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创作杂谈

梦的轻波

作者：沈从文
来源：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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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闲话一
  
   
    我预备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写下几个小说，从三十岁起始到五十岁止，这二十年内条
件许可当把它继续完成，我将用下述各样名字，作为我每个作品的题名。
    一、黄河，写黄河两岸北方民族与这一条肮脏肥沃河流所影响到的一切。
    二、长江，写长江中部以及上下游的革命纠纷。
    三、长城，写边地。
    四、上海，写工人与市侩对立的生活。
    五、北京，以北京为背景的历史的社会的综集。
    六、父亲，纪念我伟大抱负的爸爸。
    七、母亲，纪念我饱经忧患的妈妈。
    八、我，记述我从小到大的一切。
    九、她，写一切在我生活中对我有过深刻影响的女人。
    十、故乡，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
    十一、朋友，我的债主和我的朋友，如何使我生活。（这是我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本书。）
但是，看看这一篇生活的账目，使我有点忧郁起来了。我已经写了许多文章，还要写那么
些文章，我到后是不是死在路边还得请朋友去赊一具棺材？同时我在什么时候死去，是不
是将因为饥饿或同饥饿差不多的原因？我曾答应过一个在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医的朋友，
在我死后把尸身赠给他，许可意随他处置，我是不是到那时还能好好的躺在北京一个公寓
里或协和的地下室咽那最后的一口气？想到这些，我又觉得我最相宜的去处，倒是另外一
个事业了。
    我最欢喜两件事情，一种是属于“文”的，就是令我坐在北京琉璃厂的一个刻字铺里，
手指头笼上一个皮套儿，用刀按在硬木上刻宋体字，因为我的手法较敏捷活泼，常常受掌
柜的奖励，同时我又眼见到另一个同伴，脸上肮脏，把舌子常常掉在嘴角上，也在那里刻
字。我常常被奖励，这小子却常常得到掌柜大而多毛的巴掌。还有我们做手艺是在有白白
的太阳的窗下做的。我仿佛觉得那些地方是我最相宜的地方，同时是我最适当的事业。另
外我还想到一种属于“武”的生活，上海民国路有些小弄子里，有些旧式的铜匠铺，常常
有几个全个身上脸上黑趋趋的小子，嘴唇皮极厚，眼睛极小，抿着嘴巴，翻动白眼，伸出
瘦瘦的胳膊，蹲身在鹤嘴口旁捶打铜片，或者拿着铜杆儿，站立在镀镍的转轮边，一条长
长的污浊的皮带，从屋梁上搭下来，带着钢轮飞动，各处是混杂的声音，各处是火花。这
些地方也一定能作我灵魂的住宅。
    如今这两种生活都只能增加我的羡慕，他们的从容，在我印象中，正如许多美丽女子
的影子在许多年青多情的男子的头脑中，保留着不能消失，同时这印象却苦恼到灵魂的。
    我的文章，是羡慕这些平凡，为人生百事所动摇，为小到这类职业也非常的倾心才写
出的。记得在上海时，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一个信，说是十分欢喜我也同情我作品，
要约我见一次面。我自然得答应，把回信寄去，不久这个朋友就来了。来时出我意外的，
还带了他一个风致楚楚的太太来。我的住处楼下是一个馆子，自然在方便中我就请他们喝
汤吃菜。（这太太的美貌年青，想起来很有点使我生气。）两夫妇即刻同我那么熟习，我
还不大明白这个理由，便是我文章作成了这友谊。到后他们要我带他们到一个最有趣的地
方去玩，我记起了爱多亚路萨坡赛路口一个铜作铺的皮带同转轮同那一群脏人了，就带着
这年轻夫妇到那里去，站到门外看了半天。第二天，这朋友夫妇以为我“古怪有趣”，又
来我住处。这一次我可被他们拉到另外一个好地方吃喝去了。回 家时，我红着脸说，我不
习惯那个派头，我不习惯在许多体面男人女人面前散步或吃喝。他们更以为我“古怪有趣”。
我们的友谊，到现在还保持得很好，上面那些话，这朋友见到，他是不会生气的。不过我
的兴味同社会上层的人就距离得那么远，我的忧郁，什么人会知道？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作


甲辰闲话二
  
   
    我的疑心病到近来真已无药可以医治了。让我作一个比喻，一只被人打过一次的狐狸，
平生仅只被人打过一次，从此对于人自然就不大放心了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仿佛很有一 点
不同气概的人，它总愿意同他远一点。我许多地方都好象一只狐。过去生活并不止打过我
一次，所以我把享受别人的友谊同尊敬的权利完全失去了。不要笑我，这事已够悲惨了的。
    有一个听人说了差不多十年的“聪明体面”人，我因别的一个机会见了，那时心里想，
这可太幸福了，因为许多拜佛的人，是以见到一次他所信仰的佛为荣幸的。往年活佛到北
京时，许多蒙古人倾家来见一次活佛，到回去时连路费也没有，但他们还很快乐。宗教的
倾心，其中原包含一种奴性的皈依，我对于好些女人差不多也是如此。可是人家一开口就
说我的文章，我在卑微里放光的灵魂，即刻为这出于意外的事感到不幸了。我疑心人家是
特意来制造一套精致的废话，来娱乐我这寂寞寡欢的人。我能比任何人还善于体会别人的
友谊，但我照例还要疑心别人对我所说的是一种废话（凡是说到文章的，我都认为是废话）。
这小丑人格，原同我外表不十分相合，所以别人照例也绝不知道我如何怀着无用可怜的心
情，希望人家不用这样太虐待我的。别人坦白的言语，窘我到只想躲避生人，同时也就使
我同一些熟人永远不能相熟，这狐狸兽类性格的形成，容我去分析，结果我便看到了另外
一种生活，十分觉得可哀。习惯于穴居独处的理由，除了我自己能明白，此外是没有可希
望了的。
    又如最近我到过一个人家去，这人是我六年前便同他一 个弟兄非常熟识的。机会自然
仍得谈到文章，我一面勉强吃喝，一面就只想逃走，总觉得这不过一种圈套，有意抛过来
便落在头上。若不同我说到这些事，我还一切自由，毫无拘束，一开口，即由于这“友谊”
成为“灾难”，当前的景况，全觉得不容易支持了。
    这些人，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料不到我是那么一个无福气享受别人友谊同尊敬，性
格的病态会到这样子的。
    还有某女作家，一见我，就问我上海的青红帮同什么名女人的最新事情。我说这个我
可不大注意，因为凡属于这些，一定得订许多小报，才够资格谈的，我平时看报，很疏忽
这一项。我虽然申明我对于这一类知识并不渊博，但这女作家大有除此便无话可说的神气。
回来时，我便同我的朋友说：“我今天非常难受，因为被人当做怪人，许多话不谈，就只
同我谈这一类无聊的话。这显然是她以为我只可以谈这类问题的。”
    朋友听到我的牢骚，只能干笑，他告我许多人就只能谈这一类话，同时仿佛锦心绣口
的人，更对于这件事感到趣味。
    这女作家的性格，许多人都证明过了，我还是很不快乐。别人天生的兴味，也能带给
我一些苦恼，这也是我愿意同人离远一点的理由。
    不过倘若我并不常常把自己看得太小，同时又不把别人看得太大，我不是就随时随地
都可以从另一方面得到神清气爽的机会了吗？
    一只鸡，小时候常被盘旋空中的鹰所恐吓，到长大后，看到凡在空中飞的鸟，总以为
那是鹰了，就非常的害怕。其实在天空里飞的老鸹，身重最多不过六两，所吃的只是小虫，
所梦的只是小虫，这老鸹，即或知道鸡怕它，也仍然只能吃小虫梦小虫的。这寓言，似乎
在什么书上见过一次。若不是在书上，那就一定是在一个人的客厅里依稀读过了。
                              
一九三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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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与周围的一切相象，使我变了样。

梦的轻波

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故民国十九
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这声音，遥
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流行。因此唯美的
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的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
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
瞩目远景，幻想天国，诗人的从容权利，古今原无二致。然而数数稍前一时的式样，仅使
人对那业已为人忘却的“人生文学”，倍增感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诗人以
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
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
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
诸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
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
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
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的情况
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
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乎成为文学见解
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
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
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惭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同一意
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面，用最世俗的形容，应当
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侩气的名词，
“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作否认的。格律废弃既
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
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写诗”的。
    在内含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仿佛不
能写出一首“好”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那你还是一
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有自由了。这种现
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等待。
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就应当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逐流，也就未
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 换的趣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
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当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
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
“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
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
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
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也不免相
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
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
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
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
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佛很古怪的诗人，
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
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希望，那也是当然的。他们都可以成功，
伴着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的“诚实”。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方向上，自己若先就缺少信心，
他们“玩”着文学，文学也自然变成玩具，出现“大家玩玩”的现象了。
    现在应当怎么样使大家不再“玩”文学，所以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向前的，
都值得我们十分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
若指得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
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胡里唱唱迷人的
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我所熟识的诗人全笑了，因为他们要说：“对不起，你这个外行，
你懂十四行应当怎么分行押韵没有？你不是在另外一个时节，称赞过我们的新诗了吗？你
说我们很美，应当怎样更美，即或说得是外行话，也不会相差太远。但你若希望我们美以
外还有别的，你这外行纵说得十分动听，还是毫无用处的。”
    我想，那末，当真莫再分辩了，我们让这个希望由创作小说来实现吧。事实上这里的
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个进步的
诗人，能使用简单的文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我们应当等候带着一点
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作这件事。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
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都相差很远。我想，从另外一
方面去找寻，从另外一方面去期待，会有人愿意在那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
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上维持他的信心的。
    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
去。
                                  六月十日

