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解放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苏鸣

摘自李苏鸣著《毛泽东的语言观》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根据列宁的民族政策，苏联用拉丁字母创制和改革除俄罗斯民族以外的境内各民族的文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列宁生前曾认为“拉丁化是东方伟大的革命”。当时，侨居苏联的１０万华工（大部分在远东地区）也面临着汉字扫盲的问题。正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积极倡议和参加在中国工人中进行的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的试验。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瞿秋白等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内容包括拉丁化中国字的方案和写法规则，１９３０年这本书在莫斯科出版。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６日，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各地华侨和中国工人代表２000多人，会议通过了“拉丁化中国字”的方案、写法和规则，成为中国第一份正式的拉丁化方案。这个方案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此后，“拉丁化中国字”便在一定范围传播开来。在国外，法国里昂华工子弟学校、泰国曼谷华桥学校等，都相继开设了新文字课。在国内，国民党统治区和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也都广泛地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１９３５年，正当国民党忙于“围剿”红军的时候，日军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这使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中日民族斗争日趋尖锐。为了适应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新发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方针。但是如同“五·四”语文革新运动一样，新文字运动的动因决不仅仅在文字本身，而是与时代的命运紧密相联的。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文字研究会”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鲁迅先生的言论则更为激进：“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人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和整个民族的危机”。他还说：“新文字运动应当和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配合起来同时进行，而推行新文字也该是每一个前进文化人应当肩负起来的任务”。正是因为进步文化工作者把汉字的改革同民族的命运，同抗日救亡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新文字运动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并积极地支持了这一运动，才使得新文字运动在决定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仍蓬蓬勃勃地在解放区展开了。
      １９３５年冬，仅延安一地就设立了１００所农民新文字学校，延长县鲁迅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都用新文字教学。
      １９３７年，上海出版的《语文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肤施来客谈》一文，第一次详细报道了毛泽东领导下的陕北解放区一年来新文字运动的情况。该文这样描述：“据说新文字在陕北的历史，还不过一年多。……现在那边扫除文盲的工作中，新文字已成为顶主要的工具。小学教师登记的时候，懂得新文字是个重要条件，不懂得的必须赶快学。……在那边，私人的通信、墙上的标语，甚至机关的公文，也都有用新文字的。最近还准备出一个新文字的周刊”。“陕北各地的党政机关以及军队的‘读书室’中，每天或每隔一天的早晨，都开班教授新文字。肤施（延安）城里有九个‘读书室’，每个‘读书室’有五十人至一百人光景。各‘读书室’的壁报上，经常刊登好些用新文字写成的或宣传新文字的文章，‘西北青年救国会’以及肤施市工会的俱乐部里，推行新文字的情形也一样热列”。“在延长（肤施东不到百里的一个县城），还有专授新文字的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其中的学生，多半是文盲，唱歌、政治、历史、地理以及其他一切课程，都一律用新文字教授，这个学校六个月毕业，成绩很好”。这段描述，反映了陕北解放区如火如荼的新文字运动。
      １９３８年１月，陕甘宁边区新文字促进会在延安成立，该会创办了新文字刊物《抵抗到底》，并先后培养了３００多名推行新文字运动的干部。同年８月，新四军也在安徽泾县成立了“新文字研究会”，并于次年在《抗战五日刊》上创办了《新文字运动》副刊。
      １９４０年，陕北解放区的新文字运动出现了一系列对后来的文字改革以深刻影响的大事，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毛泽东明确地对文字改革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是年１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宏论中写道：“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公开地对文字改革予以肯定，并将文字改革与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实践运动联系起来。毛泽东的文字改革主张较之鲁迅的言论要舒缓得多。鲁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而毛泽东既肯定了文字“必须改革”，又强调应具备“一定条件”，同时，毛泽东所肯定的是“改革”文字，而不是消灭汉字。因此，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尽管毛泽东直接涉及汉字改革的话语只有十来个字，但对新文字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
      《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在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同时，还发表了吴玉章的《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他指出：“二十年来每个大变革时代，新文化运动都起了它开路先锋的作用，显然的，它在提高文化水平上，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于促进人民教育之普及上，却未尽到它应有的责任，以致现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众仍然是文盲，这不能不是我国文化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最大原因有二：一个是中国言文不能一致；一个是工农劳苦大众识字很难。总的原因都是因为中国没有记音符号——字母，而只有方块汉字”。“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必然要跟着时代的进化而进化。它当然要有人力推动，但它也有必经的过程和步骤。因此我们虽主张废除汉字，却不是说一旦就把汉字绝对不用，而是要把新文字很快就应用在大众实际生活中去，使社会上认识新文字的人日益加多，慢慢地汉字自然没有人用。至于现在有许多改良汉字，使大众易记、也易写，如简字等等办法，我们也不反对。”
      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推动下，解放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于１９４０年形成了一个高潮。从以下罗列的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毛泽东阐明其文字改革观之后，解放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如何高潮迭起的：
      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９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边区各地又先后成立了“新文字促进会”。
      １９４０年４月，“苏北拉丁化播种队”在盐城出版《北方话文字课本》，同时筹备“新文字展览会”。
      １９４０年５月，“苏北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在盐城开幕，“苏北拉丁化播种队”以团体会员名义参加，并提出了开展苏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议案。
      １９４０年８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中国青年干部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等都增设了新文字课程。
      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５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运动委员会”编辑出版了６０００册《中国新文字自修课本》，９天内全部售完。
      １９４０年９月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划延安市、延安县为推行新文字的实验区，用新文字试办冬学。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４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办的新文字冬学教员训练班开学。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５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布告，规定：（一）从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二）１９４１年１月１日起，一切上下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用汉字写同样有效。（三）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起，政府的一切法令布告，一律新文字与汉字并用。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晋察冀边区新文字研究会在河北平山成立。
