又是指：文学不是表现时代精神，也不应该去过度表现人的本能和情感，文学应该去描写和表现的对象"普遍永恒的人性"还需加一限定词，即"健康"二字。由于梁实秋既排斥"本能"又拒绝"情感"，因而其理论在本质上只能表现为"新古典主义"，与沈从文的理性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沈从文在谈到经典性作品应有怎样的原则时说："……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 意志 ，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 意志 ，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 命运 。"[7]可见他强调的是从理性到意志的提升，而非对情感的仲裁。由于古典主义强调的是情理的"和谐"，追求的是二者的"圆满"，因而它不但意味着二者之间（尤其是理对情）的相互抑制，而且倾向于一种静态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沈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互激荡，因而表现为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生命姿态，显然这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精神是相通的。《边城》含蓄的结尾暗示了一种生命转机的希望：翠翠接过爷爷那把"自律"的长篙正是要把他人和自己都引渡到幸福的彼岸！由此使"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社会行为意义上的"为人生"主题上升到更高更复杂的以文化和人类学为依据的生存和生命主题的层面，表现出一种更为博大深远的价值关怀与生命意识。

　　人文精神：理性与启蒙

　　对意志力的推重使沈从文的理性文学观带上了浓厚的人文精神，从而与西方那种讲究逻辑推理的科学理性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而这一倾向又是与他对生命的理解分不开的。在沈从文看来，爱与美是生命的属性，是生命求永生的形式，其内容及关系决定着人性的文化内涵，形成每个文化时代特定的生命外观。他从泛神论那里吸取哲学灵感，指出神其实存在于自然的角角落落。神即自然本身，神性即人性，人性的特征便是爱与美，要懂得生命的意义，就应发扬爱与美，通过意志力发挥生命的最大作用。这也正应验了阿伦•布洛克所强调的，人文主义信念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8]但是，沈从文又深知，这种潜在的创造力并不是轻易就可以被它的主人意识到，并转化为意志行为的，尤其对占民族大多数的尚停留在"自在状态"中的人们来说，其"神性"仍完全处于沉睡之中。而以爱与美为对象的文学艺术正是实现这一转化与提升的途径："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实文字方能奏效的。"[9]沈从文一再谈到的"文学重造"，实际上就是继承并深化"五四"时期的启蒙理想。他所言"勇气与热情"是充满理性精神的"疑"分不开的。在他看来，一个文学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就应当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他特意强调"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10]

     与他人不同的是，沈从文对启蒙理性与启蒙文学的执著，既不"左"到与政治难分难解，也不"右"到使艺术成为"小摆设"的地步，他所深以为忧的也正是当时的"理论家都成了非左即右的代言人"[11]。但他并非不左不右、左右逢源的中间派，而是左右开弓、棱角分明。出于对旧政治黑暗、腐朽、暴虐的经验与憎恶，他对一切政治采取了决绝的"游离"态度，而把启蒙理念寄托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的"发扬光大"上，亦即"一种美和爱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的感情，"[12]以此来救"愚"，实现现代性的"国家重造"。沈从文之所以以一种"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金岳霖语）[13]的单纯而认真的坚实态度强调启蒙运动，是因为他坚信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才"是一个国家真正进步的基础"。只有这样，青年人才能"消毒免疫"，才不至于被"简化人头脑"的现代政治"催眠"，去"迷信"空空洞洞的政治口号与"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的政治全能主义。[14]为此，他呼吁"吹入一点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的空气，使之对于当前和未来多负点责任，能去掉依赖的自然习惯，受奴役麻痹的强迫习惯，对现实的腐朽气味和蹊跷形态，敢疑惑，敢否认，并仔细检讨现实，并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15]直到国共两党开战之际，他还反复重申自己的启蒙理想，即用"爱与合作"、"理性"与"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重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字，我可以移动世界"，这也正是沈从文极其钟爱的一句铭言。

