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修辞观：先质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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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时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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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先秦时期,儒墨并称为显学,与儒家的尚礼、重乐不同，墨家反礼非乐，主张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
    墨子从“尚用”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他在《非乐上》中指出统治者的音乐享受，从制造乐器到音乐演奏，都要剥夺、耗费民财、民力，对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很不利。“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非乐上》）就是说声色之美、味居之宜，并非不美，但“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同上）。墨子认为“仁者”之责，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不在于“厚措敛乎万民”，“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同上），这不符合他所理解的“圣王之事”，也“不中万民之利”，所以这样的“美”，墨子是坚决反对的。可以看出，墨子的“非乐”思想，反映了他对当时及历史上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贪求无度追求声色之美、犬马之乐的批判精神，但墨子并不完全否定“美”及“美”的享乐，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目前的讲话》中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574页），墨子提出了“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的原则，反映了他的绝对的功利主义观点。《说苑·反质》篇记载了墨子和禽滑厘的一段对话：墨子举了夏禹和盘庚的例子，说明古代圣王以实际功用为务，是不去追求文采修饰的，因此天下大治。而像殷纣王那样追求文采修饰，乃是“乱君”之道，必然要“身死国亡，为天下戮”。他又举例说，在饥荒之年，人们情愿不要价值连城的“隋侯之珠”，而宁可要“一钟粟”。这也反映了墨子讲究实际功用的思想。这种重视功利即“尚用”的思想，是他“先质后文”的修辞观的基础。?
    《墨子·修身》明确地表示其“尚质”的观点，“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
察”。意思是说话不要很多，而要求说得机智；不要求说得漂亮、动听，而要求说得透彻清楚，明察秋毫。可以看出墨家要求的是明白晓畅的语言，正如《非儒》篇中所说“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知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也，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这里所说的“文”，就是儒家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文”，亦即“文采”；“辩”与“文”近意，“无辩”就是“无文”之意。这可以明显看出墨家反对“以文害用”，推重的是“质”，即“尚质”。?正因为“尚质”，墨子强调说话应该有个准则，他说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非命上》）他提出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是指言必有据，以古代圣王言行为准则；“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是说立言要从实际出发，以百姓的实际体验为依据；“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强调立言、著文要考虑客观的实际效果。三表是墨子提出的立言、著文的准则，其目的是为了判断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及人们言论行动是否正确，是用来辨别文学艺术有没有价值的标准，实际上就是评判修辞效果好坏的标准。?正因为“尚质”，墨子强调明辨是非；要明辨，便须探讨搜求万物的现象，比较参验而求得它们之间的关系之所在，然后以名举实而成辞的表达出来。《小取》篇提倡：“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是说不管是词语还是句子，甚至用词语和句子进行的辩论都要准确地反映意旨，思想感情，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真实。?
    “以名举实”强调的是用词的准确性，使用词语，要反映客观事物的真实。《经上》说：“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说上》解释：“告之以名，举彼实也，言，谓也。言由名至
也。”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这个名就是现在所说的概念，言则是通过口部的发音把名表现
出来，这就像画的老虎，具体地展现了老虎的面貌，本身却是老虎的抽象而非真实的老虎。
人们形诸口舌的名就是词语，没有概念也就没有这种词语，人们就无法思想。这里通过具体
事例说明了客观事物、概念与词语的关系。要正确使用词语，首先要弄清这种关系并且要做到
作为概念词语的名必须与它反映的事实相一致。这就是墨家的正名原则。?“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于“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经说下》）意思是说：彼之名必须与彼之实相应，此之名必须与此之实相应，因此，彼和此之名必须是确定的反应与之相应的彼和此之实，这讲的是概念的确指性，也是修辞上的用词的准确性。?
    正名本来是孔子最早提出的，但孔子的正名是正名分，主要是伦理方面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墨家的正名则是正名字，主要是逻辑和语言表达问题，也是修辞问题。《经下》说：“谓而固是也，说在因。”《经说下》解释：“有文(之)实也，而后谓之；无文(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敷与美。谓是，则是固美也；谓也。则是非美。无谓，则根(假)也。”“谓”就是称谓，即概念词语，概念反映某一事物及其本质属性，而它本身又要通过词语来表达，一旦使用这种称谓，就要因袭下去，不能任意改变。以“美”为例：“美”作为一个概念，反映了事物的一种存在状态，遇到这种状态的事物就要用美来表示；如果说“不美”，就形成虚假概念，表达这种虚假概念的词语，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准确了。?
    “以辞抒意”，“辞”指判断，是说判断是用来表达对某事物肯定还是否定之义的。言词语句是表达思想判断的，不管是说话还是听话，都要把凭借语句表达的判断弄清楚，判断的正确与否对句子的准确性起着决定作用，正如《经上》所说：“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判断有真有假，符合实际的为真，墨家称之为“当”或“是”，不符合实际的为假，墨家称之为“不当”或“非”，《小取》开篇就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修身》里则声明：“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据《公孟》载：墨子在与程子的一次小辩论中引证了孔子的话，程子对此不理解，问他：“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墨子回答说：“是亦当而不可易也。”墨子认为，孔子有些话为“当”，作为判断是真实的，作为语句的表达是准确的。可以看出，墨子把真实地反映客观实际情况作为句子修辞的原则，这正是他“尚质”修辞观的体现。?
