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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家宜
来源： 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00118.htm
[摘 要] 《文心雕龙》之存在着一个“体大虑周”的理论体系，已经引起“龙”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局部的探讨积累到一定程度，对其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就成了把《文心雕龙》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本文围绕《文心》体系的性质，是以探讨“文章作法”为中心的“文章学”体系，还是以探讨文学创作，批评规律为中心的“文学理论”体系这样的基本分歧，从刘勰探讨“为文之用心”的针对性和根本目标出发，抓住《文心雕龙》最核心的审美范畴及最基本的理论命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剖析和阐述，意在使对《文心雕龙》体系的认识奠定在更为切实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 文心雕龙 体系 正体 正末归本 因情立体 因体制情
一
《文心雕龙》体系观涉及到对它的总体评价，因为它的“体大虑周”，产生诸多不同的理解是在情理之中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当局部的研究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对它的理论体系的整体把握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了把《文心雕龙》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
《文心雕龙》体系观的种种歧见中，以对这个体系性质的不同理解最引人注目，也更为重要。关于《文心雕龙》体系的性质，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把《文心雕龙》认作是一个文学理论体系；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文心雕龙》实际是一个文章学的体系[1]，王运熙先生也是持后一种看法的，但他认为《文心雕龙》又兼有文学理论性质[2]。
而在持“文学理论体系”的一类看法中，对于刘勰如何建构自己的体系，又有各式各样的见识。
实际上，《文心雕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体系，还涉及到刘勰是如何为自己的理论体系确定目标，和今天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体系性质的关系，也即一个“体系”的自身定位与它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如果二者出现差异，我们就应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样做，会反过来加深我们对这个“体系”的认识和评价，有益于我们对祖先留下的理论遗产作出现代的科学诠释。
主张《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体系的，认为《文心雕龙》下篇即其“剖情析采”部分，是《文心雕龙》的精华，《文心雕龙》研究之一向侧重于创作、批评理论正是基因于此。他们实际上认为，相比之下，《文心雕龙》上篇，主要是“论文叙笔”部分，其内容在今天已经失去了重要性，由于时代的局限，刘勰对于“文学”的界定太宽泛了，包纳于他的“论文叙笔”中的很大一部分文体已经过时，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因此，服从于建设新文艺的需要，重点挖掘它的“理论”部分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一类主张也提出过不应忽视对《文心雕龙》上篇所谓“文体论”的研究，但他们实际研究的兴趣和重心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他们的研究中，所谓“文体论”只是解析创作批评理论的例证和印证。
而主张《文心雕龙》是文章学体系的一类看法，他们一方面始终把目光集中在《文心雕龙》上篇的“论文叙笔”上，认为这才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对《文心雕龙》下篇的“剖情析采”部分，则把他们当作刘勰关于各类文章的具体作法来看待。其中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本没有文学理论体系，那是到了近代才从西方引进来的[3]。
概言之，这两类看法的分歧，从现象上看，大体在于一重《文心雕龙》上篇的“论文叙笔”，一重其下篇的“剖情析采”；而从实质上看，是出于对《文心雕龙》体系整体性质的不同把握。
这两类看法的不同，还存在着一层探讨古代理论遗产认识上的原因。持“文章学”的一方认为，刘勰在建构其体系时就是那样认定的，《文心雕龙》上篇原本就被刘勰视为全书的“纲领”之言；而持“文艺学”的一方则认为，应按实际内容的价值来确认一个体系的性质并决定我们的评价，“毛目显矣”这个短语并不表明刘勰对“剖情析采”部分的不重视，它就一定不是《文心雕龙》体系的重心。
对于上述《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是否出于研究者需要的不同致使他们的目光有所侧重而产生的呢？比如研究写作的人更愿将《文心雕龙》当作一门关于写作的学问而加以认同；研究古典文学的人则以专注于文学发展史的目光，对《文心雕龙》的“论文叙笔”部分格外垂青；当然，对于专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人来说，又将“剖情析采”视为《文心雕龙》体系的重心，等等，他们的《文心雕龙》体系观就自然有了见仁见智的不同。