梦的轻波

要明白新诗，先应当略略知道新诗的来源及其变化。
    新诗似乎应当分作三个时期去认识去理解。
    一、尝试时期（民国六年到十年或十一年）二、创作时期（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三、
成熟时期（民国十五年到十九年）第一个时期，列为尝试时期，因为在当时每一个诗人所
作的诗，都还不免有些旧诗痕迹，每一个诗人的观念与情绪，并不完全和旧诗人两样。还
有，因为诗的革命由胡适之等提出，理论精详而实际所有作品在技巧形式各方面，各自保
留些诗词原有的精神，因此引起反响，批评，论驳。诗的标准虽有所不同，实在还是渐变
而不能锐变。并且作者在作品上仍然采用了许多古诗乐府小词方法，所以诗的革命虽创自
第一期各诗人，却完成于第二期。能守着第一期文学革命运动关于新诗的主张，写成比较
完美的新体诗，情绪技巧也渐与旧诗完全脱离，这是第二期几个诗人做的事。诗到第二期
既与旧诗完全划分一时代趣味，因此在第一期对于白话诗作恶意指摘者才哑了口，新诗在
文学上提出了新的标准，旧的拘束不适用于新的作品，又因为一种方便（北京《晨报副刊》
有诗周刊），各作者理论上既无须乎再与旧诗拥护者作战（如胡适之刘复当时），作品上
复有一机会在合作上清算成绩（徐志摩等新诗周刊有一诗会，每周聚集各作者，讨论作品
或读新作）。故中国新诗的成绩，似应以这时为最好。新诗的标准的完成，也应数及这时
诗会诸作者的作品。但这时的稍前与稍后，另有两种诗发现，为不受这一时期新诗的标准
所拘束，另有发展，并取得新成就。其一是在上海方面的创造社诗派，郭沫若的浪漫主义
夸张豪放可作一代表。其一是独出诗集数种的李金发。以热情洋溢为年青人所欢喜，是创
造社郭沫若的诗，完全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各诗人作品风格异途。从文言文状事拟物
名词中，抽出种种优美处，以幻想的美丽作诗的最高努力，不缺象征趣味，是李金发诗的
特点。诗到第三期，因时代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一个新时代，从前人道主义英雄主义似乎为
诗人当然的人格，并不出奇，但到第三期，有专以写标语口号的诗人出现了。写爱情的如
徐志摩，和论人生的理智透明如闻一多，或以写自然，对世界歌唱温暖的爱的如朱湘，都
仿佛受了小小揶揄。因此不甚同意标语口号诗的作者，作品又走了一新方向，从新的感觉
上赞美官能的爱，或使用错觉，在作品中交织幻想的抒情的美；或取回复姿势，从文言文
找寻新的措词。但有两个原因使诗在成熟中趋于沉默。第一个是刊物上对于诗失去了兴味，
第二个是作者不容易有超越第二期诸作者所显示出的文字的完美与韵律的完美。这几年来
新的小册子诗集虽并不少，但这类诗作多数缺少在各大刊物上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所以诗
的一方面感到消沉，若能把散文创作在一二年来进步作一比较，则更可明白第三期新诗的
成绩难于说是丰收的。
    对于这三个时期的新诗，从作品、时代、作者各方面加以检察、综合比较的有所论述，
在中国这时还无一个人着手。
    因为这事并不容易，繁难而且复杂，所以为方便起见，这三 个时期每一时期还应作为
两段。譬如第一时期，胡适之、沈玄庐、刘大白、刘复、沈尹默这几个人是一类，康白情、
俞平伯、朱自清、徐玉诺、王统照，又是一类，这因为前几个人的诗，与后几个人的诗，
所得影响完全不同的缘故。第一 期还应另外论到的，是冰心、周作人、陆志韦这三个人。
冰心的小诗虽在单纯中有所发展，缺少了诗的完全性，但毫无可疑的是这些小诗的影响，
直到最近还有不少人从事模仿。周作人在《新青年》时代所作所译的散文诗，是各散文诗
作者中最散文的一个。使文字离去词藻成为言语，同时也影响到后来散文风格的形成，胡
适之是与周作人同样使人不会忘记的。胡适之的明白畅达，周作人的清淡朴讷，后者在现
代中国创作者取法的似乎还稍多。陆志韦诗虽在读者中不甚发生影响，对其《渡河》一集
发生兴味的，不是读者倒是当时的其他作者。因为把诗从散文上发展，在当时不缺少找寻
新路的勇敢的，是这作者。作者的《渡河》，是用作品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与当时为白
话诗而同旧习惯趣味作战的玄庐、大白、沈尹默、刘复，是更勇敢的对于新诗作过实际改
革试验的。
    到第二时期，则应将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等作为一类，每一个作者的作品
皆当分别讨论，综合批评，这是第二期第一段。这一时期诸人在作品上似乎完全做到了第
一期诗人在理论上所要求的新诗。然而韵律分行，文字奢侈，与平民文学要求却完全远离
了。另外在体裁上显出异样倾向，时代且略后，则有于赓虞、李金发、冯至、韦丛芜这几
个人，为新诗作者与作品第二期的第二段。第二期第一段几个作者，在作品中所显示的情
绪的健康与技巧的完美，第二段几个作者是比较疏忽的。然而那种诗人的忧郁气氛，颓废
气氛，却也正是于赓虞、李金发等揉合在诗中有巧妙处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点！于赓虞作
品表现的是从生存中发生厌倦与幻灭情调，与冯至、韦丛芜以女性的柔和忧郁，对爱作抒
情的低诉，自剖，梦呓，又是完全不同了。同是常常借用了古典文字使词藻夸张与富丽，
李金发，则仿佛是有时因为对于语体文字的生疏，对于表示惊讶，如郭沫若、王独清所最
习惯用过的“哟”字或“氨字，在李金发却用了“吁”或“嗟乎”字样。
    或整句的采用，作自己对于所欲说明的帮助，是李金发的作品引人注意的一点。但到
于赓虞，却在诗中充满了过去的诗人所习用表示灵魂苦闷的种种名词，丝毫不遗，与第一
期受旧诗形式拘束做努力摆脱的勇敢行为的完全相反，与李金发情调也仍然不能相提并论。
不过在第一期新诗，努力摆脱旧诗仍然失败了的，第二期的李、于，大量的容纳了一些旧
的文字，却很从容的写成了完全不是旧诗的作品，这一点，是当从刘大白等诗找出对照的
比较，始可了然明白的。
    第三期诗，第一段为胡也频、戴望舒、姚蓬子。第二段为石民、邵洵美、刘宇。六个
人都写爱情，在官能的爱上有所赞美，如胡也频的《也频诗逊，戴望舒的《我的记忆》，
姚蓬子的《银铃》，邵洵美的《花一般的罪恶》，都和徐志摩风格相异，与郭沫若也完全
两样。胡也频诗方法从李金发方面找到同感，较之李金发形式纯粹易懂点。胡也频的诗，
并不是朱湘那种在韵上找完美的诗，散文的组织，使散文中容纳诗人的想象，却缺少诗必
须的韵。戴望舒在用字用韵上努力，而有所成就，同样带了一种忧郁情怀，这忧郁，与冯
至、韦丛芜诸人作品，因形式不同，也有所差别了。蓬子的沉闷，在厌世的观念上有同于
赓虞相近处，文字风格是不相同的。邵洵美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作，赞美生，
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
另一面看到的破灭，这诗人的理智，却又非闻一多处置自己观念到诗中的方法。石民的
《良夜》与《恶梦》，在李金发的比拟想象上，也有相近处，然而调子，却在冯至，韦丛
芜两人之间可以求得那悒郁处。刘宇是最近诗人，他的诗在闻一多、徐志摩两人诗的形式
上有所会心，把自己因体质与生活而成的弱点，加入在作品上，因此使诗的内容有病的衰
弱与情绪的纷乱，有种现代人的焦躁，不可遏制。若把同一取法于此两人诗的外形，而有
所写作的青年诗人陈梦家作品拿来比较，便可明白陈诗的精纯，然而这精纯，在另一方面，
也稍稍有了凝固的情形，难于超越，不易变化了。
    把创作小说，容纳于同一个要求中，如五四运动左右，是人道主义极盛的时期。诗到
那时也是这样。同情，怜悯，缺少这个是不行的。一切的观念是绅士的，慈善的。到稍后，
年青人自己有痛苦，却来写自己的欲望了，所以郁达夫小说的自诉，有空前的成就。民十
二到民十五，创作小说的方向，是在恋爱故事作整个的努力的，情诗也在这时有极好成就。
到民十五年后，有些人革命了，创作多了一个方向，把诗要求抹布阶级“爬起来，打你的
敌人一巴掌”那种情形上面，新的做人的努力是可尊敬的。这里使我们记起一个还应当提
到的人，这人就是蒋光慈。这人在小说与诗创作上，都保留到创造社各作家的浪漫派文人
气息。他从不会忘记说他是“一 个流浪文人”，或“无产诗人”这种“作家”的趣味，同
长虹陷在同一境遇里去了。长虹在“天才”意识上感到快乐，夸大，反而使自己缩小了。
蒋光慈在他作品成绩上，是否如他朋友感到那种过高估价，是值得商讨的。书贾善凑热闹，
作者复敏于自炫，或者即所谓海上趣味的缘故，所以诗的新的方向，蒋光慈无疑可说是个
革命诗人。或者胡也频可以有更好成就，因为新的生活态度的决定，较立于顽强朴素一方
面。
    总起来说，是这样：
    第一期的诗，是当时文学革命的武器之一种。但这个武器的铸造，是在旧模中支配新
材料，值得说的是一本《尝试集》，一本《刘大白的诗》，一本《扬鞭集》。另外在散文
中改造诗，是一本《过去的生命》。另外在散文上帮助了发展，就是说关于描写的方法，
繁复，是《西还》同《草儿》。要明白关于形式措词的勇敢，是《女神》同《渡河》。
    第二期的诗，在形式技巧上算完成了。《草莽集》，《死水》，《志摩的诗》，是三
本较完美的诗。韦丛芜的《群山》，写故事诗明白婉约，清丽动人，且是中国最长之叙事
抒情诗。冯至的《昨日之歌》，年青人热情与忧郁，使作风特殊不同。于赓虞的《晨曦之
前》，悲哀沉痛，病的狂痫气氛，充满了作品。
    李金发的《微雨》，从文言中借来许多名词，补充新的想象，在诗中另成一风格。若
欲知道散文诗这一名称所赋的意义，是《过去生命》那种诗体裁以外的存在，则焦菊隐的
《夜哭》可以说明。
    第三期的诗，一种是石民的《良夜与恶梦》，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可以归为李金发
一类。一种是邵洵美的《花一 般罪恶》，刘宇的《沉淀》，可以归为徐志摩一类。另外就
是新方向的诗歌，如戴望舒、蓬子之诗，在文字上找寻象征的表现方法。或从苏俄歌颂革
命的诗中，得到启示，用直截手段，写对于革命希望和要求，以及对现世否认的诗歌，有
蒋光慈的《战声》同其他集子。