　　在40年代一篇自白性的文章中，沈从文认为自己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获得了"单独"也获得了"理性"。但这种"理性"的"单独"却使他这样认定自己的事业："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二十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的情感发炎症。"[16]显然，他称自己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是充满苦涩意味的。这不仅是指他用爱、合作与理性来给政治重新定义的理想，也是指他已认识到坚执文化启蒙信念，发扬光大"五四"未竟事业与社会需要相脱节。明知道政治解放已成为时代主潮的情况下，还要坚守自己的文化启蒙理想，还要不顾利害地说些知识分子气的话，的确是一种不合"社会需要"、不够"现实"的浪漫。在"五四"高潮已完全蜕落，包括当年"五四"主阵营里的主要人物都发生分化的时候，沈从文这个只是受到"五四"余波影响的、从未出国留洋的"土作家"却以乡下人"认死理"的认真，自觉守护着40年代后期已成为"浪漫"的启蒙理想，也自觉承担着"不合时宜"的理想给自己人生命运带来的挫折与磨难。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启蒙精神的衰退固然有被救亡压倒的客观原因，但若从主观因素考虑，应该说首先来自于知识分子理性精神的退化与独立人格的萎缩。沈从文以敏锐的文化嗅觉捕捉到了时代主潮与理性精神的悖谬，及时提醒智识者，"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17]为此他痛心于一些作家"制造点缀时代风景"，"玩弄名词复陶醉催眠于名词下"，希望中国出现"三五十个老老实实的作家"。可见沈从文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理性超越，不仅表现为对启蒙对象、途径与理想的深刻思考，更表现在对启蒙主体的重新反思与批判，也即对启蒙者自身的启蒙。由此而导引出另一个命题：在政治成为信仰的年代，如何使理性与人格的建构相互为用？这将是其理性文学观中最富"焦灼"意味与现实感的维度。

　　独立品格：理性与人格

　　与许多作家以"他者"化的姿态将文化批判的矛头对准那个未免笼统的"国民性"不同，沈从文更最难以忍受的是智识者自身的国民劣根性，而其要害首先在于人格的非独立性。为此，他从文化反思、艺术创作乃至通过自身实践对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理性自觉、自醒与自救进行了全方位的追思。

　　首先需要的是深沉的理性反思与忏悔精神。他对人格奴化的警醒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文化思考和深刻的历史探索。他认为在久远的历史背景中，读书人养成了一种"从龙""附骥"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得承认那有个历史的鬼在起作用！"[18]当务之急是把"历史的鬼"从旧文化的坟茔中挖掘出来。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一个不经反省或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沈从文"检查到个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单纯热忱和朦胧信仰"，也系基于一种不简单否弃而自觉"寻位"的现代忏悔精神：以"谨严认真持久不懈态度"，"长时期沉默而虔敬的有所从事"；生"一种类似宗教徒的虔敬的皈依之心"；"从各种挫折困难中用一个素朴态度守住自己"，"取同一沉默谦退的态度从事工作，而又能将这个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特别阐扬"。余英时曾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为真理而真理的求知精神，把一切文化努力都化约为政治行动，致使中国学术思想衰微，政治素养也普遍低落。他也许忽视了，他对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严格界说与西方标准早已由以"乡下人"素朴、认真、沉默、谦退的态度从事文艺重造工作的沈从文做了生动形象的说明和执著虔敬的践履。沈从文也曾提出"从现实学习"的命题，但它是针对"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的习惯倾向而言的，实则是在对现实的怀疑、否定中，希望采取一种"为理想为信仰"工作的反现实态度。这种"为人生远景凝眸"的现实态度自然与听命于现实、过于现实的"现时"、"现世"态度不同。他希望有人"可以看出一个乡下人如何从现实学习，而终于仿佛与现实脱节，更深一层的意义和原因"，这"深一层的意义"无疑是以其独特的反思精神与理性诉求为基底的。