      在１９４０年各解放区的新文字运动高潮中，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的支持，是他文字改革观的又一次直接反映。协会成立之前，筹备组织曾发布了一份《成立源起》，毛泽东、朱德、康生、王稼祥、邓发、任弼时、李富春、萧劲光、王震、陈伯达、张鼎丞、范文澜、萧向荣、傅连璋等５４人都以赞助人的身份在《源起》上署名。《源起》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文化工作者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宣言书。《源起》中说：“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已经２０多年了。这２０多年当中，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在质量上超过欧洲的启蒙运动，在社会科学上一直达到了人类文化较高的水平。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发展只限于极少数的一部分先进人士，而极广大的民众则仍然落后于新时代不知若干世纪。这个原因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落后，而中国方块汉字的难于学习，确是最大原因之一。中国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但不识字的文盲，却是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就把广大的民众和新文字之间建立起一道万里长城，使他们无法接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以致科学技术文化不能得到应有的普遍发展，而使国家民族更容易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数十年来改变汉字之呼声响遍了中国”。“改革汉字的方案，先后继起，已由研究试行到实施，从官话字母、简易识字、注音字母、罗马字拼音，一直到拉丁化新文字出现，积历史改革文字的丰富经验，才开辟了中国文化改革的实施道路。拉丁化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我们的战争不是争城夺地的帝国主义性战争，而是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让全民族永远独立解放的战争。不是一时性和局部性的抗战和建国，而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战争和全民族的战争。假使我们停止在过去文化教育的畸形发展的阶段，最后的解放将成为问题。所以民众迫待教育是无疑义的。另一方面，在敌后斗争的广大群众一日不能脱离生产，也一日不能放下武器；即使在大后方，大批壮丁到前线作战，后方工作也极迫切。在百忙之中用旧文字旧方法进行教育，几成为不可能。在需要教育而教育缺少可能的条件下，采取新文字作教育工具，是最实际而不待踌躇的问题。”
      在阐述了文字改革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后，《缘起》一改前几年文化界一些人士主张立即废止汉字的激进观点，以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替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新文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则已经不很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去，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最短期间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用新文字去学汉字。”这段论述明显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必须具备一定条件的观点在解放区文化界的深刻影响。由于毛泽东和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署名和赞助，这个《缘起》成了解放区新文字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在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７日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张一麟、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被公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讲话中宣布：边区政府已在法律上给予新文字合法地位。凡是写报告、递呈子、记帐、打收条、通信等，用新文字跟用汉字在法津上有同等效力；并宣布今后边区政府的法令公告等重要文件，将一律一边印新文字，一边印汉字。党校校长罗迈（李维汉）也在讲话中宣布：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详细讨论新文字问题，决定边区教育厅在今年冬学中一律试教新文字。他们的讲话，实际上是宣布了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制定的语文政策。大会还一致推举毛泽东、朱德、张一麟、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的名誉理事，选举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罗迈、胡乔木、周扬、萧立三等４５人为理事。同时，一致通过定１１月７日为“中国文字革命”节。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在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边区文化工作者大力传播拉丁化新文字，使１９４１年的边区新文字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当时的边区资料记载：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５日，延安市、延安县新文字实验区的冬学结束，全区共办了５６个新文字冬学班，有１５６３人参加了学习，平均上课５０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７８０个文盲学会了拉丁化新文字，达到能看书、能写信的程度。冬学后平均每户有六、七个学会新文字的人，比识汉字的人多两倍。
      此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新文字运动的领导。１９４１年５月１日，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发布《新施政纲领》，其中第１４条规定：“要使边区的人民人人都识字，就必须积极推行边区过去消灭文盲的办法，就必须大大的推行新文字。”５月１５日，《新文字报》从第２１期起改为铅印出版，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的题词是：“大家把适用的新文字努力推行到全国去”。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规定：文盲干部必须先学习３个月新文字，再学习其他文化。同日，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６１次会议，讨论边区中央局“五一”发布的新施政纲领。林伯渠在会上解释纲领条文时着重指出：“顽固派施行文化统治政策，奖励复古，我们则必须奖励自由研究，推行新文字，扫除文盲，使人民普遍享受进步文化的果实。”《新施政纲领》和中宣部规定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语言文字建设开始走上了法制轨道。毛泽东和朱德的题词，又给解放区文化工作者以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从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９年建国前，解放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从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到胶东根据地、苏北根据地、淮南根据地、华中根据地，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解放区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建国后的语言文字建设打下了一定基础，摸索了工作经验。毛泽东在此期间对汉字改革工作所作的指示，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确定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基本依据。当然，从汉字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不能说是成功的改革。正如１９５６年９月吴玉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所说的：“１９４１年在陕甘宁边区曾经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山东、东北和其他一些地区都作过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群众的反映是良好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有不少缺点。我们对汉字改革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只凭主观愿望，急于求成，以为有了拼音方案就可以立即代替汉字。这种想法是脱离实际的，因此没有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使一部分群众对于文字能否改革，引起了怀疑。”吴玉章的反思是中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建国后的语言文字建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项运动历时近30年，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和对制定《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沧海蝴蝶

（摘自詹鄞鑫：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西藏，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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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盛的中国下，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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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拉丁化新文字也叫新文字，为区别于其他方言拉丁化新文字，又名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重要方案之一。曾促进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产生于1931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1933年后，广泛于全国各地推广，1955年停止使用。方案特点为：不标记声调，不写出舌间元音，分别尖音，团音。拼音如：

Latinxua Sin Wenz.拉丁化新文字
Wenz bisy zai iding tiaojian xia giaji gaige.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