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音系学与汉语语音分析

Ostrich

作者： 南开大学  石  锋 来源：http://202.113.234.165:6666/discuz/viewthread.php?tid=58&extra=page%3D1

一、 实验音系学的缘起

语音学和音系学最初都是自发的结合一体的，直到布拉格学派的特鲁别兹科伊（N. S. Trubetzkoy 1939）把语音学称为“言语行为的语音研究”，把音位学称为“语音系统的语音研究”。语音研究的分化曾经几乎势不两立。如丹麦的叶姆斯列夫（Hjelmslev）认为“音系行为涉及的模式和范畴是不受语音制约的。”而极端实证主义的斯科日特（Scripture）则针锋相对，企图创建“一门绝不依赖任何语言学概念的语音科学”。（王嘉龄1996）

国际语音学会主席拉德福吉得（P. Ladefoged 1982）在他的《语音学教程》（A Course in Phonetics）设立专章，提倡“语言学的语音学”（Linguistic Phonetics）。瑞典语音学家方特（G. Fant 1987）在第11届国际语音科学大会上的主题报告指出，“我们需要的是第五代的言语科学家”；美国语音学家欧哈拉（J. Ohala 1991）在第12届国际语音科学大会的主题报告以“语音学和音系学的总合”为题。呼吁语音学和音系学要重新携手，建立“总合音系学”（Integrative Phonology）。欧哈拉的意见具有相当代表性。美国语音学家M. Beckman和J. Kingston等从1987年以来多次召集会议研讨“实验室音系学”（Laboratory Phonology）。这表现了现代语音学家为语音学和音系学结合所做的努力。

中国的语音实验从刘复、赵元任、王力、白涤洲开始，到吴宗济、林焘、林茂灿、鲍怀翘、曹剑芬等语音学家的工作，一直是与具体的语言和方言研究密切相关的。语音学跟音系学的分离在汉语语音研究中并不严重，但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实践语音学和音系学的结合方面，海外有冯胜利的韵律构词和韵律句法研究、张洪明的连读变调研究、端木三的汉语音系研究；国内有王洪君的汉语非线性音系学及韵律层级研究、朱晓农的实验音韵学工作等。

石锋曾经通过对吴语浊音声母的分析探讨区别特征跟声学音征之间的对应关系（1983）；尝试论述说明“语音层次”作为语音系统的基础（1990）；按照林焘“语音教学要贯穿语言教学始终”的宏旨，认为应“把语音研究贯穿语言研究的全过程”。（1992）

本文所讲的实验音系学（Experimental Phonology）是跟上述“语言学的语音学”、“实验室音系学”和“总合音系学”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语音学跟音系学的结合。音系学应该是基于语音实验的音系研究，语音学应该是对于音系分析的量化描写。

Experimental Phonology可以译为实验音韵学，也可以译为实验音系学。我们所说的“音韵学”就是港台学者的“声韵学”，这里的“音系学”在港台学者那里则是“音韵学”。在术语使用上有一点错位。我们的实验音系学就是港台学者的实验音韵学。实验音系学是基于语音实验的音系学研究，也就是音系学分析的量化描写。数字化的音系学研究可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语音性质和语言规律的认识。

实验音系学在学科分类上具有双重地位，既属于言语工程学，又属于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在言语工程学和语言学两个学科中都是处于学科基础的位置。这种关系可以从图一中得到表现。


图一 实验音系学的学科地位

二、 语音实验与语音格局

每一种语言和方言都有各自的语音格局。语音格局是语音系统性的表现，包括的内容可以有语音的切分和定位特征，音位变体的类别和分布趋势，不同音位之间的相对表现和配列（phonotactics）关系等等。语音格局的分析可以用于音节内部的声、韵、调，也可以用于音节之间的协同发音和韵律特征的研究。各种语言和方言的语音格局都具有人类语言中的共同规律，也有着各自的个性特征。比较不同语言和方言的语音格局，具有语言类型学的意义。

