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促拍摄留下遗憾 剧版导演细说幕前幕后
1986年,莫言最负盛名的小说《红高粱》问世,次年由张艺谋执导、巩俐、姜文主演的电影《红高粱》让位于山东高密的这片“中国红”蜚声国际。去年9月17日,导演郑晓龙接过这个烫手的剧本,展开了全新的《红高粱》的播种。如今,《红高粱》进入收割程序,它在北京卫视等频道播出已有一周,首播当天收视率就破一,此后始终排名前三。毫无疑问,高粱“红”了,但开垦播种期的仓促也带来一些后遗症,例如眼尖的观众发现了“九儿”在她娘去世时头上还扎着红头绳。面对吐槽,郑晓龙并未逃避,“我都反复看了好多遍,怎么没注意到。如果我当时看到了,肯定不会要这个红头绳的。”但郑晓龙也直言当下大家都在将电影和电视剧做比较,这是一个误区。
开机前 三天三夜没合眼,曾想打退堂鼓
“《红高粱》去年4月份才启动,5月份开始写剧本,7月份我决定接这个片子,9月份就开拍了,整个过程一直都特别紧张。”郑晓龙直言这个节奏快得有些违反规律,按照他以前的做法,至少是剧本都弄完、不用边拍边改,“我们必须赶在9月份高粱成熟的时候拍,不然就要等到第二年了。”在北京卫视《红高粱》首播发布会上曾播出过一段让周迅笑出眼泪的花絮——郑晓龙在拍戏现场一直嗑瓜子,这位身经百战的导演称自己是为了缓解压力才不停嗑瓜子的,他甚至在筹备阶段还曾打过退堂鼓,“去年7月份,我那会儿曾经想过不拍了。高粱收成的时间就在9月份,全部剧组人员要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到位,景别要陆续搭建起来,剧本要修改完成等,这一系列工作只有两个多月时间,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着急地来筹拍一部如此大的制作,有点儿不符合一般创作规律了。不过后来我和团队还是咬牙坚持下来,我想,何不挑战自己一次呢?我是个特别不怕压力的人。”
开机前8、9天,郑晓龙来到山东高密,白天去看景,协调各部门工作,晚上回到住处修改剧本,连着3个晚上没合眼,“后来细想起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这样工作了,整夜整夜地不睡觉。即便是这样紧张准备,在刚开拍的那段时间,我们还是发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改剧本。我总觉得剧本里还有很多逻辑上的问题没有捋顺,人物关系也有不妥。有个问题是演员黄轩看出来的,他觉得自己演的角色前后逻辑关系有问题,我说赶紧让我看看,一看果然发现不对,赶紧改戏,连时空也要调整。还是时间太紧张了,如果有充裕的时间,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
拍摄时 要向经典致敬,要拍出战争的精髓
《红高粱》开篇后不久,就是“颠轿”的经典戏,郑晓龙称自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他心目中的经典电影《红高粱》致敬,“但又不能完全是重复,因为电视剧要把一些情节、一些人物关系放在这个场面和过程中。”电影里的“颠轿”比较形式化,但电视剧中要展现出九儿的“犟”以及人物之间的互动。为了拍好这场戏,郑晓龙在轿子上做了很多功课,甚至还准备了两种轿子。
对于“颠轿”呈现出的效果,郑晓龙表示满意。对于拍情感戏郑晓龙也是驾轻就熟,但在他之前的佳作中很少有激烈的战争场面。如何在仓促中把《红高粱》中的战争场面拍好,对郑晓龙来说有一定难度。随着剧情推进,《红高粱》中的战争戏码逐渐增强,这些战争戏的拍摄地点在山东沂南,郑晓龙的父亲抗战时负伤的地方在山东莒县,两地相邻。“现在很多战争戏拍得太儿戏化、游戏化,我觉得很不真实,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它是要生命相搏的,不是那种拿刀捅谁几下的简单搏斗。我父亲那个时候打仗,鬼子的一个炮弹在他身后爆炸,打在了他的脑后,到现在脑袋后面还有一个大坑。我要把战争的残酷、危险,甚至包括那种血腥,特别是抗日这种大战争的民族性拍出来,把战争的真正精髓拍出来。”