然而，研究角度和研究兴趣的不同，不应当影响和左右我们对《文心雕龙》体系性质的认识。“媳说媳有理，婆说婆有理”之所以被认作是学术探讨中正常的，有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仅仅是指我们对真理和本质的发现和确认总会有一个不断明辨的过程，而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从争辩中逐渐地接近客观的公理。
二
这里又用得上王元化先生常说的两句话：“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我们总要先把《文心雕龙》本身的“根柢”讨论清楚了，才有可能作出客观的“裁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文心雕龙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人人笔下都有，但分明也是一个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问题。所以我们应当首先冷静地考察一下，《文心雕龙》究竟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然后才能进入对它的具体剖析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个理论体系作出科学的整体评价。
时至今日，提出《文心雕龙》究竟有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尚须认真的论证，这决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迄今为止，对《文心雕龙》体系的存在基本上还停留在描述的阶段上，一个最通行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方法，就是按《文心雕龙》的外部结构，把它分成几大块，认为它已经涉及到了各个方面的问题，比如文体论，创作论，风格论，风骨论，通变论，情采论，批评鉴赏论以及系统的写作修辞论等等，俨然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用一个很不规范的说法，这还只是从数量上，从外部来估测的，而对《文心雕龙》究竟是否确实存在一个理论体系的论证，就要对组成《文心雕龙》各部分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它们是怎样形成一个整体的，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整体等等，作出更为细致深入的多元统一的探索。一个体系的产生，还涉及更为广泛的时代社会背景和文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背景。
首先看一看刘勰本人是怎样阐明《文心雕龙》的产生。《序志》篇表明，他极其虔诚地崇敬孔尼，认为“敷赞圣旨，莫若注经”，但因早有“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想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才“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但是，“论文”也不是他的首创，他究竟凭籍怎样的“深解”方足“立家”呢？他说了这样一段含意深长的话：“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巧，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刘勰研究问题多用归纳法，这一段话可以视为一篇完整的魏晋南北朝文论简述。刘勰当时读到的众多文论作品，有不少我们今天已难窥全貌，但从《文心雕龙》各篇的实际内容看，刘勰对上述文论的观点还是有所酌取的，《典论论文》和《文赋》是不必说了，就是被他批评为“精而少巧”的挚虞《文章流别论》和被讥为“浅而寡要”的李充《翰林论》，也对《文心雕龙》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据《晋书·挚虞传》称，挚虞曾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又据《文镜秘府论·声论》说，“李充之制〈翰林〉，褒贬古今，斟酌病利，乃作者之师表。”可见这是两本论述各种文章体裁的书。刘勰化了那么大的功夫统观古今“论文叙笔”，不可能不受前人的影响。）黄侃早就指出，《文心雕龙》“〈赞颂〉篇大意本之〈文章流别〉，〈哀吊〉篇亦有取于挚君”[4]。章学诚也明确说过，“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君而昌论文心”[5]。他是早就看出了论“作文利害之所由”与“言为文之用心”之间的联系的。尽管如此，在刘勰看来，他以前所有的文论又都是“不述先哲之诰”的缺乏根基之谈，自然就“无益后生之虑”。刘勰接连两次用“?举”“?议”来批评他们论点的不周全、不深刻、不精要、不集中，即就是使他的创作理论受益最多也最直接的《文赋》也被他评为“巧而碎乱”，明显是批评陆赋之没有系统。 在刘勰看来，从考虑问题的目光上说，他们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缺乏通盘的考虑，没有抓住根本的所在；从方法上说，他们又都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考虑问题都没有从根底上立论，所以是枝枝节节、破碎无序的。时下，论者多以“唯务折衷”为其方法论，实际这“寻根”、“索源”才是刘勰探讨“为文用心”的根本方法，也是他建构体系的基本方法。这样，刘勰实际上是明确告示时人，《文心雕龙》异乎寻常之所在，正是它的从根基上立论的系统性。
那么，这个系统是怎样的呢？刘勰用了大家常引的那段话进行概括：“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於人〈时序〉，褒贬於〈人略〉，怊怅於〈知音〉，耿价於〈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客观地说，刘勰并没有说他的书是什么性质的，是文体论还是文术论，也没有说《文心雕龙》是不是一个系统或体系，当然也不可能有今天“体系”的概念，但刘勰说得非常清楚的一点是，《文心雕龙》的五十个单篇，是一个结构完整、条贯分明的整体，其中深长抒怀的《序志》篇总驭“群篇”，其余四十九篇是对“为文用心”的具体分析和论述，因此说它是一个明显合乎“大衍之数”的理论整体。