　　其次是对学术本位与审美理性精神的高扬。沈从文是现代时期不多见的将文学与学术相提并论的作家之一。他要求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19]沈从文并不完全是书呆子，他也看到政治在现代生活的重要性，也不蔑视政治，但他反对把真理等同于政治并进而等同于政策的功利主义，反对政治对文学的蔑视与侵害。他强调"有远见的政治家"，是站在知识分子学术本位的立场，要求文艺与政治间建构一种更合理的关系。因而，他同样肯定"高尚人生理想的宣传"。拿最招非议，被斥为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的《一般或特殊》来说，沈从文也是基于以"沉默努力"的工作来"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的启蒙目的，是着眼于未来的。"一切文字都是宣传，正如说一切文字都可以载道，可是自从在作家间流行着这句话后，有好些人从此以后似乎就只记着宣传两个字。在朝在野什么机关的也都记着宣传，不大肯分析宣传的意义。"[20]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审美与理性精神的联姻对作家主体的自我塑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是理性至上的批判意识与实践精神。沈从文有许多加入党派的朋友，他却未加入任何政党，这是理性的自觉意识使然。鉴于政治、商业文化侵蚀、奴役知识分子人格的客观事实，他对知识分子自由独立人格的守护一直持有近乎本能的警惕。文学家高于政治家的提法便突出地表现了他理性至上的批判精神。针对陈诠为迎合国民党独裁政治需要而提出的"英雄崇拜"论，沈从文批驳道："领袖也是个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他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这里以人的原则剥离掉"伟人"身上的"神性"色彩。"若真的以一个人具神性为中心，使群众由惊觉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陈先生所描写的无条件崇拜，这国家还想现代化，能现代化？"反诘中将个人崇拜的反现代本质披露无遗。在他看来，文学的崇高价值基于作家主体人格的理性至上精神，然而现实中的作家恰恰缺乏这一特操与信仰。从事写作的人"忙于革命，学术思想便缺少 五四 提倡的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训练"，由此所导致的国家问题系与"中央欲集权，从党着手，在党中先废除民主精神"的"党政"有关，"与 五四 的 民治主义 和 科学精神 却不相干。"易言之，这不是"五四"精神的"流弊"，而是"五四"精神的匮乏。[21]

　　综此三个方面，沈从文对作家主体人格的要求以独立不倚的"理性人格"为鹄的，而这也正是其自身人格的履践。这与人们对他印象中的"浪漫"并不完全矛盾。其实可以这样说，沈氏的文化人格是理性的，其性情气质（或者说性格秉赋）则是浪漫的。惟其是理性的，他对文学启蒙的追逐充满了永恒的浪漫理想主义情怀；惟其是浪漫的，他的审美创造又蕴含了不屈不挠的理性主义光辉。健全与偏执、宽容与尖刻、谦逊与孤傲、乐观与悲愤等人性的两种侧面经过相互激荡的作用，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他的"抽象的抒情"文本之中，不妨称其为"理性浪漫主义"文学观。

　　这是他独标高格之所在，也系其不合时宜之渊薮。40年代后期，当沈从文从昆明返回已离开了九年的北京，看到现代政治与奴役统治所造成的人的神经不健全、头脑简化、麻木迟钝等现象"终无从消失，只不过象是经过种压缩作用，还保存得上好"，"痛苦和危惧"的心情尤其压抑沉重。在1947年发表的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中，出现了"有勇气的战士"、"战斗性"、"真正的勇士"这样一些愤激的字眼，这在他以前的文章中从未出现过，与他惯常的平缓温和的风格尤不谐调。虽然自30年代以来他对党治文化、宗教政治所造成的人格奴役与异化一直深怀焦虑，但此时面对理性精神在文坛的趋于退隐他心中悲愤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几十年后给此文所做的附记中，沈从文证实了自己想到家乡大多数知识分子"完结"的灾难，提笔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22]。而今天，当我们重提沈从文的理性观，同样产生了一种悲剧性的感喟。当然，现今的问题已不在于政治非理性的冲击，而是价值非理性的泛滥。惟其如此，沈氏对理性浪漫主义精神的坚守与探讨更富有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2][3][7][10][12]《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259、267、292、241-242、379页。
[4][5][6][18]《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386-387页。
[8]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4页。
[9]沈从文：《谈进步》，《文艺季刊》，第1卷第3期。
[11][19] 沈从文：《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先锋》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
[13][16][22]《沈从文文集》第10卷，第337、294、162页。
[14][17]沈从文：《<文学周刊>编者言》，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1期，1946年10月。
[15]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
[20] 载《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
[21] 沈从文：《读<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5期，194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