语音格局（Sound Pattern）的观念很重要。格局是系统的表现形式。研究语音要着眼于语音格局。语音格局是语音学跟音系学的交汇点，是实验音系学的基础。

语音实验应该以语音格局为出发点、为基础；同时又是以语音格局为目的地、为归宿。随着人们对于语音的认识不断深入，语音实验的方法和语音数据的测算也不断改进。每一个人的发音自成系统。不同发音人的系统具有对应一致性。通过实验得到的数据经过相对化处理之后，才能显示出在语言研究中的意义。语言学中的数学关系都是相对的。实验数据要归一化、相对化、系统化。归一化的目的是相对化，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有统计意义，便于系统分析。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在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语言分析的结论，使分析过程可重复进行，分析结论可得到验证。

我们已经尝试通过语音实验的方法，对一些汉语方言中的声调格局和元音格局做了初步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下面报告我们所做的部分工作。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三、汉语声调格局分析

声调格局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意义。广义的概念既包括静态的又包括动态的声调分析，如两字组、三字组、四字组的连读变调。狭义的概念只是静态的单字调的声调格局。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全部单字调（citation form）构成一个特定的声调格局。这可以反映出不同语言（或方言）的个性特征。声调格局是声调系统的共时初始状态，包括声调的数目、声调的调层和调型以及它们的分布关系，是各种声调变化的基础形式。吴宗济认为，声调格局可以概括勾画出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调貌”，类似于地理学中不同地质区的“地貌”的意义。

把发音人全部声调的取样录音资料进行实验分析，每个声调平均选取若干测量点，得到每个测量点的平均音高数据。音高数据的相对化计算可以采用T值（石锋 1986）。T值计算公式如下

             T=［(lg x – lg min)/ (lg max – lg min)］×5

这样得到的T值范围在0至5之间，可以跟五度值相对应。

在时长对音高的平面坐标图中，一种语言中的全部单字调以T值为依据画出调型曲线，就组成一个声调格局。使用南开大学计算机语音分析系统“桌上语音工作室”，可以自动把每个声调平均分出9个时点，测算数据，作出图型。（见图二）通常是在声调格局图中把时长归一化，也可以选择保留时长的差别。
                        
图二、北京话的声调格局

图三、北京话声调格局对比图  

图四、北京话声调的带状包络图

音高数据不是非T值莫属，也可用其他计算方法。T值方法的优点在于计算程序简便，具有普遍的可比性。利用T值可以把不同发音人的测量数值，不同语言（或方言）中的实验结果，以及不同作者在不同时期所作的研究资料，放在一起来对照分析。例如，刘复（1924）、白涤洲（1934）、林茂灿（1965）、石锋（1994）等学者先后分别对北京话的单字音声调进行了实验分析。每个人采用的实验手段和计算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对于各家的数据统一采用T值公式重新计算作图，使不同的实验结果之间具有了最大程度的可比性。（见图三）

在声调语言中，一个声调就是一个调位。在声调格局图中，调型曲线是依据实验数据的平均值得出的，应该看作为一条带状包络的中线或主线。每一声调所占据的是一条带状的空间。（见图四）

弯头和降尾是声调之间的过渡段，表现发音中声带自然调节的过程。声调主要是由韵母负载。我们可以参照韵母的时长来判定弯头和降尾的取舍，得出声调的调型段。调型段又可划分为调头、调干、调尾，各占三分之一。这里要特别加以注意，调头不是弯头，调尾也不是降尾，它们各是调型段的一部分。

声调在上升和下降时，调型段常出现凹或凸的特征，这很容易跟曲折调相混淆。我们通常把出现在调头和调尾的弯曲看作凹或凸的特征；出现在调干的弯曲看作曲折调的表现。例如，北京话阳平调头出现的弯曲是凹特征的表现；上声调干出现的弯曲就是一个曲折调了。

四、汉语元音格局分析

1、 元音格局和元音的层级

本文所分析的元音格局是主要元音的格局。元音格局是元音系统性的表现，包括的内容可以有元音的定位特征，内部变体的表现，整体的分布关系等等。

依据主要元音跟韵母中其他成分的组合关系，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级：出现在单韵母中的元音是一级元音；能够带韵头的元音是二级元音；能够带韵尾的元音是三级元音；既能带韵头也能带韵尾的元音是四级元音。一个元音在同一语言或方言中可以出现在不同层级中。同一层级上各个元音的分布格局简单明了，易于分析。同一个元音在不同的层级上具有不同的相对关系和分布特征，显示出语音的结构层次。其中，一级元音是基础格局，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一级元音和二级元音同属无韵尾类别，一级为开口，二级为齐、合、撮口；三级元音和四级元音同属有韵尾类别，三级为开口，四级为齐、合、撮口。可以根据不同的韵尾再行分类：a）元音韵尾；b）鼻音韵尾；c）塞音韵尾。