七月廿六日

梦的轻波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
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
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
    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
“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人便俨然是
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束，成为要不得的
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
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
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亲切，妥贴，近
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
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觉得
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么一件事，由一个新闻记者笔下写来，
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记屋中情形，附上几
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
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
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
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用同
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
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
    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
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
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假定有一个人，在同一 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
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
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
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
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费，自
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用人事作比较。
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能经济，能不浪费，能
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
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
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
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
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一，技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
转入空疏；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
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巧有害于新文学运
动，自然不能否认。
    惟过犹不及。正由于数年来技巧二字被侮辱，被蔑视，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作品企图刻
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更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
了。
    一面流行观念虽已把技巧二字抛入毛坑里，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
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产生变革，作家应当作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
巧学会。
    目前中国作者，若希望把本人作品成为光明的颂歌，未来世界的圣典，既不知如何驾
驭文字，尽文字本能，使其具有光辉，效力，更不知如何安排作品，使作品产生魔力，这
颂歌，这圣典，是无法产生的。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

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因为艺术同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作

[ 本贴由 梦的轻波 于 2004-3-25  06:20 最后编辑 ]

梦的轻波

好朋友：这几年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不
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象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好朋友。即可以听
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
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我和
你们少数见面一次两次，多人尚未见面，以后可能永无机会见面。还有些人是写了信来，
要我答复，我无从答复；或把文章寄来，要我登载，我给退回。我想在这刊物上，和大家
随便谈一谈。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
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
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
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
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前者不必例举，
后者的例可以从十六年来新文学作家的几起几落的情景中明白。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
好象那么多，真正从事于此支持十年以上的作家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因缘时会，在喜事凑
热闹的光景下捞着了作家的名位，玩票似的混下去。一点儿成绩，也就是那么得来的。对
文学有兴趣，无信仰，结果有所谓“新文学”，在作者本身方面，就觉得有点滑稽，只是
二十五岁以内的大学生玩的东西。多数人呢，自然更不关心了。如果这些人对文学是信仰
不是兴趣，一切会不同一点。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谬想象
也成）。这希望，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旧俄作家说的话：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
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几乎全无所知。我们所以觉得
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话说得不错，而且说得很老实。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
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赖文学来诠
释启发的。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必有的东西。有
了它，我们才可以在写作失败时不气馁，成功后不自骄。有了它，我们才能够“伟大”！
好朋友，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见却要让你们有“信仰”。是不是应该
把“兴趣”变成“信仰”？请你们想想看。
    其次是你们来信，总表示对于生活极不满意。我很同情。
    我并不要你们知足，我还想鼓励一切朋友对生活有更大的要求，更多的不满。活到当
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大多数负责者都那么因循与柔懦，各作得过且过的打算。卖国贼，
汉奸，流氓，贩运毒物者，营私舞弊者，以及多数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这个社
会的柱石和墙壁，凡是稍稍有人性的青年人，哪能够生活满意？那些生活显得很满意，在
每个日子中能够陶然自得沾沾自喜的人，自己不是个天生白痴，他们的父亲就一定是那种
社会柱石，为儿女积下了一点血钱，可以供他们读书或取乐。即使如此，这种环境里的人，
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不能满意，会觉得所寄生的家庭如此可耻，所寄生的国家如
此可哀！
    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革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
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他必具有宗
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
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
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
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
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可是，好朋友，你们对生活不满意，与我说到的却稍稍不同。你们常常急于要找“个
人出路”。你们嗔恨家庭，埋怨社会，嘲笑知识，辱骂编辑，就只因为你们要出路，要生
活出路与情感出路。要谋事业，很不容易；要放荡，无从放荡；要出名，要把作品急于发
表，俨然做编辑的都有意与你们为难，不给机会发表。你们痛苦似乎很多，要求却又实在

极少。
    正因为要求少，便影响到你们的成就。第一，写作的态度，被你们自己把它弄小弄窄。
第二，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
管为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你们也许有天才，有志气，可是这天才和志气，
却从不会好好的消磨在工作上，只是被“杂感”和“小品”弄完事，只是把自己本人变成
杂感和小品完事。要出路，杂志一多，出路来了。要成名，熟人一多，都成名了。要作品
呢，没有作品。首都南京有个什么文艺俱乐部，聚会时常常数百人列席，且有要人和名媛
搀杂其间，这些人通常都称为“作家”。大家无事，附庸风雅，吃茶谈天而已。假若你们
真不满意生活，从事文学，先就应当不满意如此成为一个作家。其次，再看看所谓伟大作
品是个什么样子，来研究，来理解，来学习，低头苦干个三年五载。忘了“作家”，关心
“作品”。永远不在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
    认定托尔斯泰或歌德，李白或杜甫，所有的成就，全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手弄出来的。
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力，你也可以希望用脑子和那只手得到同样的成就。你还不妨野心更
大一 点，希望你的心与力贴近当前这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作出更有影响的事业！好朋友，
你说对生活不满意，你觉得还是应当为个人生活找出路，还是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也想想
看。
    我在这刊物上写这种信，这是末一次，以后恐无多机会了。我很希望我意见能对你们
有一点用处。我们必需明白我们的国家，当前实在一种极可悲哀的环境里，被人逼迫堕落，
自己也还有人甘心堕落。对外，毫无办法，对内，成天有万千人饿死，成天有千万人在水
边挣扎，……此外大多数人就做着噩梦，无以为生。但从一方面看来，那个“明天”又总
是很可乐观的。明天是否真的可以转好一点？一切希望却在我们青年人手里。青年人中的
文学作家，他不但应当生活得勇敢一点，还应当生活得沉重一点。每个人都必须死，正因
为一个人生命力用完了，活够了，挪开一个地位，好让更年轻的人来继续活下去。死是不
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我们如今都还年青，不用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活。我认为每个人
都有权力活得更有意义，活得更象个人。历史原是一种其长无尽的东西，我们能够在年青
力壮时各自低头干个十年八年，活够了，死了，躺下来给蛆收拾了，也许生命还能在另外
一 种意义上活得很长久。徒然希望“不朽”，是个愚蠢的妄念；至于希望智慧与精力不朽，
那只看我们活着时会不会好好的活罢了。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如今活着，还象一个活人？一
面活下去一面实值得我们常常思索。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北平

梦的轻波

说到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在题目下加上一个子题，比较明白。
    “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谈谈短篇小说的写作，和近二十 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
    因为许多人印象里意识里的短篇小说，和我写到的说起的，可能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还要老老实实声明一下：这个讨论只能说是个人对于小说一点印象，一点感想，一
点意见，不仅和习惯中的学术庄严标准不相称，恐怕也和前不久确定的学术一般标准不相
称。世界上专家或权威，在另外一时对于短篇小说规定的“定义”，“原则”，“作法”，
和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主张说明，到此都暂时失去了意义。
    什么是我所谓的“短篇小说”？要我立个界说，最好的界说，应当是我作品所表现的
种种。若需要归纳下来简单一点，我倒还得想想，另外一时给这个题目作的说明，现在是
不是还可应用。三年前我在师范学院国文会讨论会上，谈起“小说作者和读者”时，把小
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
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
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
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
一个小说。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
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
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不怕数量的浪费，也
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
别），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
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
“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