因为当过兵,郑晓龙对剧中士兵走路、持枪的动作要求甚高,“余占鳌的队伍都是土匪、是农民武装,可以差点意思,但朱豪三是从西北军过来的,他的警卫队必须要训练有素,每个人要有当兵的样子。拍戏时很多群众演员没当过兵,也没受过训练,我就去给他们做示范。”尽管整个拍摄周期非常紧张,但剧中还是有两场战争戏拍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战争戏我们拍得都比较认真,所以也拍得比较慢,每场战争戏的炸点也很多,非常不容易。我们B组导演叫孟继,很多战争戏都是他拍的。”郑晓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提到“希望大家能在新闻报道中替我谢谢孟继”,足见他对《红高粱》战争戏的用心用情之重。
播出后 将电视剧版和电影做比较,是误区
“从剧本到拍摄都特别紧张,能够及格,我就觉得不错了,收视率还不错,我也很高兴,但是我并不认为收视率好就一定好,有重播的那种对我来说更重要。”《红高粱》播出后获得的高收视率自然与“郑晓龙出品”这一金字招牌密不可分,但与《甄嬛传》的几乎零“吐槽”相比,观众并没有因为郑晓龙而对《红高粱》口下留情,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大家在不停地把电视剧版《红高粱》与电影版做比较。“《红高粱》小说发表以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后来莫言又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小说,结成了《红高粱家族》。电影是由《红高粱》小说而来的,电视剧是根据《红高粱家族》改编的。”郑晓龙称《红高粱》电视剧基本遵循了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这一点在他看来非常重要,“原著中还有好多东西在电影里没有表现,电视剧用到了原著中更多的内容。电影或小说是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主来叙述故事。可能因为赵冬苓是个女编剧,所以她以‘九儿’作为主线来改编这个故事。我觉得与原来的相比,这个‘九儿’更丰富、性格展示得更多元,人物命运更细腻。”
在主线人物的推动下,颠轿、野合这些曾经在电影中出现过的经典桥段被一一呈现,与此同时电视剧中又设置了俊杰、淑贤、朱豪三这些新鲜的角色,把大家原本熟悉的剧情向四面八方延伸。“电视剧和电影是两个不同的载体,相互比较是误区。电影算短篇,精神上跟小说一致就可以了。但是电视剧这种长篇不但要在精神上一致,其他方面的内容也要更多一些,人物方面更复杂、更注重通过影像讲好故事、更注重对原来小说中一些其他方面做开拓。完全照原来那个去拍恐怕很难,观众也不会满足,而且原来也不可能拍这么长,所以要加新人物、新情节。而且现在的观众比原来更挑剔、更成熟、审美要求也更高一些。”
导演说
“九儿”周迅
在《红高粱》电视剧中,“九儿”是戏眼、是灵魂,而在过去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巩俐几乎和“九儿”画着等号。巩俐是山东人,不论形象还是性格都充满着齐鲁大地的大气与豪放,出生于浙江的周迅则集结了江南的灵秀与婉约,从先天上看,巩俐的气场更接近“九儿”。除了外形,也有观众认为周迅版“九儿”更像江南女文青。
郑晓龙:可能是电影版《红高粱》中巩俐高大丰满的形象留给观众的印象比较深刻,其实,一个角色合适不合适,关键还是在于气质上的吻合。南方女孩儿也有个子高大的,北方女孩儿也有娇小玲珑的,不能一概而论。敢爱敢恨是“九儿”特别典型的特质,她为了救余占鳌敢闯法场,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我不说她是女中豪杰,但可以说她是女中丈夫。电影比较简单,直接表现“九儿”的那种生命力和欲望,电视剧里则更多展现了她性格的多样性,剧本里让“九儿”变得有文化、有些智慧了,比如被土匪抓了,没有点智慧怎么自救?我对周迅的表演非常满意。在拍情感爆发的哭戏时她从来不用催泪棒、眼药水这些手段,她全都是真的,周迅就是天生为演戏而生的一个人。周迅身上展现出的随性、敢爱敢恨、张扬,就是我想在“九儿”身上看到的那种感觉。
“余占鳌”朱亚文
除了巩俐版的“九儿”,姜文版的“余占鳌”也是观众心中的经典。尽管此前朱亚文在《闯关东》中出演的山东大汉“朱传武”曾深入人心,但到了“我爷爷”这里,就变成了朱亚文在演姜文。