2、声学元音图和元音格局图

利用实验测得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可以绘制声学元音图，又叫声位图。以线性标度的第一共振峰（F1）频率为y轴坐标，以对数标度的第二共振峰（F2）频率为x轴坐标，坐标零点设在右上角。每一个单元音都可以在图上得出一个代表点。用画圈的办法来表示元音音位的分布范围，可以直观地考察同一元音音位内部变体的表现，以及不同元音之间的相对关系。

声学元音图跟生理舌位图在相对位置上大致对应。舌位高低跟F1成负相关。舌位越高，F1就越低。舌位前后跟F2成正相关。舌位越靠前，F2就越高。另外，F2跟唇形圆展也有关系。圆唇作用可以使F2降低一些。第三共振峰（F3）跟卷舌相联系。舌尖越上翘， F3就越下降，造成第二、三共振峰接近。第三共振峰（F3）的数据也可以测量出来作为参考。

一种语言或方言中所出现的元音并不是都可以进入元音格局。例如：北京话中元音 []和 []做单韵母时只出现在象声词、语气词和叹词中，属于边际音。北京话的儿化韵属于派生音，就是基础音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局部音变现象。（王洪君 1999）元音格局的分析以基础音为依据。边际音和派生音跟基础音不在同一层面, 应另行考虑。另外，唇音声母后面的元音 []因唇化作用的影响，实际发音是带有韵头的[]，不属一级元音。因此，北京话的一级元音就是/ ,, , ,,,  /七个。图五就是用“桌上语音工作室”自动测算作出的北京话的一级元音图。（石锋 2002）

尽管不同的人所发的同一个元音共振峰的频率不同，但是每个人所发的各个元音在声学元音图上的相对位置基本上是稳定的。人的大脑正是以这种相对位置为背景来感知语音的。(M. Joos 1948)

元音相对化的分析可以采用V值计算。先把共振峰Hz单位换算为Bark，再用以下V值公式：            

V1=[(B1x -B1min)/(B1max -B1min)] ×100
V2=[(B2x -B2min)/(B2max -B2min)] ×100

计算V值的思路跟T值相类似：T值只是一维音高的相对化，时长做了归一化；V值是F1和F2的二维相对化。可以把元音分布区域设为一个正方形，一种语言中的每个元音都在其中以V值表现为一个点，构成元音格局图。图六就是利用V值计算作出的北京话一级元音格局图。

图五、北京话的一级元音声位图                  

图六、北京话一级元音格局图

3、北京话元音格局分析的收获

北京话元音格局中，每一层级都有高、中、低三种元音。不同元音音位之间的相对位置在总体上是一种有序的平衡分布。其中，顶点元音分布比较集中；中元音//有较强的游移性。//为一级元音时大体是从[][]之间到[]的滑移，动程距离接近复合元音。//为二级元音时因介音的不同而发生音位分离现象。这在教学和研究中要特别加以注意。

介音和韵尾都会影响元音的发音,造成音位变体的分布差异。在对元音舌位高低的影响中，介音的作用大于韵尾；在对元音舌位前后的影响中，韵尾的作用大于介音。图七中，元音变体的分布首先是按照韵尾的前后分成前后两大片，每一片内部再依据韵头i、y、u 的次序从前向后排列。显然，韵尾的作用在韵头之上。

图七、北京话四级元音声位图

Ostrich

五、儿童元音发展分析（V值和元音格局分析的应用）*

1、理论背景及实验说明

Jakobson提出 “非逆向一致性”的法则（Laws of inirreversible solidarity），任何民族的儿童学会母语语音的先后顺序都是相同的。他认为，一个音位习得的早晚，主要取决于该音位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情况，分布广泛的音位习得较早，母语中特有的音位习得较晚。

我们选了40名父母说普通话的幼儿发音人，其中最小年龄是一岁，最大年龄是六岁。收集儿童的发音采用图片命名、玩具命名、人物命名和跟读的方法。实验录音、测算和统计作图使用“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Speech-Lab）和excel、spss10.0软件进行。得出儿童元音共振峰数据和声学元音图作为分析的依据，辅以听辨记音，计算发音正确率的方法，考察普通话儿童对七个一级元音/、、、、、、/的发展进程。