这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方法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之中。他在考察一篇作品的时候，把作品当作一个有如人体一样的活生生的整体，有《附会》篇所谓“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词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为证，并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为“附会之术”，这和《熔裁》篇强调通过“练熔裁”而达到“首尾圆合，条贯统一”一样，都是把作品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在对众多作品进行分类观察时，更有一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系统有序的“史”的框架；他在《时序》篇里集中考察和总结文学的发展流变及其规律，更是通过“蔚映十代，辞采九变”这样通过鉴古今的宏观视野进行着系统的历史观察，从而得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普遍结论。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上述关于全书结构的交代以后，他紧接着就说，“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那么，他把《文心雕龙》看作是一个“弥纶群言”的整体是不待言了。自重其书的刘勰甚至还十分自得地突出他的“弥纶群言”之作是“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已经接近于包罗万象的“完备”了，还能不是一个探讨为文用心的有序整体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进一步论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怎样把它的几个部分组成一个整体的，尤其是“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两大块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刘勰是怎样把它们凝聚成一个理论整体的？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依据和统一性表现在哪里？
迄今为止，大家对《文心雕龙》体系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对这种体系探讨的现状稍加分析是必要的；除了上述“文章学”与“文学理论”在根本性质上的不同看法外，视《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体系的一类看法，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主张，比如以“衔华佩实”为其体系，以“原道、宗经”为其体系，以“体有六义”为其体系，以“文质论”、以“通变论”、以“情采论”、以“神、理、术”为其体系，还有以“雅丽”为本，以情采观、自然观、通变观、才学观“四大支柱”来确定其体系，等等，这些主张从某个角度看，都不是没有道理，然细为解析一番，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看法又都是遵循着同一个思路，即从《文心雕龙》庞大的体系中去抽寻一种贯穿始终的观点。问题在于，《文心雕龙》是一个蕴涵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庞大整体，一个由五十个单篇组成的整体，而这五十个单篇又是相互独立、相互关连、环环相扣和交错呼应的各不相同的意义单元，因此，单纯去寻找一种贯穿全书的主要观点，仍然很难确定这个体系的性质。以“衔华佩实”为其体系，实际上是着眼于《文心雕龙》的基本文学主张，以“原道、宗经”为体系，又是从《文心雕龙》理论根源来把握的，而以“六义”为体系，仍是由“宗经”观具体衍化出来的，我们总不能说“宗经”就是《文心雕龙》的体系，刘勰力主“宗经”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衔华佩实”当然是《文心雕龙》的基本主张，但一部《文心雕龙》毕竟不是以“华与实”作为其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文心雕龙》早已被论者析出了七大论八大块，那么拈出其中哪一个“论”和“观”都难以盖其全，这也是不难发现的。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可以涵盖各“论”的那个拿总的“论”，那么，我们还不如干脆把“文之枢纽”当作《文心雕龙》的体系来得痛快，“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才真是完完整整的纲领之言啊！而这样一来，就把《文心雕龙》理论体系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
让我们还是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入手，弄清楚刘勰到底为什么要写作《文心雕龙》，其根本目的和宗旨是什么，他是怎样为自己的理论体系确定终极目标的。有以下两段极为紧要的话，可以使我们看到刘勰思想深处最为不满和必欲大力纠偏的现象是什么。《序志》篇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但有着如此重要作用的“文章”却被六朝淫靡文风破坏了，刘勰认为他们“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矛头所向了如指掌，且口气十分严厉，不可调和。我们还可以从也是十分重要的《定势》篇找到更为鞭挞入里的论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己。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这几近于一段义正辞严地声讨“近代辞人”“讹滥文风”的檄文了。所谓“近代辞人”，远的可以追溯到“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再经晋宋到齐梁，更是变本加厉，难以收拾。