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纪录片的道路──《远山》、《媒婆》拍摄散记

湘里妹子

作者：胡 杰
来源：银海网
1996.12.28 写于南京


      拍纪录片过去是专业人员的事，对于一般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8MM摄像机的出现，为这个幻想成为现实提供了可能性。8MM摄像机体积小，适合独自拍摄，可以拍到很多大机器无法拍到的生活真实细节，使它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面对人生的各个方面。而纪录真实、用影像反映时代真实的人的状态，我独立拍摄纪录片便是从这里开始。当我拿起8MM摄像机面对当今时，我感到的也是在面对历史，要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和心灵的观察。

       清晨，40公里之外的雪山灿如白云。宽阔的谷地，只有阳光的脚步在无声地走着，清新的空气洗涤肺腑，我沿着山坡去矿工小张住的小屋。他们住在小镇南头的一间仓房里。突然，有雪花从天而降。举目四顾，晨光依旧，只是头顶一缕紫云。三分钟后，云膨胀起来，太阳躲到云后，象一块发亮的黄玻璃，雪花交错于眼前。又三分钟，雪崩似的暴风雪咆哮而至，十米之外，不见路径。我被风吹的飘舞起来。瞬间，周身寒彻、口目难张。我踉踉跄跄地跑入矿工住的土屋，但见白雪以喷射状从门缝、墙缝中挤入。四个矿工拥挤在黑呼呼的被窝里尚没起身。他们以煤黑色的睡脸在朝我笑：“今天雪大不去干活了，可以继续睡觉，……”。此时，屋内尚暖，炉火透红，大风轰响于屋顶。这使是祁连山夏日的暴风雪，空中持续着一种古怪的喘息，一阵阵白光跳跃着穿过颤动的世界。



──1995年6月15日拍摄《远山》日记



                                                         



      《远山》是我95年6月拍的一部纪录片，拍的是祁连山小煤矿，91年我曾在青海写生时到过这个小镇。在镇上，我见到了一群群满身漆黑衣衫褴褛神情呆滞的“野人”。他们在街上走着象刚刚来自地狱。只有眼白和白牙十分刺眼，从敞开的衣衫内才辨得出他们的土黄色皮肤，他们那种最原始的劳动方式振憾了我。后来我成了他们的朋友，他们都是这里小煤窑的矿工。在离镇不远的山中有二三十个小煤窑，平时有二三百个工人，多的时候四五百人，他们就住在镇里的居民出租的房子里，有的每月交50元房租，有的背回些煤来顶房费，也有的就住在山里的洞里，他们住的屋内，四壁空空，呈黑灰色。除了几条又脏又臭的被子和炊具就再也没有什么了。他们都是自己做饭吃，他们的主食是馒头，此地的蔬菜是从甘肃长途运来的，价格很贵。他们很少吃菜和肉。有时他们也吃面条，自己拿面到压面条的小店去压，每斤交两毛钱。有时自己下面片吃，他们每天上工前吃一顿早饭，在矿井吃一顿中饭，中饭就是带去的凉馒头和水，没有咸菜，晚上才热乎乎吃一顿有稀有干的饭。晚饭每人平均一次吃八两到一斤馒头，每月伙食要花一百多元。他们每天要从深六七十米的矿井中几乎是爬着背出30担煤,每担煤有40公斤。这个地区海拨3600米以上，空气稀薄，每次他们爬到洞口都累的大口喘气。汗水从他们肩膀和背脊的衣服下浸透出来，冒着热气，脸上的汗水和炭黑胶粘在一起。他们不洗澡，小镇上有一个洗澡的地方；一只悬于半空的大黑桶，每次先把桶中水烧热再洗，洗一次澡要交两块钱，所以他们都是干上几个月之后，在回家前才去洗一次。因为他们在洞中爬，而且又脏又黑，镇上的人叫他们“窑猫子”。

       我拍这些矿工，并不是仅纪录一件新奇的见闻。我想这是对劳动的真实记录。使我震憾的是这个艰辛劳动的本身，它透着人类生存的坚韧与高尚。在中国我没有见到过谁拍过这样真实的劳动。这些人不仅是中国的劳动者，也是世界的劳动者，是人类在走向文明道路中曾经有过的一种辛勤的劳动。拍他们有着强烈责任的驱使，也是为了纪念他们。