2、普通话儿童元音发音偏误类型

儿童元音格局的分析表明，儿童元音发音的错误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孤立现象，而是大多数儿童的系统性偏误，不同年龄段的偏误倾向并不一样。三岁以下儿童的主要错误倾向在元音的定位，如圆唇元音的圆唇度不足，舌位前后程度不够。三岁以上儿童的主要错误倾向在元音的滑移，包括元音前面加介音和后面加尾音。
图八所示：a. 圆唇度不够。圆唇元音//和//的圆唇度不够，分别用//和//替代。b. 元音舌位前后偏移。后元音//偏前；前元音//偏后；用//替代两个舌尖元音/、/。
            
a.  //和//替代//和//                   b.  //替代/、/，//偏前，//偏后
图八  普通话儿童元音的发音偏误图形  

前高圆唇元音发音偏后和后高圆唇元音偏前，是由于幼儿大脑和肌肉运动不能同时兼顾圆唇和舌位的关系。发音时如果注意了舌位的正确则会圆唇不到位，注意了圆唇则会舌位不正确。

3、普通话儿童汉语元音的习得顺序

表一    普通话儿童汉语元音的发音正确率（表中数据为百分比，70以上为习得）
元音        1岁        2岁        3岁        4岁        5岁        6岁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        90.38        100        100        100        100        100
//        82.50        91.75        95.88        98.75        100        100
//        20.75        49.75        93.75        98.25        100        100
//        0.00        21.00        50.13        85.25        83.38        91.75
//        0.00        21.00        58.25        52.13        73.88        79.00
//        16.75        29.25        43.88        58.25        60.25        74.25

从表一所显示的元音发展的顺序来看，普通话的儿童七个汉语一级元音习得顺序是
//> //> //> //> //> //> //    （“>”表示早于）
     
图九  两名六岁普通话儿童元音格局标准图形

具体发展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岁到一岁半、一岁半到三岁和三岁以后。儿童三岁以后的元音发展都趋向缓慢。并非所有元音的发展曲线都是直线上升的，例如两个舌尖元音//和//的曲线都出现过起伏，说明儿童在元音发音过程中会有反复，这种反复主要出现在三岁以后。六岁儿童的元音格局已经跟成人基本一致。（见图九）
4、儿童元音发展的系统性

儿童发音过程中每个元音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系统性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A、舌位高低先于舌位前后，即，开口度的区别最先掌握。儿童最早习得元音在高低维度上的对立：第一个会发的元音是开口度最大的元音//，接着是开口度最小的元音//，构成高低对立；然后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中元音//，实现了元音高、中、低的第一维度的区分。这证明元音系统中的高低维度具有原发性质。

B、前、央元音先于后元音。在元音舌位的前后区别中，儿童首先习得前元音和央元音，因为它们的舌位处于相对自然的状态，发音比较容易。后元音的舌位不是自然状态，发音时需要作出努力，所以学会得稍晚。在元音的高低维度建立之后，再学会//，就建立起前后元音的对立，实现了元音系统的二维区分。舌位的前后是元音系统的第二维度。

C、非圆唇元音先于圆唇元音，后圆唇元音先于前圆唇元音。儿童最早习得的//、//、//都是非圆唇元音。在圆唇元音中，后元音发成圆唇比前元音容易，所以//先于//学会。在元音的高低、前后二维之后，元音唇形对立的习得，实现了元音系统的三维区分。圆唇度的区分是元音系统的第三维度。

此外，舌尖元音的习得是在基本舌面元音之后，舌尖发音和舌面发音的区分，是元音的又一个维度。

总之，儿童习得元音的过程就是建立系统的过程。不同的元音依据发音难易程度从易到难排定习得次序。这个次序反映出每个元音在系统中作用大小的位次，同时也显示出各个元音音位标记性的强弱，习得越晚，标记性越强。标记性是语言的共性特征，与世界语言中的分布相对应，分布越广泛的，标记性越弱。

六、 北京话声调的统计分析（T值和声调格局分析的应用）

1、实验说明

我们在52位北京发音人的《汉语语音数据库》中选出四个声调各10组字的录音作为样本，采取声学实验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考察。通过声学实验分别测算每位发音人各个声调测量点的T值，然后将这些T值数据输入统计软件，分别计算出各个声调测量点上52个T值数据的平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做出总体的统计图表。另外再按照发音人背景划分不同组别，分别计算出各组的平均值，进行统计作图。