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
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
有许多简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上帝”或“鬼神”，“青年会”或“新生活”，或对付
他们的心，或对付他们的行为，都可望从那个“多数”方面产生效果。不必要文学来作。
至于小说可作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比这个困难。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
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扩大到
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企及。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
即已足，尚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
老更多一 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
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
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
宜。若说得夸大一点，到近代，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唯有“小说”还能担当这种艰巨。
原因简单而明白：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
上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交通工
具的进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还是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识文字
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加之用文学作品来耗费他
个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从近三十年来年青学生方面说，在社会心理上即贤于博弈。
所以在过去，《三国志》或《红楼梦》所有的成就，显然不是用别的工具可以如此简便完
成的。
    在当前，几个优秀作家在国民心理影响上，也不是什么作官的专家部长委员可办到的。
在将来，一个文学作者若具有一 种崇高人生理想，这理想希望它在读者生命中保有一种势
力，将依然是件极其容易事情。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象
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
    这是我三年前对于小说的解释，说的虽只是“小说”，把它放在“短篇小说”上，似
乎还说得通。这种看法也许你们会觉得可笑，是不是？不过真正可笑的还在后面，因为我
个人还要从这个观点上来写三十年！二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个数目，但在个人生
命中，也就够瞧了。这种生命的投资，普通聪明人是不干的！
    有人觉得好笑以外也许还要有点奇怪，即从我说这问题一点钟两点钟得来的印象，和
你们事先所猜想到的，读十年书听十年讲记忆中所保留的，很可能都不大相合。说说完了，
于是散会。散会以后，有的人还当作笑话，继续谈论下去，有的人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大南
门，预备去看九点场电影，有的人说不定回到宿舍，还要骂骂“狗屁狗屁，岂有此理”。
这样或那样，总而言之，是不可免的。过了三点钟后，这个问题所能引起的一点小小纷乱
也差不多就完事了。这也就正和我所要说的题目相合，与一个“短篇小说”在读者生命中
所占有的地位相合，讲的或写的，好些情形都差不多。这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只那么一点
儿，所要处理的，说他是作者人生的经验也好，是人生的感想也好，再不然，就说他是人
生的梦也好。总之，作者所能保留到作品中的并不多，或者是一 闪光，一个微笑，以及一
瞥即成过去的小小悲剧，又或是一 个人濒临生死边缘作的短期挣扎。不管它是什么，都必
然受种种限制，受题材、文字以及读者听者那个“不同的心”所限制。所以看过或听过后，
自然同样不久完事。不完事的或者是从这个问题的说明、表现方式上，见出作者一点语言
文字的风格和性格，以及处理题材那点匠心独运的巧思，作品中所蕴蓄的人生感慨与人类
爱。如果是讲演，连续到八次以上，从各个观点去说明的结果，或者能建设出一个明明朗
朗的人生态度。如果是作品，一本书也不会给读者相同印象。至于听一回，看一篇，使对
面的即能有会于心，保留一种深刻印象，对少数人言，即或办得到，对多数人言，是无可
希望的！
    新文学中的短篇小说，系随同二十二年前那个五四运动发展而来。文学运动本在五四
运动以前，民六左右，即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提出来，却因五四运动得到“工具重造
工具重用”的机会。当时谈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最先得到解放是文字，即语体文的自由
运用。思想解放社会改造问题，一般讨论还受相当限制时，在文学作品试验上，就得到了
最大的自由，从试验中日有进步，且得到一个“多数”（学生）的拥护与承认。虽另外还
有个“多数”（旧文人与顽固汉）在冷嘲恶咒，它依然在幼稚中发育成长，不到六七年，
大势所趋，新的中国文学史，就只有白话文学作品可记载了。谈到这点过去时，其实应当
分开来说说，因为各部门作品的发展经过和它的命运，是不大相同的。

    新诗革命当时最与传统相反，情形最热闹，最引起社会注意（作者极兴奋，批评者亦
极兴奋），同时又最成为问题，即大部分作品是否算得是“诗”的问题。
    戏剧在那里讨论社会问题，处理思想问题，因之有“问题”而无“艺术”，初期作者
成绩也就只是热闹，作品并不多，且不怎么好。
    小说发展得平平常常，规规矩矩，不如诗那么因自由而受反对，又不如戏那么因庄严
而抱期望，可是在极短期间中却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继续下去。先从学生方面取得读者，随
即从社会方面取得更多的读者，因此奠定了新文学基础，并奠定了新出版业的基矗若就近
二十年来过去作个总结算，看看这二十年的发展，作者多，读者多，影响大，成就好，实
应当推短篇小说。这原因加以分析，就可知道一是起始即发展得比较正常，作品又得到个
自由竞争机会，新陈代谢作用大些，前仆后继，人材辈出，从作品中沙中捡金，沙子多金
屑也就不少。其次即是有个读者传统习惯，来接受作品，同时还刺激鼓励优秀作品产生。
    若讨论到“短篇小说”的前途时，我们会觉得它似乎是无什么“出路”的。他的光荣
差不多已经变成为“过去”了。
    它将不如长篇小说，不如戏剧，甚至于不如杂文热闹。长篇小说从作品中铸造人物，
铺叙故事又无限制，近二十年来社会的变，近五年来世界的变，影响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
无一不可以组织到故事中。一个长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
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收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戏剧娱乐性多，
容易成为大时代中都会的点缀物，能繁荣商业市面，也能繁荣政治市面，所以不仅好作品
容易露面，即本身十分浅薄的作品，有时说不定在官定价值和市定价值两方面，都被抬得
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说，费力而不容易讨好，将不免和目前我们这个学校中的“国文
系”情形相同，在习惯上还存在，事实上却好象对社会不大有什么用处，无出路是命定了
的。
    不过我想在大家都忘不了“出路”，多数人都被“出路”弄昏了头的时候，来在“国
文学会”的讨论会上，给“短篇小说”重新算个命，推测推测它未来可能是个什么情形。
有出路未必是好东西，这个我们从跑银行的大学生，有销路的杂志，和得奖的作品即可见
到一二。那么，无出路的短篇小说，还会不会有好作者和好作品？从这部门作品中，我们
还能不能保留一点希望，认为它对中国新文学前途，尚有贡献？
    要我答复我将说“有办法的”。它的转机即因为是“无出路”。
    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社会一般事
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气力收最大效果，唯有“短篇小说”可是个实实在
在的工作，玩花样不来，擅长“政术”的分子决不会来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
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即以从事写作的同道来说，把写短篇小说作终生事业，都明白它不大
经济。这一来倒好了。短篇小说的写作，虽表面上与一般文学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
兴趣或信仰，却已和别的作者不相同了。
    支持一个作者的信心，除初期写作，可望从“读者爱好”增加他一点愉快，从事此道
十年八年后，尚能继续下去的，作者那个“创造的心”，就必得从另外找个根据。很可能
从外面刺激凌轹，转成为自内而发的趋势。作者产生作品那点“动力”，和对于作品的态
度，都慢慢的会从普通“成功”，转为自我完成，从“附会政策”，转为“说明人生”。
这个转变也可说是环境逼成的，然而，正是进步所必需的。由于作者写作的态度心境不同，
似乎就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与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离远，
渐渐的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
    照近二十年来的文坛风气，一个作家一和“艺术”接近，也许因此一来，他就应当叫
作“落伍”了，叫作“反动”了，他的作品并且就要被什么“检查”了，“批评”了，他
的主张意见就要被“围剿”了，“扬弃”了。但我们可不必为这事情担心。这一切不过是
一堆“词”而已，词是照例摇撼不倒作品的。作品虽用纸张印成，有些国家在作品上浇了
些煤油，放火去烧它，还无结果！二三子玩玩字词，用作自得其乐的消遣，未尝无意义。
若想用它作符咒，来消灭优秀作品，其无结果是用不着龟筮卜算的。“落伍”是被证明已
经“老朽”，“反动”，又是被裁判得受点处分，使用的意义虽都相当厉害，有时竟好象
还和“侦探告密”“坐牢杀头”这类事情牵连在一 处。但文人用来加到文人头上时，除了
满足一种卑鄙的陷害本能，是并无何等意义，不用担心吓怕的。因为这种词用惯后，用多
后，明眼人都知道这对于一个诚实的作家，是不会有何作用的。文学还是文学，作品公正
的审判人是“时间”（从每个人生命中流过的时间），作品在读者与时间中受试验，好的
存在，且可能长久存在，坏的消灭，即一时间偶然侥幸，迟早间终必消灭。一个作者真正
可怕的事，是无作品而充作家，或写点非驴非马作品应景凑趣，门面总算支持了，却受不
了那个试验，在试验中即黯然无光。
    日月流转，即用过去二十年事实作个例，试回头看看这段短短路上的陈迹，也可长人
不少见识。当时文坛逐鹿，恰如运动场上赛跑，上千种不同的人物，穿着各式各样的花背
心和运动鞋，用各自习惯的姿势，从跑道一端起始，飞奔而前。就中有仅仅跑完一个圈子，
即已力不从心，摇摇头退下场了的。有跑到三五个圈子，个人独在前面，即以为大功告成
而不再干的。有一面跑一面还打量到做点别的节省气力事情，因此装作摔了一跤，脚一跛
一跛向公务员丛中消失了的。
    也有得到亲戚、朋友、老板、爱人在旁拍巴掌叫好，自己却实在无出息，一阵子也败
溃下来的。大致的说来，跑到三五 年后，剩下的人数已不甚多。虽随时都有新补充分子上
场，跑到十年后，剩下的可望到达终点的人就不过十来位了。设若这个竞赛是无终点的，
每个人的终点即是死，工作的需要是发自于内的一点做人气概，以及支持三五十年的韧性，
跑到后来很可能观众都不声不响，不拍掌也不叫好，多数作家难以为继，原是极其自然的。
所以每三五年照例都有几个雄赳赳的人物，写了些得商人出力、读者花钱、同道捧尝官家
道贺的作品，结果只在短短“时间”淘冶中，作品即已若存若亡，本人且有改业经商，发
了三五万横财，讨个如夫人在家纳福的。或改业从政，作个小小公务员，写点子虚乌有报
告的。或傍个小官，代笔做做秘书，安分乐生混日子下去的。
    这些人倒真是得到了很好的出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历史虽短，也就够令人深思！
    “得到多数”虽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在文学发展中，倒也许正要借重“时间”，把
那个平庸无用的多数作家淘汰掉，让那个真有作为诚敬从事的少数，在极困难挫折中受试
验，慢慢的有所表现，反而可望见出一点成绩。（三五个有好作品的作家，事实上比三五
百挂名作家更为明日社会所需要，原是显然明白的。）对这个少数作家而言，我觉得他们
的工作，正不妨从“文学”方面拉开，安放到“艺术”里去，因为它的写作心理状态，即
容易与流行文学观日见背驰，已渐渐和过去中国一般艺术家相近。他不是为“出路”而写
作，这个意见是我十三年前提起过的，我以为值得旧事重提，和大家讨论讨论。
    记得是民国十七年秋天，徐志摩先生要我去一个私立大学讲“现代中国小说”，上堂
时，但见百十个人头在下面转动，我知道许多“脑子”也一定在同样转动。我心想：“和
这些来看我讲演的人，我说些什么较好？”所以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请你们让我休
息十分钟吧。”我意思倒是咱们大家看看，比比谁看得深。我当然就在那里休息，实在说
就是给大家欣赏我那个乱蓬蓬的头，那种狼狈神气。到末后，我开口了，一 说就是两点钟。
下课钟响后，走到长廊子上时，听到前面两个人说，“他究竟说些什么？”这种讲演从一
般习惯看来，自然是失败了。那次“看”的人可能比“听”的人多，看的人或许还保留一
个印象，听的人大致都早已忘掉了。忘不掉的只有我自己，因为算是用“人”教育“我”，
真正上了一课。
    这一课使我明白文字和语言、视和听给人的印象，情形大不相同。我写的小说，正因
为与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读它时觉得还新鲜，也似乎还能领会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至
于听到我说起小说写作，却又因为解释的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合，弄得大家莫
名其妙了。这对于我个人，真是一 种离奇的教育。它刺激我在近十年中，继续用各种方式
去试验，写了一些作品和读者对面。我写到的一堆故事，或者即已说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意
见和态度，若不曾从我作品中看出一点什么，这种单独的讲演，是只会作成你们的复述那
个“他究竟是说什么”印象的。
    其实当时说的并不稀奇古怪，不过太诚实一点罢了。“诚实”二字虽常常被文学作家
和理论家提出，可是大多数人照例都怕和诚实对面。因为它似乎是个乡巴佬使用的名词，
附于这个名词下的是：坦白，责任，超越功利而忠贞不易，超越得失而有所为有所不为。
把这名词带到都市上来，对“玩”文学的人实在是毫无用处的。其实正是文学从商业转入
政治，“艺术”或“技巧”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缩成一个零。以能体会时代风气写平庸作品
自夸的，就大有其人。这些人或仿佛十分前进，或俨然异常忠实，用阿谀“群众”或阿谀
“老板”方式，认为即可得到伟大成就。另外又有一部分作家，又认幽默为人生第一，超
脱潇洒的用个玩票白相态度来有所写作，谐趣气氛的无节制，人生在作者笔下，即普遍成
为漫画化。“浅显明白”的原则支配了作者心和手，其所以能够如此，即因为这个原则正
可当做作品草率马虎的文饰。风气所趋，作者不甘落伍的，便各在一种预定的公式上写他
的传奇，产生并完成他“有思想”的作品。或用一个滑稽讽笑的态度，来写他的无风格、
无性格、平庸乏味的打哈哈作品。如此或如彼，目标所在是“得到多数”。用的是什么方