      这些矿工大多数来自甘肃省一些贫穷地区，他们在家都是农民，通常农忙一完，便三五成群乘长途车来到这里，然后找到矿主谈定挖煤报酬就开始干活。有的一年在这干四个月，有的干六个月，干的时间长短，主要看自己身体条件和家庭农活的安排。一个姓崔的矿主说：来这里干活的从17岁到50多岁的都有，有的是兄弟几人一同来挖煤。他们的工具就是一把自制的镐，一个铲煤的铁锹，一对自编的筐及一个照明的小煤油灯。煤都是在井下一镐一镐挖的。再铲进筐里，然后背着两只筐子在洞里爬行五至十分钟才来到洞口。矿主一般是本镇老住户，他们有权在山上挖煤窑，一般挖十多米就可以挖到煤层，然后就召些人来挖煤。这个煤矿已经开采三十多年了，人民公社的时候开采过，但后来下马了。改革开放后矿山承包了，也就引来了挖煤的工人。挖出的煤一般是四六开，即卖一车煤的钱四份归矿主，六份给矿工。一个工人每月能收入500-700元。拉煤的车由矿主领来，装上煤后开到镇头路口的煤碳检查站，再交几十块钱的税，煤就拉走了。这些煤多数是拉到邻近各县的农村，当作小企业和农民的燃料。而从煤中所得的这项税收便是小镇重要的经济收入。镇上的人叫煤矿是“镇上的摇钱树”。它给镇政府和矿老板带来滚滚钱财。

       矿工的安全基本上没有保证。十分之九的矿工没有柳条帽（安全帽），有柳条帽的人也已经破烂不堪，其余设备一无所有。工人的生命全凭其自身的经验和运气。每年矿洞里都要死一两个人。老板和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劳动合同，但多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贯例：严重工伤事故给矿工500-1000元，死亡给2000元。近年随着物价上涨钱不值钱，死亡后的价钱升到了5000元。一个开煤矿发了小财而改开饭馆的崔老板说：一旦发生事故处理起来很麻烦，这次他的矿洞里一个老工人把腰砸断了，成了终身瘫痪，他除了付三万多元的住院费之外还付给了那老工人5000元。他说：那人虽然没死，但从此不能再干活了。我说：我想看看那个老工人。他说：那人被家人抬走后就再也没有音信，他也不知其详细地址。他说这些话时眼神里含着内疚。

      在我所接触到的镇干部或矿井老板们，凡谈到矿工的工作和生存状态时，他们的脸上都会抽搐一下，继而流露出一种尴尬。这些被剥削到极点的矿工们象一群黑幽灵在咬着他们尚存的良心。

      小镇东西都是海拨4500米以上的大山，有些山峰终年是皑皑白雪，在阳光下泛着洁白的光。这个小镇座落在数条山脉的一个缺口中央。从这缺口的褶皱中，引伸出一条细长的盘山公路。在一个依山临谷的险峻处有一个古代城池的废墟，光秃秃的峰火台寸草不生，这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汉王朝到公元1950年的地方志上都有兵火干戈的记载，但知道这里有煤只是近年来的事。

      矿山内的地质构造十分复杂，当地煤矿部门的资料表明：煤层呈鸡窝状，煤层厚度平均1.2米、急倾斜煤层，倾角45°-75°，煤走向长度约450米。煤宽度50米。断层、褶曲、破碎较多，无法正规开采。

      矿洞内没有支撑木，全凭天然岩石的结构，矿工们也知道危险，但都抱着不会遇恶运的侥幸想法。然而时刻伴随着他们的矽肺病他们都是十分清楚的。工人们告诉我：只要在洞内干三个月，一年中吐的痰都是黑的。干上几年就开始喘咳、胸闷，并且全身无力。严重的就会丧失劳动力、甚至死亡。一个来自民乐县的农民矿工李四说：他的亲戚姚寨村的李多生就因为矽肺已经长年躺在家中快死了。而且同村里有好几个人都病的很重。我问：你知道会得矽肺病为什么还来挖煤呢？他说：靠种地仅能糊口，要盖房子、娶媳妇就要出来挣钱。到别的地方还常受骗上当，这里虽然苦，但能够实实在在拿到钱。他还很有把握地说：他年轻力壮不会得矽肺病。

      一个从甘肃山丹县来的42岁矿工张永仁已经患有较严重的矽肺病，他瘦黄脸上的皱纹里嵌着很深的煤黑。他在与我聊天时就猛烈地咳着，他说：他得矽肺病已经好几年了。去年难受的利害，到医院看过也不管用。本想不来干了，但眼看着孩子上学没钱，他心一横又来到这里。我问：你孩子知道你这样苦吗？他说：不知道，只知我在煤矿工作。我问：你妻子知道你这样干活吗？他说：知道，她来这看过我。但有什么用呢？我们那的耕地少。