发音人有三种分组条件：（1）按照男、女性别；（2）按照新、老北京人；（3）按照年龄；分为五个年龄段：1、20岁以下；2、21-30岁；3、31-40岁；4、41-50岁；5、51岁以上。

新、老北京人的标准不是依据年龄大小，而是看他的父母是否北京人。老北京人就是父母双方为北京人；新北京人则是父母双方或一方不是北京人。这是家庭语言环境的不同。（胡明扬1981）

2、主体统计分布

主体统计分布是用各测量点的平均值分别加减标准差得出的曲线。（见图十）北京话声调的主体分布表明，声调曲线不同测量点上的数据分布有差别，可以推测各点对于声调的区别作用不一样。标准差较小的点数据比较集中，分布范围受到制约，可以称为稳态段。例如：阴平的全段、阳平的调尾、上声的调干、去声的调头。稳态段更多地承载着调位信息，对于声调区分的贡献较大。声调特征点位于稳态段。

那些标准差较大的测量点数据比较离散，分布范围宽泛，可以称为动态段。如，阳平的调头、上声的调头和调尾、去声的调尾。动态段承载的调位信息少，对于声调区分的贡献较小。声调的变化多是从动态段开始。
            
图十  北京话声调的主体分布  
              
图十一  按照性别分组统计（阴平）

3、分组统计分析

发音人男、女分组和新、老北京人分组的统计情况是：女性在男性的上方；老北京人在新北京人的上方。尽管这种差异是细微的，却是一种系统差异。（图十一、图十二）男、女在语言上的差别及其影响的因素，值得深入探讨。新、老北京人的系统性差异表明，母语方言的发音跟非母语方言的发音是有区别的。这在下面分年龄段的统计中也有表现。

在各年龄段将新、老北京人分别统计，其中老北京人的结果具有规律性。根据年龄从大到小的表现，可以看到：阴平终点下移，阳平起点升高，上声起点升高、终点降低，去声的终点上移。这种滑移会导致调型的细微改变，如阴平调，第5段是水平型，第4段跟第5段接近。第1、2、3段的年轻人都是微降型。（见图十三）语音的共时年龄差异有可能提供历时演变的轨迹。这里声调曲线的滑移方向有可能预示调值演变的趋向。
            
图十二 按语言背景分组统计（阴平）        
图十三  按照年龄分组图例（阴平）

4、分组统计的意义

尽管北京语音具有标准音的权威地位，它也跟其他汉语方言一样，悄悄发生着进行中的变化。

不同年龄段的分组统计是很有意义的。统计分布的差异都是以40岁为界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发语言和语音的变化。

新北京人分年龄组统计没有规律，总体情况跟老北京年轻人的表现相类似。新、老北京人的不同结果说明，母语方言和非母语方言在语音习得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现，这跟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习得的情形相同。母语语音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规律性。

Ostrich

七、天津话声调的系统性变化（上）

1、天津话声调概述

声调表现是确立方言特点的一个重要条件。天津话的声调曾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各家对于单字调的调值描述归纳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11/21/31/ LL        45/55/ HH        13/24/213/214/ LH      54/53/ HL
天津话两字组变调共有四个基本规则，都属于前字变调：

阴平＋阴平→（上声）＋阴平    例：飞机   吹风   稍微
上声＋上声→（阳平）＋上声    例：水果   打扰   勇敢
去声＋阴平→（阳平）＋阴平    例：豆浆   唱歌   放松
去声＋去声→（阴平）＋去声    例：药店   受累   重要

这四条变调规则的优势地位从强到弱依次是：上上> 阴阴> 去去> 去阴。（石锋 1988）
天津是现代大都市。在经济起飞和普通话的影响之下，都市方言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考察了天津话声调的新变化。

2、取样分析程序

发音词表有单字音和两字组。两字组包括口语高频词语、书面高频词语、低频词语三种。每种都选取符合变调规则的词语各20项，四条共80项，三种总计240项。

天津话发音人204位，父母都是天津人。男女性别比例相差不大。文化程度从小学生到研究生都有。年龄从十几岁到八十岁，分为老、中、青三个组，七个年龄段。详情如下：

老年：70以上  60-69   中年：50-59   40-49  30-39   青年：20－29  20岁以下
5人     9人         36人   52人   15人         31人    56人   