刘勰对此深恶痛绝，一再指摘他们完全抛弃了诗人之义，所谓“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风骨》），讥诮他们“跨略旧规，驰鹜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风骨》）。在《通变》篇更高标“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之旨，因为就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从“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到“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明显是“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不走正道走邪路了。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心雕龙》确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那就是“饰羽尚画、文绣??”的“讹滥文风”，这种文风的根源是“辞人爱奇，言贵浮诡”，而最使刘勰痛心的是，这种早有来头的文风已经是“势流不反”、“流弊不还”，它所造成的最根本的危害就是“失体成怪”、“离本弥甚”、“文体解散”、“文体遂弊”。在《文心雕龙》这一部疗救当世淫靡文风的医典上，“文体解散”是他诊断出来的主要顽症和万病之根。一切文体的正统，即源于经典、古已有之的各种文体的自身规定性，各种文体固有的体制，已被破坏殆尽，因此，当务之急和治本之道，就规定在全书中心的《宗经》篇中，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这“正末归本”正是刘勰愤而“言为文之用心”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宗旨。“末”，显然是指当世形式主义的文学“末流”，而他亟欲返归之“本”，就是要恢复传统的各种文体的根本体制，这“正体”二字可以说是《文心雕龙》全书的命脉所在。
这样，沿着刘勰“正末归本”的思路进一步探寻《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才有可能较为顺当地找到全书各部分的内在联系。
三
刘勰深知，“正体”是何等繁重的任务，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因此，他首标“文心枢纽”作为探讨“为文用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是一个整体，而“体乎经”显然位居这个“枢纽”的中心。在刘勰看来，“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他进而强调这是“百家腾跃，终入环内”的，刘勰甚至认为“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宗经》），“经”乃各体之本，之母，之正原，也是他“正体”工程的范本，因此说必须“熔铸经典之范”才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风骨》），这也是他在《通变》篇把“还宗经诰”当作“矫讹翻浅”不二法门之意。可见刘勰论文之以“经”为“体”，乃是他“正末归本”不可更易的最高原则。
那么，“变”呢？为什么又把“变乎骚”也当作“枢纽”呢？细读一过就会发现，这仍是他以“经”为标准，以“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楚篇”为典型去系统考察文变、规范文变和确定文变原则的。“辨骚”的结果，刘勰提出了“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的文变方针，确定了“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最高文变规范，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勰遏制新变所造成的淫靡颓势，树立文变典范，依然是从其“经”本位观出发的，以“经”为体，以“变”为用，构成了他考察文变的根本宗旨和方法。从《原道》《征圣》《宗经》到《正纬》《辨骚》，表现了刘勰对文学发生、发展、流变全过程的完整认识和总体规范，体现着刘勰“正体”工程的标准、原则和方法。
紧接其后的“论文叙笔”，在刘勰系统的“正体”工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从《明诗》到《书记》凡二十篇，占《文心雕龙》全书五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部分确实都是探讨各种文体的体制和写作规范的，范文澜曾指出，“《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6]，王运熙先生说《文心雕龙》“是一部详细研讨写作方法的书”[7]，他一再强调要按刘勰撰述《文心》的本意去认定它的性质和纲领，这一点十分重要，他看重“论文叙笔”在全书中的地位，也是言之有据的。
需要作出补正的是，我们还应当继续对刘勰为什么重视“文章作法”予以深究。“论文叙笔”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原始以表末”，自然是“寻根”“索源”之论，对各种文体进行沿革考辨；“释名以章义”，为各种文体“正名”；然后在“选文以定篇”部分把精心选择的各体文章代表作家作品推为示范；而“敷理以举统”，更是对各体文章写作法则的最后规定。因此说他在进行写作指导，以作文之法则示人是没有错的（这和陆机所谓“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是一样的意思）。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刘勰这样做有其更深的用心，那就是进一步为各种文体正名，定格，从对各种文体的产生和演变考察开始，再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建立各种文体的体统，他要把每一种文体的基本体制、写作规则和要求都规定的严严实实，这样既正了名，更树了榜样，后人就无须越出雷池一步。