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生活、艺术与我们——评电视纪录片《山里的日子》

湘里妹子

作者：司徒兆敦
来源：西南电视
2002-10-31 12:53:30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农民”这个词儿成了贬义词。小年青的开玩笑，时不时会冒出一句：“你呀——，真农民！”意思是没知识、没文化。
　　
七十年代末，四川省青年画家罗中立的一幅油画《父亲》在中国产生了轰动，除了画法上的极其细腻和逼真外，更因为此前的中国油画肖像创作，有大影响的，大多也是因为画了大人物的领袖像。《父亲》把焦点聚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脸上了。我至今还记得，油画中的人物头部占满了画幅，那双眼睛，以一种文字难以表述的神情看着我们。我并不认识罗中立，只是猜想他一定是农家子弟，那画中的老人，也必是他的父亲，大约是历经沧桑，才会显得未老先衰和有那种独特的目光。
　　
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历来关注农村，关注农民问题。其实，要研究和了解中国，你是不能离开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中国的发展与现在的问题都和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息息相关，中国的每一个人，上溯不了几代，可以说都是农民。我隐约记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问到陕北延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时，颇为歉疚地说过，是他们支持了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因此，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嘲笑和贬低农民，也许正是嘲笑和贬低我们自己。
　　
作为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的一批纪录片，《龙脊》、《山洞里的村庄》、《流年》、《山里的日子》等，从多方面和角度去关注农村和农民生活，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这种用纪录片样式去记录历史的方法，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显现其价值与魅力。
　　
作为纪录片，必须从真实的记史角度去考虑，无论是自然界或人类各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事件。
　　
《山里的日子》从1998年10月开拍，至1999年9月停机，历时一年，尽管不可能是天天都拍，其间会断断续续，但它毕竟是川东大巴山区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四社的一段历史记录。
　　
纪录片人常常把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种“恋人关系”，他（她）们如何相识、相知、相爱，以至于生生死死永不分离，尽管也会有掰了的、绝了情份的、令人失望的，但编导王海兵和画家罗中立、农民邓友仁、邓大贵，甚至也和那个村子、村里的乡亲、罗中立的山乡系列油画……之间的“恋情”，却是延续了下来。使观者看后有一种要继续往下看的愿望，因为生活并没因这个纪录片的结束而终结。当然我也相信王海兵即使罗中立不去，他也会时不时地带着摄像机，去那个山村继续他的“历史记录”。那是多么美的生命啊！
　　
《山里的日子》总五集：即《回乡》、《冬闲》、《嫁女》、《农忙》和《收获》。每集开端注上了时间标识，分别是：1998秋/1998冬/1999冬/1999春/1999夏。五集开端均标有川东大巴山区平昌县驷马镇双城村四社字样。
　　
从分集片名、时间、地点的上述标识方式的运用上看，这是严格按照纪录片的制作方式运作的，但我们又发现了作者在运用纪录片的手段在和一种纪史工作。春种秋收，循环往复，这是中国农村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因此，《山里的日子》是历史的这种循环往复中的一段时间的记录、一个环节或一段人生的记录。
　
这里有两个主要人物，画家罗中立（此刻他已是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和农民邓友仁（他是油画“父亲”原型的孙子，爷爷是农民，父亲是农民，他仍然是农民），并由这两个人而带出了其他方面，如画家罗中立的山乡系列绘画和邓友仁的家庭成员、四社村民及其生活。在这里，历史和现实常常以十分机智的方式形成一种关照或呼应。我之所以要使用“机智”二字，是因为纪录片从本质来说，应当严格按照现在进行时态，稍不留情就会作成专题片。在这点上，编导王海兵应当说是把握了很好的分寸的。
　　
按照纪录片传统的作法，是根据某个人物的某一件事，进行跟踪拍摄，再从这全程中选出导演（或观众）感兴趣的、有价值和意义的片断，进行编辑。
　　
但《山里的日子》并不是随罗中立“走”的。其中，第二集《冬闲》、第四集《农忙》并没有罗中立。
　　