郑晓龙:朱亚文的外形还是比较符合我心目中“余占鳌”的样子,朴实、淳厚、有点儿年代感,不像很多人的外形看着就像城里人。其次,他身上也有我想要的那种力量感。在见他之前有人曾跟我说,亚文的戏有点儿偏文艺、有点肉、有点软。但“余占鳌”不能软,一定得有力量,除了身体的力量、还要有精神的力量。朱亚文来试戏,演的是一场“余占鳌”和“张俊杰”的对手戏,兄弟之间有言语冲突的戏。他演得很好,对角色把握得很准确,又很有爆发力。说实话,在大量比较中他是最合适的,因为我确实找不到一个年轻时的姜文。大家都在说匪气,姜文平时戴个眼镜,他骨子里哪有匪气?他也是演出来的匪气。姜文不是土匪一样的人,朱亚文也不是。原来单扁郎是余占鳌杀的,后来去找他妈妈的那个也是他杀的,我都给改成不是他杀的。我不能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杀人如麻的土匪,这个很重要。
“张俊杰”黄轩
随着剧情的推进,“简单轴”的书生张俊杰逐渐成长为“抗战军师”,与情敌余占鳌的对手戏也越来越来劲。然而在《红高粱》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里,并没有“张俊杰”,而在大多数观众心中,黄轩也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新面孔。
郑晓龙:黄轩第一次来试戏我觉得这个演员不太行,结果推荐人跟我说,黄轩那天没做任何准备,而且太紧张,希望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说行,再来一次吧。第二次试戏,黄轩的表现明显比第一次好很多,但我仍然觉得不够好。他第三次来试戏,结果表现得特别好,他是一次一次给我带来惊喜的那种演员。“张俊杰”是剧本里加上去的新人,他外表斯文,内心强大。黄轩整体的感觉都与人物非常吻合,本身比较内秀,不太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跟其他很多年轻演员不太一样。演员这个职业,实际上是需要他们会表现自己的,但对于像黄轩这一类演员,作为导演,我们要静下心来去仔细观察,才能挖掘出这类演员的潜力。事实证明,我选他来演“俊杰”是正确的。
“淑贤”秦海璐
秦海璐出演的单家大少奶奶“淑贤”是电视剧《红高粱》中新增加的人物。有人通过这个角色在《红高粱》中品出了宫斗戏的味道。
郑晓龙:让秦海璐来演“淑贤”再合适不过了,我就没想过别的演员。这也是我对她气质上的一种感觉吧。“淑贤”这个人物内心很火热,外表很冷漠,还有抽大烟的嗜好。海璐在拍戏时能非常准确地演出这个人物的那种迂腐、懒散的劲儿。我是第二次跟她合作,之前合作过《金婚II》。她是个很有经验又挺动脑子的演员,比较喜欢研究剧本。比如有场戏是淑贤跟罗汉滚麻包的情节,比较直观地表达两个人的情感纠葛,是我们后加上去的一场戏,有了这样戏份的铺垫,才能够表现出淑贤和罗汉的情感一步步变化的过程,让观众知道这份感情是怎么来的,这些都是秦海璐和我们一起讨论出的修改方案。至于宫斗戏,我还真不太清楚。编剧赵冬苓说《甄嬛传》对她多少还是有点影响,但是不是因为《甄嬛传》才写的“淑贤”?我想不大可能,因为冬苓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编剧,她能够从自己的创作中找到这个人物,而且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物。
“朱豪三”于荣光
“朱豪三”在《红高粱》原著中也不存在。《红高粱》开篇就是行伍出身的县长朱豪三偕夫人孙大脚及随从来高密上任,并借夫人孙大脚的口指出高密地区的三大害:赌博、烟土与土匪。这一幕被指很像电影《让子弹飞》。
郑晓龙:“朱豪三”有人物原型,是高密县的一个县长,叫曹梦九,电视剧在这个人物原型上塑造了这个人,跟《让子弹飞》没有太大关系。他想做一个好官,本身也不贪,但他是旧时代过来的人,思想、认知有很大局限性。他的身上有许多戏剧性元素,特别生动,半是文、半是武,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还有点儿野蛮,是个挺另类的人物,以往的影视剧作品中这样的人物并不多见。于荣光以前没怎么演过这样的角色,他看了剧本后跟我说很喜欢这个人物,真实、另类、不做作,也跟我说过,这个人物他演再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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