刘勰以此来防范和纠正“文体”的凋敝和解散，可谓用心良苦。在“论文叙笔”的四个部分中，刘勰特重“敷理以举统”也正因于此，“举统”即是标举各体的正统，“举统”就是“正体”，他也把这种“敷理以举统”的规范称之为“大体”、“大较”、“大要”。比如《诠赋》篇“敷理以举统”部分是这样的：“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与之相反的那些“蔑弃其本”的“逐末之俦”，他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根本大错是错在“惑”了本体，背离了“体要”原则。《颂赞》篇“敷理以举统”部分也是如此：“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弘，如斯而已。”故而，他把班固《北征赋》、傅毅《西征赋》之写成褒奖过度的长篇散文，斥之为“谬体”。刘勰对魏晋时期的颂体评价不大高，只说他们“鲜有出辙”，但倒是不客气点名批评陆机颂作的出轨，即使是他较为突出的《功臣颂》，也把褒贬不恰当地混杂在一起，所以被讥为“末代之讹体”。《祝盟》篇云：“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又称“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杂文》篇称“对问”、“七发”、“连珠”三体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虽意有所轻，但还是指出它们“词虽小而明润”的特点和写作要求，并且具体规定了它们“立体之大要”。在“叙笔”部分，为首的《史传》也是以明确规定其“大纲”为旨归。至如《封禅》篇之称“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章表》篇之称“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如此等等，文体论各篇几无例外。所谓“为伟矣，”“中律矣”都是指切中该体体统而言的，所以我们确实可以把“论文叙笔”的“文体论”称之为“正体论”。
由此可见，“文之枢纽”所确定的“正体”原则是“论文叙笔”的指导思想，而“论文叙笔”的分体规范又是“枢纽”的“正体”原则之具体落实。
如果说“论文叙笔”的分体规范是《文心雕龙》“正体”工程的头一步，那么“剖情析采”就是在分体规范基础上进入了总体的写作规范。前者接近于“史”（分体文学史），而后者更接近于理论探讨，“史”是“论”的基础，“论”是“史”的规律性升华。刘勰探讨“为文用心”的攻坚部位正在其“商榷文术”中，他的“正体”工程到了这一部分才完整地划上了句号。
所谓“剖情析采”按刘勰本人的意见可以分为“?神性”、“阅声字”和“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三大块。而“ 神性”，加上“图风势”、“苞会通”在内这一块，包括了《神思》、《体性》、《风骨》、《通变》（“会通”指“会通适变”即言“通变”）及《定势》五篇，这在“剖情析采”中的地位与作用特别重要，扼要说来，下篇的头五篇实际是“商榷文术”的纲领。大家都认为《神思》篇为总结创作规律的纲领，刘勰是从探讨艺术构思、艺术思维规律入手，再进入风格领域中，深入探讨了为“神与物游”、“神用象通”的艺术构思、艺术思维所孕育酿就的，“云谲波诡”的创作风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进而又以“风清骨峻”作为指导作家风格步入正轨的整体美学规范。他在《风骨》篇末暗示，只有做到“洞晓情变”与“曲昭文体”，才能铸就体现最高审美理想的“风骨”，所以，紧接《风骨》篇之后的《通变》与《定势》两篇，正是分别探讨如何“晓变”与“昭体”的，刘勰认为，只有“洞晓情变”才能“望今制奇”，只有“曲昭文体”才能“参古定法”，把缺一不可的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就有了“风骨”，有了创作成功的保证。当然，“晓变”制奇是以“昭体”定法为基础的，《定势》篇在下篇纲领中的地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定势”自然不是“定文体风格”，这“定文体风格”的任务在文体论中已经解决了。刘勰认为“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就写文章而言，“定势”就是确定顺乎自然的循体定势的原则，要求作家根据文体的特点和需要，写出具有不同文体风貌的文章来，这叫“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动”，是刘勰坚持“执正驭奇”的根本保证，所以他反复强调“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曲昭文体”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循体成势”的前提和保证。反过来说，“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新学之锐，逐奇而失正”，就必然造成“势流不反，文体遂弊”的恶果。由此可见刘勰纠正时弊的目标，最终是在《定势》篇完全落实下来了，刘勰把确定“名理相因”的“正体”并使之“循体成势”，当做挽形式主义文学狂澜于既倒的最根本途径，这是他文学思想中更为核心之所在。文体论标举“体统”是分论各种文体的基本性能，到《定势》篇就把这分体的“体统”上升到总体上确定了下来。
可见，刘勰在下篇“商榷文术”，自《神思》篇的思维规律探讨开始，至《定势》篇的“昭体”定法收煞，体现着刘勰探寻“正末归本”之道的一个完整思考过程和救弊方案。在“论文叙笔”中的分体考察还是一种可以称为“静态”的“正体”规范，到了“商榷文术”之时，刘勰就把相对静止的分体规范推向了更深的领域，即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了“正体”的动态追寻，找出了创作的规律，进一步把文学写作纳入他的“正体”轨道中去，最终完成了“正体”工程的攻坚任务。