      我问过很多工人，他们很少有家人来看望，主要他们不想让家人知道他们是象牛马一样在劳动，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为了拍到更真实更自然的矿工，我同他们一同吃饭一同挖煤，和他们一样崐头挂小油灯在不到一米的岩洞中爬出爬进，他们背着两筐煤而我是一只手举着8MM的机器。这些矿洞都是在海拔3700米之上，每次从洞底爬到洞口双腿变的棉软，胳膊难驾御手中的机器，血液中极度缺氧，呼吸和我的机器在胸前上下起伏，我只好紧靠洞壁，闷着气去拍那一幕幕微弱光线中的镜头，当我感到那劳作身躯在洞口之光中穿过我镜头时，我感到了巨大的踏实。我的脸上衣上也成为碳黑色。我也成了“窑猫子”。

       工人们对我也很客气，给我介绍认识了更多的矿工，还告诉我一些井下的生存知识，对我讲：塌方前会有异常的怪声，那时跑还来得急。一旦被塌方堵在洞里也不要急，饿了可以吃煤，煤也能维持生命。这些知识对我是十分必要的，我在拍摄期间就有一次塌方，幸好发生在没有人上工的时候。

矿工们是善良的，他们遵循着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管生活多艰苦，都靠自己一双劳动的手去换取钱，而不去干偷和抢的事情。在这方园70公里的小镇管区内，只有三个警察，他们每天悠闲地在街口晒太阳、闲聊天。他们说：这里三十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刑事案件。我问矿工张乐民：你们这么贫穷就没有想过去抢吗？他说：偷了别人的或抢夺别人的每天总是会担惊受怕，一旦查出来，东西会没收，父与子要断绝关系，老婆要离婚，弄得人财两空，所以去干那些事，还不如干些苦活，就这么活着吧。甘肃民乐县来的矿工常常谈起前任县长韩正清，他当县长三年，和老百姓一样，带领农民在水库工地干了三年，修建了三个水库。这两年大旱使县里去逃荒的人少了。我在这些贫穷的矿工中一提韩正清的名子，他们就能给我讲述一大堆这个县长的动人故事。这使我常常感到人民群众有口皆碑的含义。也使我更多地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能生活下去。

小镇煤矿的张矿长曾不无忏悔地对我说：“我也知道他们（矿工）背的是媳妇（娶媳妇），背的是家庭，背的是孩子读书。我也看到了矿山的乱开采破坏了草地和环境，现在山已经挖空了。等山里的煤挖完时，我们给子孙留下的是什么呢？”那天夜里我和矿长边聊天边喝着50°青海的青稞酒，最后矿长酩酊大醉，而我喝了一斤多的烈酒竟神奇般没醉。

我的拍摄也引起了小煤窑老板的不满。矿工说老板不允许他们和我接近，有一天一颗小口径的子弹从我肩膀头飞驰面过，我能感到弹头飞行的速度足可以射穿我的胸，后来矿工们让我离开这里，说矿里死一个人是无法找到的。

   《远山》拍了三十天，其中：有一大半时间是躲避着盯着我的人拍完的，直到我预感到有人会再次对我下毒手的时候，我便拦了一个拖拉机逃离了那里。在归途，我有一种比我完成作品的行为更有意思的想法：我知一件真实的影片已经来到人世了，尽管我没有编辑它。但它会比我的生命更长久，它一经诞生就不再属于我个人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去做了一件只有尽最大努力才能实现的事，作品对我而言，我不再有存在的理由，这是一个真实的生活纪录者的不存在。而那真实的历史将永远留在了人间，不能被人抹去。

“早上，我被连绵起伏的鸡呜唤醒，屋内仍伸手不见五指，抬头找到窗户，但见一方微微朦朦的亮影透过窗纸，似乎还能闻到透过窗纸清清淡淡的晨雾。这是和跳蚤斗争的第七个晚上，被咬的地方已经开始化浓”。



──《拍媒婆日记》 1995.10



                                                