    所谓“以说出故”，谭戒甫《墨辩发微》认为是“说明辞物之所由然者也。”也就是指言辞要能深入探求事物所以如此的理由，探求事物的本质，这仍体现了“尚质”的观点。?墨家也一贯主张简练。墨子明确指出：“慧者心辩而不繁说。”“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修身》）。墨子一书堪称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特别是《墨经》部分，包含诸多学科的丰富内容，谭戒甫在《墨经分类译著》中把它的内容分为名言、自然、数学、力学、光学、认识、辩术、政法、经济、教学、伦理十二类，如此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内容，却是用不足二百条经文表述的，而每条经文少则数字，多则数十字，最多也就是百余字，其语言之精炼，可以想见。?
    由此可以看出，墨子特别注重词语的准确性和简洁性。他对词语的锤炼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赞赏。明代陆可教评曰：“意高词?，读之可发才思。”（《历子品粹》）。宋代楼
枋评曰：“意婉切，词精粹，读之铿然”（《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墨子语言的逻辑思辨性更是为后人所称道。所有这些，使墨子语言显示出一种质朴的美。也正因为如此，荀子才得出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非十二子》）的结论，甚至后人也有人认为墨子“尚质而轻文”。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说苑·反质》里记载了墨子一段话：“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也。”可见，墨子并不反对“文”，只不过在文和质的关系上主张先质而后文，即“先质后文”，这才是墨家完整的修辞观。“尚质”只不过是其修辞观的一个方面。?  墨子非常重视言辞的功用，他说：“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吻)也，中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也者。”（〈非命下〉）指出言辞运用得好，不仅能练好口才，而且能更好地为国家、社会、人民、政治服务，因此墨家提倡“善用口”（〈尚同〉），即善于运用言辞，掌握语言技巧。这足证墨子并不“轻文”，又如《小取》篇认为论辩、修辞有着多种技巧：“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该篇对“或”、“假”、“效”、“譬”、“侔”、“援”、“推”等各种辩术同时也是修辞手段都作了精譬的论述。有人认为《小取》篇是汉语古代修辞学的第一篇专论（袁晖、宗廷虎《汉语修辞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页），我们认为这种评价是中肯的。如对“譬”的解释实际上是对比喻这种辞格的特点所作的最早说明，论述不多却很精到，后人对这种辞格的解释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而对“侔”的论述可以说是对比、对偶手法的源头。孙诒让《墨子间诂》注释说：“《说文》：‘侔，齐等也。’谓辞义齐等，比而同之。”从逻辑的角度看，“侔”是墨辩特有的推论式，而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这种“比辞而俱行”的方式则可以包含对比、对照、对偶等含义。墨子的这种概括虽然还是笼统的，但在先秦时期他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已是难能可贵的。?
    《墨子》中对辞格运用，更不乏精彩的范例。如比喻，据《所染》载：墨子见到染丝的情景便发出感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用染丝比喻环境的影响“国亦有染，”、“所
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对这
个比喻，明代焦?评论说：“以染为喻得人情物理之概。”（《诸子折衷汇锦》）这个比喻的确用得十分贴切，自然，因此广为流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至今仍是妇孺皆知的道理。除比喻外，《墨子》中还运用了排比、对偶、反复等几种常见的辞格，运用普遍，且技巧娴熟，新颖独到。比如《墨子》中的排比，就有词组的排比，单句复句的排比，段落的排比等各种形式：“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绕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适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备城门》）由五个连词“不然”构成排比。“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由三个主谓词组构成排比。“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
（《尚贤下》）由三个单句构成排比。“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亲士》）三个转折复句构成排比。段落的排比是指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作每段的开头或结尾，如《兼爱上》除了开头结尾之外，中间三个自然段都是用“皆起自不相爱”作结。?
    正因为“先质后文”，句子的修辞，除了准确之外，《墨子》还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而变换句式，长句与短句，整句与散句，主动句与被动句，肯定句与否定句，陈述句与疑问句等，结合运用无不得心应手，充分显示了《墨子》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功力。如《天志下》：
“曰：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有问有答，长句与短句，整句与散句交替使用相得益彰，这种例子在《墨子》中比比皆是。?
    总之，墨家的绝对的功利主义的“尚用”是其“先质后文”的修辞观的基础。因为“尚质”，《墨子》的语言“意显而语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具有准确性、简洁性及逻辑思辨性。不可否认《墨子》的文采略显不足，以致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湮没不闻，但是其在修辞学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却是有目共睹。墨家在“质”与“文”的关系上似乎自相矛盾。这其实不难理解，墨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为了证成己说，驳倒他说，各家都很重视辩说技巧，墨家尤甚。世所公认墨家是古代中国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逻辑学家定会成为修辞学家（《大英百科全书》修辞条），这样说显然是把逻辑作为修辞的要素。亚氏又曾说：修辞，严格地说是一种技巧，因为当一个人讲话能够说服别人时，人们就有可能找出他之所以能够说服别人的原因（《大英百科全书》）。墨家非常积极主动地宣传自家主张，认为“不强说人，
人莫知之也”，他们“遍从人而说之”，“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公孟》），同时，他们也随时反驳别人对自家的非难，除了后起的法家之外，墨家几乎和当时的其余各家都进行过辩
论。为了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墨家往往使用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并形成了独特的逻辑修辞理论。因此，他们的所有的修辞手法都是为论辩服务的，即其“文”服务于其所尚的“质”，“先质而后文”。?
   总之，墨家“先质后文”的修辞观与儒家的“文质兼备”、道家的“重质轻文”、法家的“尚质反文”相比，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建立的重实用的逻辑修辞理论在修辞学上的地位和贡献与其在先秦逻辑学方面的地位和贡献同样重要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