至于“阅声字”与“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两组的内容，也都与刘勰“正末归本”的目标紧密相关。“阅声字”的修辞论一组是讲“剖情析采”的具体方法，写作手法。《总术》篇赞云：“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刘勰深知从根本上把文场笔苑的写作门道和方法扼要地总结出来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思无定契”，取法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总有一个不变的“恒理”在。可见，从根源上扼要地总结出各种方法的“恒理”法则，便是其修辞论的任务。因此，确立各种恒久不变的写作法则，仍可看作是《文心雕龙》“正体”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前一组“?神性”篇章有着内在意脉上的相承。而“时序”这一组和上述篇章“正末归本”的出发点也是一致的。刘勰的批评鉴赏理论，其指导思想仍是以“宗经”、“正体”为核心的。《知音》标树“六观”，为首的就是“观位体”，这和《熔裁》篇“三准论”云“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及“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一样，刘勰用以品鉴、评价作家作品得失的首要标准就是“位体”，这个思想贯穿于各篇的始终。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组文章看作是他的“正体”工程在更为广泛范围内的延伸。总之，《文心雕龙》下篇“商榷文术”确实是以“正体”为核心的，从这里也就找到了“商榷文术”与“论文叙笔”的内在关连，它们是辅车相依，难以切分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确定《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性质时，就不能把本是紧密关连的两个部分孤立起来割裂开来看。“论文叙笔”部分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基础，也是刘勰“正体”工程的基础，如果我们对此不予足够地重视，那么下篇“剖情析采”的理论上升就成了空中楼阁。由于长期相对冷落了对“论文叙笔”的研究，因而造成了《文心雕龙》研究重心的失衡，这是应当记取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就不顾《文心雕龙》本是一个理论整体的基本事实，更不能误解了刘勰所谓“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与“下篇以下毛目显矣”的意思，刘勰并没有说整个上篇都是全书“纲领”，更没有说“论文叙笔”是全书“纲领”，“言为文用心”的“纲领”只能是他明白交代过的“文之枢纽”，所谓“纲领明矣”与“毛目显矣”，不过是刘勰说明他的上篇与下篇的结构安排都是层次分明一目了然的，一点也没有厚此薄彼的意向，他的“正末归本”的目标，他的“正体”任务，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各种文体写作方法的静止规范上。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是，“剖情析采”部分的理论色彩较之“论文叙笔”要浓厚得多，涉及到的创作规律也远比“论文叙笔”部分要广泛、深入、细致、复杂得多。刘勰不满于以前文论的基本原因，就是嫌它们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并没有着意责难他们对文体考察和写作方法总结的不够完备和充分。刘勰是深谙创作原理的，他懂得如果仅仅停留在文体考辨而不深入创作领域进行理论的总结，是难以完成纠正淫靡文风的艰巨任务的，“正末归本”不靠揭示创作规律也不可能取得实际成效。因此，只有从《文心雕龙》上下篇的有机联系中去获得对《文心雕龙》体系的认识，才是求实的和可行的，任何背离《文心雕龙》体系统一性和完整性的认识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其实，前人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曹学?就说过：“其〈原道〉以心，即运思于神也；其〈征圣〉以情，即〈体性〉于习也；〈宗经〉诎纬，存乎风雅；〈诠赋〉及余，穷乎〈通变〉。良工心苦，可得而言[8]。”他影影绰绰看到了其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指出了《文心雕龙》上下篇开头几篇的对应关系。只不过由于理论剖析能力有限，他还难以体味刘勰真正“良工心苦”之所在。但是他能看到《原道》、《征圣》、《宗经》与《神思》、《体性》、《通变》等篇的某种内在的联系，还是有眼力的。而我们今天的“裁断”力是大大高过他了，可以说《文心雕龙》上篇前五篇与下篇前五篇的关系，实际上正是一种对应的“体”与“用”的关系。何以明其然？前五篇与后五篇都是为力挽文学颓势而制定规范，但前者是把文学当作一个静态系统来考察，侧重探讨建树“正体”的原则，而后五篇把文学当作一个动态系统进行考察，侧重于探讨“正末归本”的途径。前五篇是引向古人的，后五篇则面对今人，也就是说，前五篇重在强调“参古定法”，后五篇则重在探讨如何在“参古定法”的基础上去“望今制奇”，前五篇是“言为文之用心”的理论指导，后五篇则是在其指导下具体探讨创作规律的纲领。如果我们立足于“正体”工程的整体，认真玩味它们之间这种“体”与“用”关系，就不会把“论文叙笔”与“剖情析采”这前后相衔的两部分，各自孤立起来，因而重此轻彼困于权衡了。
再进一步说，就算确定了《文心雕龙》是文章学还是文学理论抑或二者兼有，也只能说对这个内涵极为丰富和错综的体系有了一般层次上的了解。只有继续对围绕“正体”这个中心的各种基本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再深一层的探索和概括，才能接近完成我们对这个体系的认知。
四
我们探讨和认识一个理论体系，总要找出它的比较系统的概念和范畴，正是这些概念和范畴错综复杂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和关系，从而构造了一个有序的、由相关原理组合的有机整体。构成体系，自然也与作者结构体系的思维方式、思维特点和逻辑路数相关，还要考虑产生各种理论主张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活动的背景，考虑它们适应着怎样的时代潮流和社会精神需要，它有什么针对性，它所接受的思想、文化，文学理论资料及其所持