这一点至关重要。这种结构方式，也能体现创作者在用纪录片“写历史”的过程中的一种历史观，即生活并不因某个人的到来而开始，也不会因他的离去而结束。罗中立只是一个“引子”，只是戏剧中的“串场人物”，但又不是一个概念或符号，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行为、个性、情感的人物，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巴山情结”。
　　
三十三年前，17岁的罗中立和同学们来到这个山村，作为美术学校的学生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生活，了解工农，写生创作。正是这一段生活（一年后在“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中他又去过），使他后来画出了那幅著名油画《父亲》。
　　
如上所述，纪录片只能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王海兵自1998年秋开始记录罗中立几次重回双城村四社的经历（注意，不是走亲和怀旧，而是写生）。他带回了过去在这里拍摄的自己和乡亲们的黑白照片（那年代，只有这个，彩色胶片是珍稀物），由此，“时间的痕迹”再一次把我们带回过去。
　　
《山里的日子》不像有的纪录片，通过人物采访的形式，絮絮叨叨地讲述历史，仿佛历史，不通过语言就无法体现。在这里，一张照片、一张床、一张帐子、一幅标语……多少多少的细节，都可以引发对过往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的丰富联想。看着红苕，罗中立学着老爷子的一句：“不要光吃上面的红苕，要吃下面的米——”，也能带出一个人的个性与情怀。
　
王海兵在这里表现了一种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的情感联系，它是具体的、可见的，而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这里渗透着一种人文关怀，它不是单向的给予，而是双向的。我们透过罗中立今日在双城村四社的生活，也透过他和邓友仁及其家庭，和邓大贵，和其他乡亲的亲密、融洽关系（人们叫他“罗二”），完全可能以想像时间与环境怎样塑造了艺术家及其作品，纪录片当然是给人看的，《山里的日子》更是注意到要留下时间给观众去补充和想象。
　
我们应当关注时代的主流。但时代的主流并不一定体现在一些所谓的重大题材上。这个西部山区里发生的故事，同样也能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脉动，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路修通了，安装起自来水管、房盖起来了，黑白电视换成了彩电，并且加装了卫星接收器。《山里的日子》通过邓友仁大女儿邓云华到厦门打工，和“外面的世界”找到了一种联系（当然还包括了电视和罗中立），不仅看到了物质的层面，也反映了人精神上的变化。
　
我们不应当忽略了邓友仁的另一个女儿邓红梅，仅从她出外读书这件事来看，她和他的父辈们将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即使是邓友仁，他不但接受了而且也在推广着农业新技术，科学的思想在这个“靠天吃饭”的偏远山村终于扎上了根。
　
遵循纪录片创作要真实和客观的原则，《山里的日子》并没有掩饰山区人民生活的艰难，小娃娃们要到山里捡桐籽、砸桐籽，到集镇上换了钱再买鞋子；山区的干旱和缺水仍然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邓友仁小女儿到外求学的艰苦生活等等，也不掩盖现存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例如为修公路的争吵和为争水而打架等等。但作品中处处都能透出一种浓浓的、中国农民所独有的苦乐观，这对许多物质生活较充裕的人来说，应当有所启发。
　
作品并没有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或通过解说词去展现某种“乐观主义”和宣传“美好前景”。创作者严格遵循纪录片“眼见为实”这一原则，在一系列山区民风民俗的日常生活中融入了乐观向上的精神。特别是第三集的《嫁女》，从山区人嫁女的准备工作，到婚嫁仪式，都可以看到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使人感到格外亲切。《嫁女》这一集和其他四集相比较，似乎显得在事件上的过于集中，风格不甚统一，但就其精神及内在关联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婚丧嫁娶毕竟是人生大事，通过这种场景的展现，是可以折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在观念方面所发生的诸多变化的。
　
当我们看过《山里的日子》后，我们发现创作者并不是采用单个人物的跟踪拍摄方式去结构作品的，但又不是一种散点式结构。它依然是按照时间顺序去纪录生活和结构作品的。
　
这种结构方式，体现了编导者的一种深意，这也正是作品主题之所在。
　
三十三年前，罗中立在这个山区体验和观察生活，后来画出了油画《父亲》，“父亲”的原型，是邓友仁的爷爷，但他又是一个典型，一个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农民典型，由于长时期的生活重负而形成了那样的皱纹和那样的眼神。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人的肖像和人的身体形态是人的生活进程的一个“缩影”，因此，罗中立的《父亲》才具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才有一种永恒的艺术魅力。罗中立把一个最普通而平凡的农民画作“父亲”，可以想见，那一段山乡生活对他的影响至深。罗中立的“父亲”，因其厚重和特殊的质感，而使用了写实主义的绘画方法。王海兵似乎是在重蹈三十三年前罗中立的道路，他是用镜头去“画”一个新的“父亲”，但并没有具体的“那一个”，也没有特定的性别意指，他在塑造一个新的农民群像，并以此纪录在特定时间、地点、环境中的人物命运及其变化。
　　
王海兵的“父亲”（《山里的日子》）更像是一幅轻松、散淡的水彩画，虽然有的章节和段落也并不轻松，但已经没有了罗中立“父亲”中的那份沉重。因为生活变了，人的观念和精神世界也变了，王海兵用纪录片纪史的方式也随之而变化。这种生活的变化也改变了画家罗中立的画风，从《父亲》的写实主义起到了今天的表现主义。表现主义，不再把自然界作为主题来源，它转而直接描绘美术家的绘画思潮，对罗中立后来的绘画，无疑是有着很深的影响的，但从三十三年前开始的那一段巴山山乡的生活（而且，此后仍经常回去），又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我们从《山里的日子》里看到的罗中立，并不仅仅是沉缅于过去的怀念，而是继续从山乡里搜集素材，汲取精神营养，这其实已经扬弃了表现主义不再把自然界作为主题的来源这一原旨，中介在表现上更加强调创作者的主观色彩与直觉，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其表现手法也包括了中国的民间剪纸、年画、甚至更早的汉代砖刻，这种源自生活的表现主义绘画，依然有着浓重的中国特色。
　　
艺术与生活的关联、艺术家与人民，这并不是《山里的日子》的主题。王海兵所表现的大巴山区和他的人民的生活，其中有急剧变化的，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有观念和精神层面的，但也有永恒不变并代代相传的，这就给我们留下了长长的思考。
　　
我们希望有更多纪录片人，像王海兵那样，深入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家庭，去生活，去感受，去记录，多花一点时间，多投入一些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纪录片，忠实于生活和历史的、没有功利色彩的纪录片具有着永恒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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