    《媒婆》是95年10月拍的一部纪录片，前后用了两个多月。我的老家在山东农村，家里很多人现在都在乡下。所以我对农村有些了解，而我的一个表妹被一个媒婆早早把终身大事说订下来的事使我很吃惊，也成为我拍媒婆的最初想法。于是我到了山东省、河北省进行了实地调查，还了解了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的一些农村，发现媒婆并没有随着现代化的交通和信息交流而消失。在我接触的十多个媒婆中，有三十多岁的，也有八十几岁的，有巫婆兼媒婆也有村干部兼媒婆，但拍她们比较难，媒婆就是为挣一点钱才说媒，靠的就是嘴。老百姓背后骂媒婆是“能把死人说成活人”。另外有传闻税收部门要收媒婆的税，所以媒婆们就更不愿让人了解她们了。

      然而，我最终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又极典型的媒婆。她65岁，名叫杨秀庭，住在华北平原黄河故道的一个古老的村中。这个村有两千多人和其他三个村相距有3公里左右，早上可以听到邻村的鸡鸣。杨媒婆说媒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她年轻时跟着刚刚诞生的农村政权开会学习、斗地主分田地。亲眼见过村干部如何枪葬老地主，村民如何乱棍打死地主的两个儿子。家里看她在村里太活跃，便在她16岁时由媒婆把她说给了张查村的马家，从此她成了马家的媳妇。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她是村里的妇女积极分子，也开始了说媒的生涯，当时说成一个媒只能拿到几尺白布、两包糖块。文革时期她是贫下中农的先进代表。曾经带领全村的农民修沟挖渠，战天斗地，贴标语喊口号，炼就了一付铁嘴。不但会用革命的道理高声发言，也能用最粗鲁的语言骂一天的街。

     在这个地区自由恋爱仍被村民视为道德败坏和家教不严，尤其是女青年，如有越轨的行为，必将遭到家庭父母、兄弟的毒打。也会成为别人嘴边的笑话谈上几年。而只要媒婆说的媒，村里的人就都能接受，这叫明媒正娶。这个传统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和包括文革这样“触及人的灵魂”的政治运动而消失，也没有因为电视、杂志的性解放内容而变化。

     在拍之前我反复想，拍一个什么样的《媒婆》？怎样才能深入到问题的实质中去。我认识杨媒婆时，正巧是秋收之后忙着收棉花种冬小麦的季节。农民们都起早摸黑地在地里忙，我便一边和杨的一家一起在地里干活，一边了解农村的情况，并着手拍杨媒婆的生活和在田里劳动，让她适应我对她的拍摄。在逐步地了解过程中，杨媒婆的形象在我脑中不断丰富起来。杨说：说媒的标准是门当户对，而不考虑男妇之间的感情，建立感情是结婚之后的事。订婚之后男方要给女方2千至3千多块钱的彩礼。这里的女孩都认为送彩礼是应该的。女孩之间在送彩礼上也暗自攀比，要得多就显示自己身价高。而这些要求都是媒婆从中传递消息的。

     有一个常到媒婆家串门的妇女叫李经平，年龄40岁，她讲述了近几年农村中自杀的女孩增多，有很多都和媒婆说媒有关。我问：为什么她们不离婚？她说：“女人有男人的时候才是人，没有男人的时候就不是人了”。她的话使我原本想拍一个轻松有趣题材的想法变得沉重了。我提醒自己平静下来，去掉自己对农村的偏见，逐个以心灵的目光对每一件事加以关注，以求清晰看到人性的东西。

      杨媒婆的四儿一女已经成家，住到别处去了。她和老伴马老伯两人生活，承包了村里的5亩土地。从用牛犁地到锄草收获都是他们自己干，每亩地每年要交棉花24斤每斤15元，合计(220元×5亩)1100元, 农业税每亩120元×5亩为600元，每亩交小麦130斤, 合计(100×5亩)500元。再加房基地25元, 挖河费15元, 农田建设费100元,牲畜税15元,每年所用化肥500-600元,总计要支出2800元左右。而每亩地收入1500元左右，5亩地每年收入7.8千元。现在杨每年能说成10个媒。也能收入一千多块钱。

      秋忙之后，我便骑着自行车跟着杨媒婆开始东村西村地去说媒。一般媒婆的活动范围有20公里，她认识附近各村的媒婆，由别村媒婆再给她提供人选。媒婆联络媒婆形成农村媒婆的信息网。感谢我带的是8MM的小机器，如果带一个摄制组开上一辆车跟着媒婆去说媒，惹的全村老少一起出来看，那就太滑稽了，拍出的东西也就会不真实。