法，所得到的又是什么，都不在意。

    关于这一点，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不成的。社会的混乱，如果一部分属于一般抽象原
则价值的崩溃，作者还有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应当在作品中将一个新的原则重建起来。应
当承认作品完美即为一种秩序。一切社会的预言者，本身必须坚实而壮健，才能够将预言
传递给人。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还得有个瞻望远景的习惯，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还有
群众！新的文学要它有新意，且容许包含一个人生向上的信仰，或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必
需得从另外一种心理状态来看文学，写作品，即超越商业习惯上的“成功”，完全如一个
老式艺术家制作一件艺术品的虔敬倾心来处理，来安排。最高的快乐从工作本身即可得到，
不待我求。这种文学观自然与当时“潮流”不大相合，所以对我本来怀有好感的，以为我
莫名其妙，对我素无好感的，就说这叫做“落伍”“反动”。不过若注意到这是从左右两
方面来的诅咒，就只能令人苦笑了。
    我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特点照例“相当顽固”，所以虽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将
来说不定还要被文坛除名，还依然认为一个作者不将作品与“商业”“政策”混在一处，
他脑子会清明一些。他不懂商业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象样些。他若是一个短篇
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
的深度。一句话，这点教育不会使他堕落的！如果他会从传统接受教育，得到启迪或暗示，
有助于他的作品完整、深刻与美丽，并增加作品传递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极自然的。
    我说的传统，意思并不是指从史传以来，涉及人事人性的叙述，两千多年来早有若干
作品可以模仿取法。那么承受传统毫无意义可言。主要的是有个传统艺术空气，以及产生
这种种艺术品的心理习惯，在这种艺术空气心理习惯中，过去中国人如何用一切不同的材
料，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人的梦，而且又在同一材料上，用各样不同方法，来处理这个人
此一时或彼一时的梦。艺术品的形成，都从支配材料着手，艺术制作的传统，即一面承认
材料的本性，一面就材料性质注入他个人的想象和感情。虽加人工，原则上却又始终能保
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明白这个传统特点，我们就会明白中国文学可告给作家的，并不
算多，中国一般艺术品告给我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试从两种艺术品的制作心理状态，来看看它与现代短篇小说的相通处，也是件极有意
义的事情。一由绘画涂抹发展而成的文字，一由石器刮削发展而成的雕刻，不问它是文人
艺术或应用艺术，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从
材料方面言，天然限制永远存在，从形式方面言，又有个社会习惯限制。然而一个优秀作
家，却能够于限制中运用“巧思”，见出“风格”和“性格”。
    说夸张一点，即是作者的人格，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胆与自
由，却又极端小心，从不滥用那点大胆与自由超过需要。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
崇高的理想，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 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
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在
过去，曾经产生过无数精美的绘画，形制完整的铜器或玉器，美丽温雅的瓷器，以及形色
质料无不超卓的漆器。在当前或未来，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说写作上，用得其法，自然会有
些珠玉作品，留到这个人间。这些作品的存在，虽若无补于当前，恰恰如杜甫、曹雪芹在
他们那个时代一样，作者或传说饿死，或传说穷死，都缘于工作与当时价值标准不合。然
而百年后或千载后的读者，反而唯有从这种作品中，取得一点生命力量，或发现一点智慧
之光。
    制砚石的高手，选材固在所用心，然而在一片石头上，如何略加琢磨，或就材质中小
小毛病处，因材使用作一个小小虫蚀，一个小池，增加它的装饰性，一切都全看作者的设
计，从设计上见出优秀与拙劣。一个精美砚石和一个优秀短篇小说，制作的心理状态（即
如何去运用那点创造的心），情形应当约略相同。不同的为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
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
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特出艺术品的。关于这件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比我们似乎早明白了两百年。他不仅把石头比人，还用雕刻家的手法，来表现大观园中每
一个人物，从语言行为中见身分性情，使两世纪后读者，还仿佛可看到这些纸上的人，全
是些有血有肉有哀乐爱憎感觉的生物。（谈历史的多称道乾隆时代，其实那个辉辉煌煌的
时代，除了遗留下一部《红楼梦》可作象征，别的作品早完了！）再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
作小幅绘画上注意。我们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设计中，见出短篇小说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
心。
    这些绘画无论是以人事为题材，以花草鸟兽云树水石为题材，“似真”“逼真”都不
是艺术品最高的成就，重要处全在“设计”。什么地方着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
方竟留下一 大片空白，不加过问。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著笔墨处，因
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
    短篇小说的作者，能从一般艺术鉴赏中，涵养那个创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
表现生命的形式，有助于作品的完美，是无可疑的。
    短篇小说的写作，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从文字学文字，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
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由于
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文字的耐心。
对于人性的智愚贤否、义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样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从一般平凡
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尤其是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
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于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很多的。
    所以短篇小说的明日，是否能有些新的成就，据个人私意，也可以那么说，实有待于
少数作者，是否具有勇气肯从一个广泛的旧的传统最好艺术品中，来学习取得那个创造的
心，印象中保留着无数优秀艺术品的形式，生命中又充满活泼生机，工作上又不缺少自尊
心和自信心，来在一个新的观点上，尝试他所努力从事的理想事业。
    ……
                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讲
                         五月二十日在昆明校正

