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丑闻主角为何受普遍同情

Ost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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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0 u6 @/ P$ [1 T) C( z复旦不久前对三起学术违规事件进行处理，引起了教育界与学术界，以至社会的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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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 }7 ?. [3 j  i! U在所有的议论中，笔者注意到一种十分强烈的声音，即质疑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并认为违规的教授、学生其实也是受害者。

: [( P9 V6 J. C7 S  M( X/ y# K9 x指责当今的学术评价体系“逼良为娼”的声音，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但是，为什么这种“让好人变坏”的制度，却依旧在高校生长，并没有由此进行改革呢？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人可以指出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功利导向，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根源已经尽人皆知，而无法改革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恰恰在于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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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领导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笔者所接触的诸多高校领导，无不对舆论对高校的评价与指责，表示“抗议”，他们自认为自己也是在努力办好学校，很多被社会定义为“堕落”、“造假”的事情实在是身不由己。比如，不按行政管理部门的评估要求，做足表面文章行吗？这不但关系到学校的形象、声誉，还影响到学校的办学经费，进而影响教师待遇与办学条件；比如，不去巴结、讨好上级领导部门行吗？上级领导的喜好、亲疏，往往就决定学校能否进入某个政府项目，获得某项政策支持，况且，你不这样做，其他学校会这样做，吃亏让学校利益受损的是自己；还比如，不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行吗？没有量化考核，教师可能“不出活”不说，学校拿什么“资本”去向社会交代，去获得政府的进一步投资？社会不是盯着学校出论文、出成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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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 O$ H: i! Q0 I学校教师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不少媒体在报道一些学术违规的学者时，都会探讨其“变质”的历程，最后得到结论，是自身放松了价值观的改造，同时深受制度之害。比如，晋升职称，要求有多部著作、多篇论文、多项课题，按照一般规律，这根本不可能达到，怎么办？只有抄袭、拼凑、造假、走后门、搞关系——要是晋升不了职称，待遇无法提高、福利无法提高、不能招硕士、不能招博士，学校中无地位，家庭都有可能不保；还比如，年终考核，又是要求每年出多少论文、申请多少项目，一个人哪有那么大本事，于是只有把精力花在申请课题上，申请来课题之后交给学生们做，并给学生布置发表论文要求——对于一名普通大学教师来说，通不过考核，就可能意味着被扫地除门，而对于一名大学教授来说，通不过考核，该是多么丢脸的事。

- h/ ?; K5 b' L" l以上“受害者”情绪，一方面，让不少高校领导与教师，均为自己不能安心办学、安心学术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他们一边抱怨现行的体制，一边心照不宣地“堕落”与“造假”，明规则基本不执行，而潜规则大行其道，甚至潜规则，某种程度已经上升为明规则。另一方面，每一个“受害者”，都以“同病相怜”的心态，对待“受害”、对待“变质”，他们首先是组成攻守同盟，确保虽然大胆做着但见不得人的事不被揭露，其次是当问题“不小心”被揭露出来之后，采取能拖则拖的态度，并有意把众人的目光引向让他们“受害”的体制，从而淡化对个体的关注，而体制在一番争论之后依旧，大家甘愿继续“受害”。

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是显而易的。但是，以上“受害说”成立吗？如果所有学校领导均不去主动迎合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不追求政绩、不把办学作为短期行为，注重长期的办学质量，那么，行政管理之风能侵入高校如此之深吗？如果所有教师，老老实实做学问，最后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学校的荒唐考核指标，那么学校的指标还能玩得那么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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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样的要求，对于校领导、教师来说，实在是太高、也太难，每个人无法抗拒现实利益的诱惑，而且，如果当其他学校、其他人都那样做，而自己“特立独行”，结局可能是淘汰出局。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在大学内看到一些坚守学术底线，保持学者操守的人，他们不唯名不逐利，从眼下看，他们很吃亏，不受重视，而从长远、从历史看，他们则可能成为未来能记录下来的眼下这个时代真正的大学精神——当然，我们并不愿意看到这样“好人吃亏”的局面延续。

不唯名不逐利，可以让我们抗拒“受害”，同样，也只有从大学长远利益出发，舍得牺牲短期利益，来处理今天的既已“受害”事件，才可能重建秩序与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确保、鼓励大家安心办学、安心学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过程，会是多么复杂与艰难，牵涉的人可能很多，影响面可能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不迈出这一步，大学终难健康发展。

0 `; d  ~, F8 R& ]在笔者看来，死死揪住某一个学术不端事件，严格查处所有与其相关的人与事，并由此深入反思制度的设计，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能回归纯净的最好突破、最好契机。我相信，很多人士，也会有同样的期待，他们期待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能以毫不手软的姿态惩治学术不端事件为突破口，并由此构建符合学术规律的学术管理体系。正因如此，整个社会才对大学打假，抱有高度热情。令人遗憾的是，教育界与学术界的勇气还不够，因为一些官员与领导，也是“受害”者。

其实，这不仅对教育界、学术界如此，对于其他领域，同样如此。在其他领域，不依旧是大家高谈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都声称自己深受其“害”、迫不得已吗？比如房地产市场中的地价黑幕，项目招标中的政府公关。暗流涌动的潜规则，催生了各种乱象，破坏了自由竞争的法则，无益健全的市场机制形成。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同样是抓住一个事件不放，严查所有人员，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不让大家再变坏、再受害的制度。眼下，就有一个“大好机会”，涉嫌为中国官员提供314次访美旅游的朗讯中国行贿门事件，给政府好好治理商业规则提供了良机，能否把握机会，检验着政府的勇气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