     说成一个媒，男方不但要请媒婆吃酒席，而且要给媒婆100多块钱。这个定价主要是看说媒过程中的难易程度，所以媒婆常对男女双方家庭表白为说媒她是如何累、如何克服了重重麻烦等等。当地人有早早订婚的习惯，一般16-20岁之间都订婚了。甚至有15岁的女孩就结婚的。一旦超过22、3岁再找人家就麻烦了。除非家里有钱或有权势。否则就要交给媒婆更多的钱才能找到。

      我随媒婆跑了七八个男女方家。采访过一些男女青年。一般女青年认为：无法抗拒媒人和父母对自己命运的安排，他们都骂：“媒婆说的是放屁！”但很少有人冲破这个传统，因为总是要嫁人的。女孩在对自由恋爱的向往方面比男青年强烈。男青年对说媒的反对情绪要小得多，他们习惯让媒婆来介绍对象。因为给媒人的钱多就可以找到漂亮一些、身体好一些、又能干活的女人。媒婆是用一片嘴和坚韧的毅力才能在村里站住脚的，男青年一般不敢得罪媒婆，否则就难找媳妇了。一旦男女之间私通了感情，其结局是悲惨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远走高飞──私奔去城市打工生存。

     在杨媒婆所说的众多人家中，我把重点放到一对比较特殊的青年人身上。他们都是大龄男女青年，男的叫严阵，25岁, 女的叫孙小红, 也是25岁，男女双方家庭都迫切希望早办成这门婚事。这便是《媒婆》这部纪录片的主要内容。男女双方家相距8公里，中间横着一条积满细沙的黄河故道。黄河故道宽约一公里，里面种着白杨树，也种棉花和花生，但一人在夜里穿行黄河故道的树林，便被村民称之为：村里胆大的人，而我为拍片子常常夜行黄河故道，夜风袭来，树叶扇动，哗哗啦啦，如有人在林中疾走，而自行车到此，必须推行，路太松软。

                                                           


     在农村，只要有感信的人介绍过拍摄者的情况，被拍的人一般都能配合，而超8小更引不起人家注意，所以我拍的也比较顺利，但随着婚期的临近，在给媒婆钱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媒婆要200元，但男青年的母亲只想给100元。接下来的几天就风云突变，波折四起。每天都有我难预想的故事发生，就发生在我8MM摄像机的镜头前面，有时我来不急多想，先拍下再问明原因。

     媒婆和男方的母亲也忘记了我摄像机的存在，或把我摄像机当成的证人与她们诉说辛酸的对象。有时我一天要来回跑几趟，就这样还漏掉很多“精彩的场面”。一次，我去了男方家，男方严阵的母亲却去了媒婆的家。因为她咽不下媒婆给她的恶气，便和杨媒婆在媒婆家门口理论起来，媒婆和严娘没说几句就骂了起来，一恕之下的杨媒婆劈头就给了严娘一个耳光，严娘更很地回敬了杨媒婆两个嘴吧，于是两人跳着大骂并撕扯在一起。当时全村都在看她们骂街。杨媒婆决心拆散这对年轻人。便跑到女方小红的家中说：“人家严阵嫌你年龄大了，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假的，他不想再娶你了”。女方母闻之大骂严娘，而小红闻之大哭并扬言自杀。我在严阵家见到了气得脸色惨白从张查村回来的严娘，并见到为此事追来的报信的亲戚说：小红要喝农药自杀的张查村严家的亲戚，慌得严阵又赶往张查村去调解。而逐渐消了怒气的杨媒婆也意识到了，小红真要自杀，她的罪过也重大，便又主动和赶来的严阵和好。最后按风水先生选定的婚期举行了婚礼。

    《媒婆》终于拍完了，这也是超8的成功。它跟我在自行车不分早上夜晚地工作竟没有出故障。拍这个片子我遇到两个困难，这里的跳蚤使我一时陷入败境，初下农村的十天后就回城市医治满身被咬发炎的伤口，又从城市里带来灭蚤灵方扼制住跳蚤的进攻。另一个困难我无法克服，就是由于我被认为是记者，深夜也会有人来找我诉说乡镇村干部的劣迹，听的我心里都突突直跳。开始村干部对我也客气，后来觉得我了解的太多了，竟每日来我住处发酒疯，赶我走。

     拍完片子之后我想：在中原大地上，那古老的故事依然继续讲述着，农民们依然耕种着田地，过着他们的生活。村头依然是美丽的风景画，每个家庭又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我感叹：我只拍到了这个大地上一声轻轻的息声，土地中的文化太深厚沉重了。有太多的故事要人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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