    采用声学实验和听感分辨相结合的方法。为全部发音人录制了语音样品。利用“桌上语音工作室”，选择老、中、青8位发音人进行语音实验分析。同时全部样品都经听辨判定，分别统计。

3、两字组变调的新变化

实验表明，目前天津话单字音声调稳固地保持着原有格局的特点：阴平31，阳平45，上声13，去声53。大体上以调域中线为轴，两两对称，成最佳对立状态。

新的变化发生在两字组的变调中。我们按照从强到弱的次序，依次考察四个变调规则的表现。
A、“上声＋上声”→（阳平）＋上声
                 
图十四、天津话上上变调的声学表现（前为老派；后为新派）

上上连读原是最优势的变调规则。老年组前字90%变读为天津阳平45；中年组大部分是45，少部分为35；青年组则大部分为35。由此可见，变读为45的是老派，35是新派。新派变化的特点是：从调类来看，变调规则依旧，还是原来的阳平；在调值上却发生变化，从天津的阳平45变读为北京的阳平35。这种新派发音可以称为“上上变35”。

B、“阴平＋阴平”→（上声）＋阴平
                  
图十五、天津话阴阴变调的声学表现（（前为老派；后为新派）

阴阴变调原是较优势的规则。老年组50%前字变读为天津上声的变体24，50%变读为55；中年组则是少数变读24，多数读为55；青年组都为55。因此，变读为24是老派，55是新派。这种新派读音的特点是：前字原有的阴平调类不变，把调值变读为北京话阴平的55，可以称为“阴阴变55”。

C、“去声＋去声”→（阴平）＋去声
              
图十六、天津话去去变调的声学表现（前为老派；后为新派）

去去变调原是较弱势的规则。老年组40%前字变为天津阴平的21，大部分不变调；青年组和中年组都是一律不变调。因此变调的是老派，不变的是新派。这种新派发音的特点是：前字去声的调类和调值都保持不变。北京话的去声相连，前字变为53（或说变为小51），这恰好正是天津去声的调值。其实此处不变即是变，变为跟北京话连调调值相同。这种新派发音称为“去去不变”。

D、“去声＋阴平”→（阳平）＋阴平

去阴变调原是最弱势的规则。老年组约60%前字变为天津阳平的45；中年组80%以上变为45；青年组全部读为45。这说明去阴变调正在变为最强势。新派发音不是改变原有规则，而是规则优势由弱转强。新派的语音表现为“去阴转强”。这是新派发音中仅存的带有天津方言特色的变调规则。

4．天津声调新变化的方向性和系统性

天津话声调的新派发音不是单一方向的变化。前面三种新派发音变化方向是向北京话靠近；后面一种变化方向是方言特色的强化。即，前者是朝向权威方言的变化，后者是背离权威方言的变化。由此可见，在北京话影响下发生的并不都是朝向北京话的变化，同时还有强化方言特点的变化。这种变化方向的非单一性使方言在向北京话靠拢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证明了方言的强大生命力。

天津声调的新派发音变化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A． 变化出现的位置，不是静态的单字调，也不是原来不变的连读后字，而是已经处于动态变化的连读前字。这说明新的变化是在动态中实现的。

B． 变化进行的特点，是调类跟调值分离，只变调值不变调类。在原有规则框架内，保持天津话调类，而采用北京话调值。这就使变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老派都用天津话的调值，属同质成分；新派兼有天津话和北京话的调值，属异质成分。因此，新派发音是异质性变化。

C． 原有规则的优势强弱决定变化的具体方式。从强到弱来看新派的发音变化：上上组合的35是前字变调的阳平采用北京话的调值；阴阴组合的55是前字不变的阴平采用北京话的调值；去去组合的53是原来前字调类和调值恰好跟北京话相同，原来变现在不变，就是一种新变化；去阴组合是保留原有规则，把它变为最优势，这里优势转强也是一种新变化。总之，它们各自的不同变化方式跟原来规则的优势地位密切关联。同时，由于新派跟老派的变化方向不同，原来变调规则的强弱次序在新的变化中出现逆转，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八、天津话声调的系统性变化（下）