梦的轻波

我们时常都可听到人说，“俺，没有事情作，看小说。”
    “放了假怎样消遣？看小说吧。”事实上坐柜台生意不忙的店员，办公室无事可作的
公务员，甚至于厂长，委员，不走运的牙医，脾气大的女护士，尽管生活不同，身分不同，
可是他们将不约而同，用小说来耗费多余生命，且从小说所表现的人事哀乐中取得快乐和
教育。试从家中五十岁左右认识字的老妈妈，和十岁以上的小学生，注意注意他们对于小
说故事的发迷，也可证明我说的“从小说取得快乐和教育”，是件如何普遍而平常的事情。
许多家长对于孩子读书成绩不满意，就常向人说，“这孩子一点不用功，看小说发了迷。”
其实小说也是书，何尝只有小孩发迷？我知道有四个大人，就可称为“小说迷”，不过和
小孩子发迷的情形稍稍不同。第一个是弄社会科学的李达先生，和家中孩子们争看《江湖
奇侠传》时，看到第十三集还不肯放手。第二个是弄哲学的金岳霖先生，读侦探小说最多，
要他谈侦探小说史一定比别的外文系教授还当行。还有一个中央研究院梁思永先生，是发
掘安阳殷墟古物的专家（照他自己说应当是挖坟专家，因为他挖过殷商帝王名臣坟墓到一
千三百多座），可是除专行以外，他最熟习就是现代中国小说。他不仅读得多，而且对作
品优劣批评得还异常中肯。更有个一般人全猜不着的小说通，即主持军事航空的周至柔先
生，他不仅把教“现代小说”的人所重视的书都欣赏到，此外近三十年来的旧章回小说，
也大多数被他欣赏到了。从这些例子看看，我们即不能说“小说的价值如何大”，至少得
承认“小说的作用实在大”。因为它们不仅有时使家中孩子发迷，也可使国内第一流专家
分点心！
    从前人笔记小说上谈小说作用，最有趣味的是邹#|《三 借庐笔谈》，记苏州人金某读
《红楼梦》事，这个人读发了迷，于是就在家中设了个林黛玉的木牌位，每天必恭恭敬敬
祭一 祭。读到绝粒焚稿时，代书中多情薄命才女伤心，自己就不吃饭，哭得不成个样子。
久而久之，这人自然发了疯。后来悄悄出门去访潇湘妃子，害得家中人着急，寻找了几个
月才找回。又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记杭州某商人有个女儿，生得明艳动人，又会作诗，
因爱好《红楼梦》，致成痨玻病势沉重快要死去时，父母又伤心又生气，就把女儿枕边的
那几本书，一起抛到火炉里烧去。那个多情女子却哭着说，“怎么杀死我的宝玉？”书一
焚，她也就死去了。这些人这些事不仅从前有过，现在说不定还有很多。读了《红楼梦》
称宝玉作“真情人”倾心拜倒的，真大有其人。又或稍能文墨，闲常害点小病，就自以为
是黛玉的，也大有其人。古今所不同处，只是苏州那个姓金的，爱恋的是书中美人，杭州
那个老板姑娘，爱恋的是书中才子，现今的先生小姐，却自己影射自己是宝玉黛玉，爱恋
的是他自己罢了。
    我们讨论小说的价值以前，先得承认它的作用。因为论数量，小说数量特别多，内容
好坏不一致，然而“能引起作用”则差不多。论影响，小说流行相当久，范围特别广，即
以《三国演义》来说，遍中国的关帝庙，庙中那位黑脸毛胡子周仓，周仓肩上扛的那把青
龙偃月大刀，就都是从这个小说来的。可是下层社会帮会的合作，同盟时相约“祸福同当”，

以及此后的分财分利，也似乎必援引“桃园结义”故事。
    可见得同一小说，它的作用便不尽相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说雍正时一个大官

保荐人材，在奏文中引用小说里孔明不识马谡故事，使皇帝发了气，认为不合，就打了那
个官四 十大板，并枷号示众。然而陈康琪的《燕下乡脞录》，却说顺治七年大学士达海范
文程等，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满洲文，蒙赏鞍马银币。满洲武将额勒登保的战功，据说
就是得力于这个翻译小说的。（比较时间略前，明末忠臣李定国，也是受《三国演义》影
响，而由贼作官，终于慷慨殉国。）所以从小说“作用”谈“价值”，我们便可以明白，
同样一个作品，给读者可好可坏。有时又因为读者注意点不同，作品价值即随之而变。
《红楼梦》，《水浒传》，卫道老先生认为它诲淫诲盗，家中的大少爷二小姐和管厨房的
李四，说不定反用它当做随身法宝，倘若另外来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把书仔细读过
后，却会说，“这简直是五百年来中国最真实有用的社会史料！”
    又从作者那方面来看看“价值”，也很有意思。读过《笑林广记》的人，决不能说这
部小本子书有什么价值。可是这类书最先一部，名为《笑林》，却相传是魏文帝曹丕作的
（还算是皇帝作的唯一小说！即不是他做的，也是留在这个皇帝身边说笑话的邯郸淳做的）。
接着一个名气比较小些的宋临川王刘义庆，编了部《世说新语》，内中就还有部分笑话。
孔子好象是个和小说和笑话不能发生关系的人了，然而千年后的人对孔子保留一个印象，
比较活泼生动的，并不是他的读《易》时韦编三绝铁挝三折，倒是个并不真实带点谐谑的
故事，即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载孔子与子贡南游阿谷之隧，见一个女子“佩琟TM而浣”，
因此派子贡去和女子谈话那个故事。
    这又可见写一个历史上庄严重要人物，笔下庄严也未必即能成功，或从别的方法上表
现，反而因之传世。表现得失既随事随人而定，它的价值也就不容易确定了。从这里我们
可以明白，涉于小说的社会问题，是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同是用一组文字处理人事，可作
的或只是些琐琐碎碎的记录，增加鬼神迷信妨碍社会进步的东西，也可保留许多人类向上
的理想，和人生优美高尚的感情。大约就因为它与社会关系太复杂又太密切，所以从一本
书的作用上讨论到价值时，意见照例难于一致。我们试从近三十年中国这方面的发展看看，
可见它和社会如何相互影响。明白过去或可保留一点希望于未来。
    民国初元社会对于“小说”的关系，可从三方面见出：一 是旧小说的流行，二是新章
回小说的兴起，三是更新一派对于小说的社会意义与价值重估。
    半时旧小说的流行，应当数《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
《说唐》、《小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绿野仙踪》、《野叟曝言》、
《情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书虽同时流行，实在各有读者。
前一部分多普通人阅读。有些人熟习故事，还是从看戏听书间接来的。就中读《三国演义》、
《水浒》，可满足人英雄崇拜的愉快。读《西游记》、《镜花缘》，可得到荒唐与幽默综
合的快乐。读《封神榜》照规矩，必然得洗洗手，为的是与当时鬼神迷信习惯相合。后一
部分多书生和闺阁仕女阅读。有的人从书中发现情人，有的人从书中得到知己。《聊斋志
异》尤为人爱读，为的是当故事说即容易动听，就中《青凤》《娇娜》《黄英》《婴宁》
这类狐鬼美人，更与自作多情孤单寂寞的穷书生恋爱愿望相称。《今古奇观》中的《金玉
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说给妓女和小商人听时，很可能会赢得他们
许多眼泪，并增加他们许多幻想！
    至于新章回小说的兴起，是与报纸杂志大有关系的。如《九尾龟》，《官场现形记》，
《海上繁华梦》，《孽海花》，《留东外史》，《玉梨魂》……这些作品多因附于报纸上
刊载，得到广大读者的注意，（那时上海申、新二报是国内任何一省都有订户的！）它的
特点是渐趋于一致的社会性。故事是当前的，注意在写人写事。或嘲笑北京官场，或描写
上海洋场，或记载晚清名士美人掌故，或记载留日学生革命恋爱。或继续传统才子佳人悲
欢离合情节，如苏曼殊、徐枕亚等作品，就名为“香艳小说”。它们流传的时间短，分布
少，当然不如旧小说普遍，然而它们的影响可不校因为北京的腐败，上海的时髦，以及新
式人物的生活和白面书生的恋爱观，都是由这类小说介绍深印于国内读者脑中的。作品既
暴露了些社会弱点，对革命进行自然即有大作用。然而当时有一部分作家，已起始借用它
作“讹诈阔老”或“阿谀妓伶”工具，所以社会对于小说作家就保留个“流氓才子”印象，
作品的价值随之而减少。这件事后来间接刺激了新文学的兴起，且直接致了章回小说的死
命。
    至于更新一派的人把小说社会价值重估，是配合维新思想而来的。吴稚晖先生为提倡
科学教育，来写《上下古今谈》。林琴南先生大规模译欧洲小说，每每在叙言上讨论到小
说与德育问题。梁启超先生更认为小说对于国民关系影响大，作用深，主张小说在文学上