的态度，等等，从而对影响和制约这个理论体系的各方面因素作多层面的综合考察和剖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刘勰针对当世文坛浮靡颓风的讹滥蔓延，抓住其“失体成怪”的要害，以“宗经”观为理论核心，进行了一场以“正末归本”为旨归，对各种文体的“正体”规范。他在“定位”论思想武器指导下，对渊源于五经的各种文体进行了分体的历史考察和规范之后，又在此基础上深入到文学创作和批评等更为重要的领域进行总体的“定位”规范。因此，“正体”便是《文心雕龙》这棵大树的主干。
这种“正体”的规范，在总体上追求“雅丽”，即要求情与采的统一，文与质的兼顾，华与实的并重，雅与俗的相酌，反对唯美主义的轻重本末倒置。在风格上，要以“典雅”为榜样，追求“风清骨峻”，即追求感情真挚自然，反对矫揉造作；在创作倾向上，一再强调必须坚持“执正以驭奇”，以纠正“新学之锐”的“逐奇而失正”；在表现形式上，则要求精约体要，反对形式主义的繁杂失统，膏腴害骨；在文学通变上，要求“晓变”服从于“昭体”，以“参古定法”去规范和约束“望今制奇”，强调以“名理相因”的“有常之体”去统驭“通变无方”的“文辞气力”。
而《文心雕龙》最核心的范畴当然是“情”与“体”。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体”非一义，这里所谓最核心范畴的“体”，不是指常用意义上的“文体”，不是泛论“风格”之“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体制”，而是特指一种不可更易的、古已有之的有常有恒的规矩、规格、法度，是各种文体不可逾越的自身规定性。而所谓“情”，则明显是抒情美文（诗辞歌赋）的基本要素。
刘勰处在文学自觉时代，在探讨“为文之用心”的时候不可能不把“情”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对它进行贯穿始终的深入探讨。他的“体有六义”论就是以“情深风清”为核心内容的。因为情感活动毕竟是创作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刘勰认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把作家的情感活动视为一切文学之果的母体，这确是一个崭新的很深刻的美学命题。而且刘勰“宗经”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弘扬“文”的需要，“情”才成为他“商榷文术”的理论探讨的中心。他沐浴新潮，主“情真”，主“感物吟志”的清新自然，更以“为情而造文”贬斥“为文而造情”，情真成为一切有价值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志。从创作过程看，把“设情以位体”放在首位，这已经有“体”也只能为“情”而设的意思了，批评也是先看这一条做得如何。可见，刘勰对“情”的重要性以及情感活动规律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和全面，这是他“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文学反映观所取得的突出成绩。
我们绝不能看轻了刘勰探讨创作规律所取得的成就，他对缘情文学创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十分全面、丰富和有创造性的，这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也不能把《文心雕龙》仅仅看作是指导写作而不是文学理论的巨著，更不能因为我们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的文学学理论体系，或者不象西方的理论体系，就否定了精深博大的《文心雕龙》体系的思辨力度和理论质地，那样做就未免 沾上了一点霸气。
但是，刘勰的内心又是很矛盾的，因为“情”也有“滥”有“假”时候，“文体解散”的严重后果更是从情变进入误区而开始的，因此在刘勰看来，把“情”规范好，主要是处理好“情”与“体”的关系，就成了立文之根本。《文心雕龙》体系的风眼便在于此，它的各个部分就是这样纽结为一个理论整体的。
我们不妨仔细体味一下“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这两句被刘勰目为“文之司南”的话。很显然，刘勰对这两个方面，是强调“摹体以定习”的，因为“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体性》），“摹体”所指也就是雅正的经典了，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接二连三受到刘勰的赞赏，就因为潘勖长于“思摹经典”，才使“群才韬笔”的（《风骨》）。因此所谓“因性以练才”就是要在“正体”基础上去发挥个性才学。刘勰明明知道，千姿万态、云谲波诡的创作壮观本是被作家们丰富的创作个性、才智气质所决定的，他也明明知道“因性以练才”是为生动的创作活动本身的特点和需要所决定的，但他还是把发挥作家的才性纳入了“摹体”的轨道。所谓“才有天资，学慎始习”，他肯定后天学习的重要是对的。但强调的却是“学慎始习”，他生怕“因性以练才”会“练”到邪路上去，所以一定要以“摹体”定习来制约“才性”发挥，这也就是《附会》篇所谓“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就是《体性》篇所谓“童子雕琢，必先雅制。”骨子里头，摹雅制之体而定习，正是他对作家最急切的规劝，是他“正体”工程的主要途径和落脚点。
刘勰在处理作为《文心雕龙》核心范畴和主要支柱“情”与“体”的关系时，当然是有思想指导的。就《文心雕龙》整体而言，主要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受到其他思想的影响，《文心雕龙》之屡言“自然”就是显证。刘勰一方面把创作过程的“因情设体，即体成势”视之为“自然之趣”，但另一方面又把以“名理有常”、“名理相因”的原则去为文体正名定位奉为圭臬，“自然”的实际内容已被“名理”冲淡；刘勰既主“以情位体”，又欲“以体制情”，这样，“自然”就让位给“名理”了。“自然”理想之始终没有成为《文心雕龙》支配思想的原因就在这里，从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刘勰文学思想的底数。刘勰终以有常的、永恒的最高范本去规范、制约最富生气、“日新其业”的文学创造活动，就是他的理论体系所以如此错综复杂的最终根由。