我们采取声学实验结合听感分辨的方法，记录204位天津发音人四种变调规则的老派和新派发音的个案数目，分为七个年龄段作出统计图表，考察四种变化的总体表现、口语和书面语词的变化差异、词频高低的不同影响。

1.按照年龄分组的总体统计
              
图十七、按照年龄分组的总体统计图

四种新变化都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变化曲线最低点都位于70以上年龄段；最高点都位于20以下年龄段。这说明天津声调变异是有方向的，新变化随着年龄的降低而增大。变化增长的程度各不相同：“去去不变”程度最高，50岁以下的人已经接近100%；其次是“阴阴变55”，30岁以下的人已经接近100%；最后是“上上变35”，20岁以下才达到75%。“去阴转强”是30岁以下接近100％。

2、按照口语、书面语分别统计
           
图十八、按照口语和书面语的变异统计图

口语和书面语是不同的语体。统计显示前三种新变化呈现出同样的趋势：书面语的变化比口语更快；只有去阴组合的表现不同，是口语比书面语变化得更快。

3、按照高频词、低频词分别统计
                    
图十九、按照词频高低的变异统计图

词语使用频率的高低对于语音变化的快慢有重要影响。统计显示前三种都是低频词的变化速度比高频词快；去阴组合却是高频词的变化速度大于低频词。

4、 天津话声调变异的分析

天津声调新派变化的程度跟原来规则的优势地位密切关联。新变化的强弱排序跟原来规则的优势位次相反：去去> 阴阴> 上上。新的变化总是从旧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

不同的变化方向带来不同的变化速度：前三种是朝向标准语的变化，因此，书面语的变化速度比口语快，低频词的变化速度比高频词快；后一种是天津方言特点的回潮，背离标准语的方向，因此，口语和高频词语的变化速度要比书面语和低频词语快。

对于一个音变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对音变中的词和人这两个要素的观察。一种语言或方言的现状包含了历史演化的遗留和未来趋势的征兆。不同年龄说话人的表现会为我们提供具体的例证。

九、实验音系学的前景

语音格局的观念对于实验音系学研究至关重要，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看。从狭义的角度，每一种语言或方言都是以有限的音类和变异去表现无限的意义。同时，每个人的发音习惯，话语的不同背景和条件，如：单字发音和连读发音，平静的叙述和激昂的讲演，都会给语音格局的分析增加不同的内容。

从广义的角度，使用语言的人是社会的人，又是生理的人。他们说话的音流都是心里想说（发）而且嘴上又能说（发）的音。人们都有发音和听音的生理极限范围，人类语言中的有声表现全都会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建立各自的定位范畴，确定彼此的配列关系和规则。

有声语言中所传递的句法、构词、语义、语用以及情感表达、情绪流露、甚至身体状态的信息，都应该而且可以在语音之中找到带有共性的对应表现。实验音系学的目标应该是逐步找出人们之间的这种对应一致的关系，把它用量化方法描写出来。这需要我们艰苦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

参考文献：
白涤洲（1934）关中声调实验录，《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
林茂灿（1965）音高显示器与普通话声调音高特性，《声学学报》第1期。
刘复（1924）四声实验录，群益书社，上海。
石锋（1983）苏州话浊塞音的声学特征，《语言研究》第1期，收入《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石锋（1986）天津方言双字组声调分析，《语言研究》第1期，收入《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石锋（1990）试论语音的层次，《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收入《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石锋（1992）语音研究中的三个关系，《中国语文研究40年纪念文集》，语言学院出版社。收入《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石锋（1994）北京话的声调格局，《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石锋（2002）北京话的元音格局，《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王洪君（1999）《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嘉龄（1996）语音学与音系学的趋同倾向，《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
G. Fant (1987) Interactive phenomena in speech production. Proc XIth Intl. Congr. of Phonetic Sciences, Tallinn, Vol. 3.
J. Ohala (1991) The Integration of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ICPhS. Vol.1.
(石锋译文载《国外语言学》，后收入《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M. Joos（1948）Acoustic Phonetics. Language. No. 24 (Suppl. 2)
N. S. Trubetzkoy（1939）Grundzuge der Phonologie. Prague.
P. Ladefoged (1982) A Course in Phonetics (2nd ed.). Harcourt Brace Javanovich,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