应当有个较新的看法，值得来好好设计，好好发展培育它。林译小说的普遍流行，在读者
印象中更易接受那个新观念，即“从文学中取得人生教育”。虽然这个新观念未必能增加
当时读者对于小说的选择力，因为和林译小说同时流行的小说，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
然而一个更新的文学运动，却已酝酿到这个新读者群中，到民八 即得发展机会。新文学是
从这个观念加以修正，并得到语体文自由运用的便利，方有今日成就的。
    到现在来说小说和社会，有好些情形自然都不同了，第一是旧小说除了几部较重要的
还可因为重新印行重新分配得到读者，其余或因为流行数量越来越少，或因为和读者环境
生活不合，不仅老先生所担心的诲淫诲盗小说作用已不大，就是维新派担心的鬼狐迷信与
海上黑幕小说，也不能有多大的作用了。一般印象虽好象还把小说当消遣品，小说作家和
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有作用且受到影响。大学校已把它当成一种
研究课目，可作各种讨论。国内图书馆更有个小说部门，收藏很多书籍。国家学术奖金，
且给作品一种学术上的重视，把它和纯数学以及史学等等并列。
    国家在另外一方面，为扶持它，培养它，每年还花去不少的钱。国内出版业在这方面
投资的，数目更极可观。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所能引起读者给予的敬意和同情，若从过去
历史追溯，竟可说是空前的！就拿来和当前社会上一般事业成功者比较，也可说是无与比
肩的！
    但是，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不稳定时，就很牺牲了些有
希望的作家。又有些作家，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的写他的作品。又有
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写作，索性放下写作去弄政治。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
值得有心人注意。其次是文学运动过去和商业关系不大好，立法上保障不生作用，因此国
内最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尽管有一百万本流行，繁荣了那个新出版业，作者本人居多是
无所得的。直到如今为止，能靠版税收入过日子的小说作家，不会过三五位。冰心或茅盾，
老舍或巴金，即或能有点收入，一定都不多。因此作家纵努力十年，对国家社会有极大贡
献，社会对他实在还说不上什么实际帮助。他还得做别的事，才能养家活口。所以有些作
家到末了只好搁下不干，另寻生活，或教书经商，或做官办党，似乎反而容易对付。有些
人诚实而固执，缺少变通，还梦想用一支笔来奋斗，到末了也就只好在长穷小病中死去，
这自然更是国家的损失！关于这一点，实需要出版业方面道德的提高，和国家在立法上有
个保障，方能望得到转机，单是目前的种种办法，还是不够的！若抽象的法律难于限制，
就应当有个国立出版局作点事了。从商业观点来看一本好书，也许不过是它能增加一笔收
入，别无更深的意义，标准上就不会高。至于从国家观点看来，一本好书，实值得由国家
来代为出版，代为分配。照中国目前情形，一本好书印行十万到五十万本，总有办法可分
配的！国家来作这件事，等于向全国中优秀脑子和高尚感情投资，它的用意是尊重这种脑
子并推广这种情感。投资三五千万元，决不为浪费。即或麻烦一 点，但比别的设计究竟简
单得多，而且切于实际得多！作者若能从这个正当方式上得到应有的版税，国家就用不着
在这问题上花钱操心了。
    这种种合理的打算，最近自然无从实现。但这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者说来，
还是不会灰心的。就因为他的工作物质上即无所得，还有个散处于国内的五十万一百万读
者，他们精神上是相通的。尽管有许多读者是照我先前说的“无事可作，消遣消遣”，可
是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中后，也许过不久他就被征服了。何况近二十年来的习惯，比我们
更年青一辈的国民，凡受过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
好作品所能引起良好的作用，实在显明不过。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
识，同时还更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己。若想到真理和热情是可传递的，
这个工作成就，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长远意义，他就会相信明日的发展，前途为如何远大。
环境即再困难，也必然不以为意了！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于昆明

梦的轻波

近十余年来，报纸上的特写栏，已成为读者注意中心。有些报道文章，比社论或新闻
还重要，比副刊杂志上文章，也更能吸引读者，不仅给人印象真实而生动，还将发生直接
广泛教育效果。这种引人入胜的作用，即或只出于一种来源不远的风气习惯，可是我们却
不能不承认，在已成风气习惯后这类作品的真实价值，必然得重估！他的作用在目前已极
大，还会影响到报纸的将来，更会影响到现代文学中散文和小说形式及内容。特写大约可
分作三类，即专家的“专题讨论”和普通外勤的“叙事”、“写人”。本文只谈一谈用新
闻记者名分作的“叙事”。

    试就几个“大手笔”的作品来看，就可知他们的成就并非偶然。凡属叙事，不能缺少
知识、经验和文笔，正如用笔极有分寸的记者之一徐盈先生所说：要眼到，心到，手到，
才会写得出好的报道文章。他说的自然出于个人心得，一般学习可不容易从这三方面得到
证实。因为“三到”未必就可产生好文章。同是知识、经验和文笔，在将三者综合表现上
得失就可见出极大差别。检视这点差别时，有时可用个人立尝兴趣、或政治信仰、人生态
度不同作说明（但这完全是表面的解释）。有时又似乎还得从更深方面去爬梳（即如此钩
深索隐，将依然无什么结果）。为的是它正如文学，一切优秀成就一切崭新风格都包含了
作者全生命人格的复杂综合，彼此均不相同。能理解可不容易学习，比一个伟大作品容易
认识理解，但也比同一伟大作品难于把握取法。
    以个人印象言，近十年这部门作品的成就，可说量多而质重，实值得当成一个单独项
目来研究，来学习。把四个作者成就作例，可测验一下这类作品是否除“普及”外还有点
“永久性”，是否除“通常效果”外还有点“特别价值”？这四 个人的姓名和作品是：范
长江的《塞上行》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萧乾的《南德暮秋》及其他国外通讯记事徐盈的
《西北纪游》、《烽火十城》、《华北工业》九一八后华北问题严重而复杂，日本人用尽
种种方法使之特殊化，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却各有打算，各有梦想。国人谈华北问题，很
显明，一切新闻一切理论，若不辅助以当时在《大公报》陆续发表的《长江通讯》，是不
容易有个明确的印象的。作者谈军事政治部分，欢喜连叙带论。从一个专家看来，可以说
多拾人牙慧，未必能把握重心。但写负责人在那一片土地上的言谈活动及社会情况，却得
到极大成功。比如写百灵庙之争夺过程，写绥远、大同，张家口之社会人事，写内蒙和关
内经济关系，……以及这几个区域日本人的阴谋与活动，都如给读者看一幅有声音和性格
的彩色图画。这点印象是许多人所同具的。所以到抗战时期民国二十七八年左右，这些通
讯结集的单行本，就经几个朋友推荐，成为西南联大国文系一年级同学课外读物。因为大
家都觉得，叙事如果是习作条件之一，这本书宜有助于学习叙事。尤其是战事何时结束不
可知，倘若有一天大学生必须从学校走出，各自加入军队或其他部门工作，又还保留个写
杂记作通讯的兴趣时，这本书更值得作一本必读书。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同学看巴金、茅
盾小说完篇的多，看《塞上行》保留深刻印象的却并不多。这本书在时间上发生了隔离作
用，所说到的一切事情，年青朋友失去了相关空气，专从文学上欣赏，便无从领会，竟似
乎比其他普通游记还不如了。读朱自清的《欧游杂记》，郁达夫的《钓台春昼》，邓以蛰
的《西班牙斗牛》，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都觉得有个鲜明印象，读《塞上行》
竟看不下去。在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个问题，即新闻纪事那时候和文学作品在读者印象中
还是两件事。学校中人对于文学作品印象，大都是从中小学教科书的取材所范围，一 面更
受一堆出版物共同作成的印象所控制，新闻纪事由于文体习惯不同，配合新闻发表，能吸
引读者，单独存在，当作文学作品欣赏，即失去其普遍意义，更难说永久性了。
    第二种作品与前作相隔已十年，是和平前后哄动一时《延安的一月》。从作品言，作
者用笔谨慎而忠实，在小处字里行间隐含褒贬，让读者可以体会。他写的虽不是历史，可
得要个历史家的忠正与无私。他的长处不仅值得称道，还值得取法。从读者言，这个区域
的人和事，正由于与中央隔离对峙，是国内年青人希望和忧虑的集中点，如今对国人关心
诸事能一一叙述，作品成功可说是必然的。
    《大公报》记者萧乾，算是中国记者从欧洲战场讨经验供给国人以消息的一人。他明
白，重大事件有英美新闻处不惜工本的专电，和军事新闻影片，不用他操心。所以他写伦
敦轰炸，就专写小事。如作水彩画，在设计和用色上都十分细心，使成为一幅明朗生动的
速写。写英国人民在钢铁崩裂，房屋圮坍，生命存亡莫卜情景中，接收分定上各种挫折时，
如何永远不失去其从容和幽默，不失去对战事好转的信心；写人性中的美德，与社会习惯
所训练的责任；写对花草和猫犬的偏爱。即不幸到死亡，仿佛从死亡中也还可见出生机。
这种通讯寄回中国不久，恰恰就是重庆昆明二市受日机疲劳轰炸最严重，而一切表现，也
正是同盟国记者用钦佩和同情态度作报道时。看萧乾作品，更容易引起国人一种克服困难
的勇气和信心。这可说是中国记者用抒情的笔，写海外战争报道配合国内需要最成功的一
例。并且这只是个起点，作者作品给读者的印象更深刻的，还应当数随盟军进入欧陆的报
道，完全打破了新闻的纪录。用一个诗人的笔来写经过战火焚烧后欧陆的城乡印象，才真
是“特写”。虽说作品景物描绘多于事件叙事，抒情多于说理，已失去新闻叙事应有习惯，
但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见有其他作者，能将“新闻叙事”和“文学抒情”结合得如此恰到