刘勰竭力反对当世淫靡文风，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和后来李谔、王通的全盘否定齐梁文学不同，他决不会耸人听闻地认为“文笔日繁，其政遂乱”[9]，他力主“宗经”也与王通之仿《论语》体制而作《中说》不同，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决不能把文学重新拉回经学附庸的地位。刘勰对六朝文学之重视审美特征，追求艺术形式之美，是持热情肯定态度的，在这方面他的见识甚至高出了钟嵘。当然，仅仅从“文体”着眼来解释文风的蜕变，的确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他的理论体系具有古典主义的色彩，并不是张冠李戴、毫无缘由的。伏尔泰说过：“在一切艺术中都必须提防谬误的定义，这种定义排斥了那个尚未经习惯定出标准的未知世界。各种艺术，特别是那些依赖于想象的艺术，跟物质世界的一切是不同的。我们可以给金属、矿物、元素以及动物等下定义，因为它们的性质永远不变；可是人的作品，就象产生这些作品的想象一样，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在纯粹依赖想象的各种艺术中，有着象政治领域中一样多的复杂。就在你去试图给他们下定义的时候，他们却正在千变万化。”所以，伏尔泰告戒人们“决不要去争论名称的问题”[10]。刘勰以文体定位防止“讹变”的根深蒂固的观点，与十七、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戏剧家、批评家对戏剧创作制定出种种法规，要求严守各种体裁不可逾越的界限的做法，是十分相似的。
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刘勰以“体”的定位来规范活脱脱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未始没有微妙地折射出身在那个混乱、黑暗、动荡社会中心的阶级，处乱居危而求安思定的意志欲望。刘勰接受了《易传》“定位”论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
注释：
[1][3]蒋寅：《关于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体系》，《文学遗产》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2][7]《文心雕龙探索》
[4]《文心雕龙札记》
[5]《文史通义·文德》
[6]《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
[8]凌云本《文心雕龙序》
[9]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
[10]古典主义忽视想像的作用，被伏尔泰批评为“教条化”和“学究气”。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论史诗》
A Scruting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en Xin diao Long
—Analysis on the colouring classicixm of the system
By Shi Jiayi
[Abstract] There exists in Wen Xin Diao Long a “wide and careful” theoretical system,to which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by the commentators of “Long”.When partial approach has accumul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mastery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as a whole important in the further study of Wen Xin Diao Long centering on the basic differences: Wen Xin Diao Long is chanacter ized as “the study of writing” system,which fcuses on the approach to “the way of writing”, or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system, which lays emphasis on the approach to the law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The paper begins with Liu Lie’s main purpose in the inquiry into“the intention of writing”, and makes a deep analysis, catching the core of aesthetic category of Wen Xin Diao Long and its basic theoretical subject. What the author tries in this paper is to lay a more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ystem of Wen Xin Diao Long.
[Key words] Wen xin Diao Long system original form trim the branch to the root establish bady according to nature
[作者简介] 石家宜，男，1938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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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8 23: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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