好处，取得普遍而持久成功的。
    但是从教育观点出发，来检查一下这部门作品成就时，个人却和国内许多青年读者有
相同印象，对于徐盈先生近十年的贡献，表示敬意。从二十三年《国闻周报》时代，作者
带调查性的游记见出一支笔和农村经济关连十分密切。但那时候报纸特写栏，正是“范长
江时代”，注意这种有知识有见解游记的人并不多。抗战后，却载出了作者有关西南诸省
及后方建设的种种报道，用区域特性作单位，由人事到土地，一 一论述，写他的《西南纪
游》人事禁忌多，虽畅所欲言，涉及其他问题时，又怕和对外有关，说多了或者反而会为
敌伪利用。然而从教育后方年青读者意义说来，作者一支笔实已尽了最大努力。且处处隐
见批评，尤其是属于政治经济上人事弱点，和工业技术上两难，从当事方面所报导和牢骚，
都能归纳于叙述中，对普通读者为鼓励，对当事方面却具建议性和批判性。作者最应受推
重的较近作品还是复员期间军调进行时写成的各篇章。
    《烽火十城》和有关华北日人十年经营，国人接收一年即破坏殆尽的《华北工业》。
前者写追随马歇尔飞来飞去于华北五省几个大据点上所见到的人物，所接触的人事，把握
问题既准确，叙述复生动，可说是数十年来最有生命的一个叙事诗。不仅在当时有教育作
用，于明日还有历史作用，文笔活泼而庄严。尤其是作者从叙述中有轻有重，所暗示政治
上的失败，给读者的启发亦甚多。后一书的写作方法大不相同，多就各方面所得统计资料、
报告，加以综合排比，更就个人眼目接触，来写这些工业单位前前后后如何由“存在”而
“停顿”，由“有”而变“无”，在对照上更充分叙述某一方面的无知自私而贪得，形成
的接收的失败，如何惨，如何无可补救！一切专门家和有良心的公民，活在这个悲剧环境
中，都只有深刻痛苦和手足无措。如果“必读书”的制度还保存，除大学中学生外，还有
指派地方官吏、军营将士和军校学生的可能，我想这个应当是本值得推荐的小书。因为让
读者明白由于少数人只想从战争找结论，仅仅华北平津一个单位，即毁坏多少建设，影响
到这个国家将来严重到什么程度！过去的事虽然已无法补救，未来是否尚可作些安排，凡
事都还要看未来。不过这个作品的存在价值，与文学实不相干，虽然作者在文学创作多方
面作过尝试，传记，小说，戏剧，电影剧本，都曾有成就，这个作品的好处，可说恰恰是
缺少文学性却不失其永久性。虽如一个专题分析，却是用一个叙事方法引领读者进入本题。
    从这四个人的工作表现，检查到新闻叙事的得失时，我们明白，即一个优秀特写作者，
广泛的认识与人类的温情，都不能缺少。理想的叙事高手，还必需有一个专门家或学者的
知识，以及一个诗人一个思想家的气质，再加上点宗教徒的热情和悲悯，来从事这个工作，
十年八年才可望有新而持久的记录。人才如何从学习训练来培育，以我私见，国内大学新
闻系的课程，或得重新设计设计了。因为这部门的工作，从报馆主持人来说，目前还看不
出比社论见出抽象价值，比广告见出具体价值。但事实上容许寄托一些更新的希望于未来。
    新闻系的主持人若具远见，把“业务管理”与“持笔作文”于第三年分组，使某一组
学生给于文史修养，及哲学，美术，心理，社会等等课程分量加重，学习用笔也得作个长
期训练应当是值得考虑的试验。若照目前制度和方式，可不大济事，不仅浪费了许多优秀
人才，且把这部门工作可寄托的希望，也浪费了。
    这件事现在说来，也许象是痴人说梦，和“现实”不大调和。因为即就特写作者本身
言，是乐意用一个普通新闻从业员身分来推进工作，把个人渡入政界？还是打量来用笔作
桥梁，渡入思想家领域？正因为此，更让我们对一群在大学学习正在生长的后来者，为增
加他们对人类服务的热忱，以及独立人格的培养、文笔有效率的应用，觉得还应当作点准
备。不仅学校的课程待补充修正，即我们对于这种优秀记者的优秀成就，也得重新认识，
估价，并寄托以较多希望，才是道理！
                               一九四八年二月

梦的轻波

写游记象是件不太费力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小学生，总有机会在作文本子上留下点
成绩。至于一个作家呢，只要他肯旅行，就自然有许多可写的事事物物搁在眼前。情形尽
管是这样，好游记可不怎么多。编选高级语文教本的人，将更容易深一层体会到，古今游
记虽浩如烟海，入选时实费斟酌。
    古典文学游记，《水经注》已得多数人承认，文字清美。同样一条河水，三五十字形
容，就留给人一个深刻印象，真可说对山水有情。但是不明白南北朝时代文字风格的读者，
在欣赏上不免有隔离。《洛阳伽蓝记》文笔比较富丽，景物人事相配合的叙述法，下笔极

有分寸，特别引人入胜，好处也容易领会些。宋人作《洛阳名园记》，时代稍近，文体又

平实易懂，记园林花木布置兼有对时人褒贬寓意，可算得一时佳作。叙边远外事如《大唐
西域记》、《岭外代答》和《高丽图经》诸书，或直叙旅途见闻，或分门别类介绍地方物
产、制度、风俗人情，文笔条理清楚，千年来读者还可从书中学得许多有用知识。从这些
各有千秋的作品中，我们还可得到一种重要启示：好游记和好诗歌相似，有分量作品不一
定要字数多，不分行写依然是诗。作游记不仅是描写山水灵秀清奇，也容许叙事抒情。读
者在习惯上对于游记体裁的要求不苛刻，已给作者用笔以极大方便和鼓励。好游记不多另
有原因。“文以载道”，在旧社会是句极有势力的话，把古代一切作家的思想都笼罩住了。
诗歌、戏剧、小说虽然从另一角度落笔，突破限制，得到了广大群众。然而大多数作者，
还是乐于作卫道文章，容易发财高升。个人文集，也总是把庙堂之文放在最前面。游记文
学历来不列入文章正宗，只当成杂著小品看待，在旧文学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
年很有些好游记，写现代文学史的，也不过聊备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
    写游记必临水登山，善于使用手中一支笔为山水传神写照，令读者如身莅其境，一心
向往，终篇后还有回味余甘，进而得到一种启发和教育，才算是成功作品。这里自然要具
备一个条件，就是作者得好好把握住手中那支有色泽、富情感、善体物、会叙事的笔。他
不仅仅应当如一个优秀山水画家，还必需兼有一个高明人物画家的长处，而且还要博学多
通，对于艺术各部门都略有会心，譬如音乐和戏剧，让主题人事在一定背景中发生、存在
时，动静之中似乎有些空白处，还可用一种恰如其分的乐声填补空间。这个比方可能说得
有点过了头，近乎夸诞玄远。不过理想文学佳作，不问是游记还是短篇小说，实在都应当
给读者这么一种有声有色鲜明活泼的印象。如何培养这支笔，是一个得商讨待解决的问题。
    近三十年来，报刊杂志中很有些特写式游记，写国内新人、新事、新景物，文字素朴，
内容扎实，充满一种新的泥土生活气息，却比某些性质相同的短篇小说少局限性，比某些
分析探讨的论文具说服力。有的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因此不必受文学作品严格的要求影响，
表现上得到较大的自由。又有些还刚离开大学不久，最多习作机会还不过是学生时代写写
情书或家信，就从这个底子上进行写作，由于面对的生活丰富，问题新鲜，作品给读者印
象却自然而亲切。我也欢喜另外一种专家学者写成的游记，虽引古证今，可不落俗套，见
解既好，文笔又明白畅达，当成史地辅助读物，对读者有实益。好游记种类还多，上二例
成就比较显著。另外还有两种游记，比较普通常见：一为报刊上经常可读到的某某出国海
外游记，特殊性的也对读者起教育作用，一般性的或系根据导游册子复述，又或虽然目击
身经，文字条件较差，只知直接叙事，不善写景写人，缺少文学气氛，自然难给读者深刻
印象。另一种是国内游记，作者始终还不脱离写卷子的基本情绪，不拘到什么名胜古迹地
方去，凡见到的事物，都无所选择，一一记下。正和你我某一时在北海大石桥边、颐和园
排云殿前照相差不多，虽背景壮丽，天气又十分温和，人也穿着得整齐体面，还让那位照
相师热情十分的反复指点，直到装成微笑态，得到照相师点头认可，才“巴达”一下，大
功告成。可是相片洗出看看，照例主题背景总是呆呆的，彼此相差不多，近于个人纪念性
记录，缺少艺术所要求的新鲜。
    本人即或以为逼真，他人看来实在不易感动。这种相成天有人在照，同样游记也随时
有人在写，虽和艺术要求有点距离，却依旧有广大读者。由于在全国范围内舟车行旅中，
经常有大量群众，都需要阅读报刊，这种游记有一定群众基矗还有一种不成功的游记，作
者思想感情被理论上几个名辞缚得紧紧的，一动笔老不忘记教育他人；文思既拙滞，却只
顾抄引格言名句，盼望人从字里行间发现他的哲理深思，形成一 种自我陶醉。其实严肃有
余，枯燥无味，既少说服力，也少感染力，写论文已不大济事，作游记自然更难望成功。
    写游记除“阿丽思”女士的幻想旅行作品不计，此外总得有点生活基矗不过尽管有丰
富新鲜生活经验，如没有运用文字的表现力，又缺少对外物的锐敏感觉，还是不成功。不
拘写什么自然总是无生气，少新意，缺少光彩。他的毛病正如一个不高明的作曲家，仅记
住些和声原理，五线谱的应用却不熟悉，一切乐器上手也弹不出好声音。即或和千年前唐
玄宗一样，居然有机会梦游天宫，得见琼楼玉宇间那群紫绡仙子，在翠碧明蓝天空背景中
清歌曼舞，乐曲舞艺都佳妙无比，并且人醒回来时，印象还十分清楚明白，可是想和唐玄
宗一样，凭回忆写个《紫云回》舞曲，却办不到作不好。原因是手中没有得用工具。补救
方法在改善学习，先作个好读者。其次是把文字当成工具好好掌握到手中，必需用长时期
“写作实践”来证实“理论概括”，绝不宜用后者代替前者，以为省事。写游记看来十分

简单，搞文学就绝不能贪图省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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