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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谈』夜谈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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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4-28 23:33: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like旅游
来源:天涯
2004-4-24 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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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 现在说汉语 [注:汉语在广义上是指汉民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一种有声调的语言。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 的地区或说汉语的人对其有普通话、国语和华语三种称呼。这三种称谓,在中国大陆为“普通话”,台湾是“国语”[注:国语通常指法定的官方语言。] 而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一些国家的华人社区称“华语”[注:意指华人的语言]。三种说法,名字不同,但实质相同;三者互为补充。在大陆,“普通话”这个名词仍然是有歧义的。官方学者理解为“标准普通话”、“规范普通话”;老百姓,望文生义,理解为“普普通通的话”。一般来说,中国内地大众讲的是多少有些口音的普通话。
  
  
  在国内旅行中,常常能听到民众在讨论“普通话”,往往越是来自经济落后地区的人,越是坚持自己家乡或自己家乡的邻区讲的就是“普通话”,最为标准。实际上,能正确说出普通话(Mandarin)概念的还真没有。故写此文,和诸位探讨一下中国的语言。
  
  
  周朝时,据传官方语言以周天子所在地为准,是周朝的统治者和各地诸侯所共用之语言,为周音,称雅言。各诸侯国交往的需要也促进了雅言的形成发展,有了音和韵,“声成文谓之音,声音相和谓之韵”。《论语》『述而第七』中有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雅言应用之广。
  
  
  秦始皇统一六国,便以秦音为标准。
  
  
  汉至元初,语音变化复杂,尚无证据显示有各地广泛应用的通用语言,在此不详述。
  
  
  周秦汉之发音,称上古音。魏晋到宋为中古音。元以后是近古音。
  
  
  元建都北京后,北京官话开始形成。
  
  
  元朝(公元14世纪)的周德清在14世纪初撰写的韵书《中原音韵》中,北方话,平声已分为阴平、阳平二声,入声渐渐消失,清浊声母合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现代北方话的雏形。
  
  
  明清,北京官话在全国应用渐广,但已失中原雅言之古韵。
  
  
  1728年清雍正皇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读书人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1897年广东人东莞人王炳耀在原有断句法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新式标点,草拟出“,“(读之号)、“。“(句之号)、“○“(节之号)、“∨“(段之号)、“:“(句断意连之号)“、“(接上续下之号)、“?“(诘问之号)、“!“(惊异、慨叹之号)、“〈 〉“(释明之号)等十种标点符号,贡献很大。因古时候写文章没有标点符号,读起来很吃力,易产生误解。到了汉朝才创造了“句读”符号,语意完整的一小段为句,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顿之处为“读”(音逗)。所用符号有两种,一种是“、”,另一种是“√”,都是读书断句标志。宋朝用“。”“,”来表示句读。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文汉古》一书,为中国最早使用标点符号的出版物。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也引进并创新了多种标点符号,还写“略例“专门就书中使用情况作出介绍。留美学生任鸿隽、杨杏佛等人于1915年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创刊伊始便采用横排版式,规定“本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读点乙,以便插写算式物理化学诸方程式”,开当时中文书刊风气之先河。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胡适、周作人、刘复、钱玄同等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列举了12种标点符号,次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采用。
  
  
  语法又叫“文法”,清末语言学家马建忠1898年写的《马氏文通》是据我所知中国最早的语法书。章锡琛为此书做了校注。全书共十卷,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主要例句是从经、史、子、集里选出的,参考拉丁语法,结合中国语言的习惯写成。这便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专著。正名,是介绍语法术语;实字,相当于现在的实词;虚字,相当于现在的虚词;句读,相当于现在的标点符号。
  
  
  1902年,安徽桐城人[注:今枞阳会宫乡人],桐城学派的著名学者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注:北京大学的前身]总教习期间,到日本考察学制。九月回国,写成《东游丛录》。书中说:“今年春,什曾游台湾,见学生之设立普通语研究者,到处皆是。”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1903年晚清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语”一词,这个词来自日本,源自日语“kokugo 国语”。
  
  
  清朝末年,“切音字运动”的积极分子朱文熊,于1906年在日本写了一本叫《江苏新字母》的书,把汉语分成三类,其中之一就是“普通话”,意为“各省通行之话”。许多人认为朱文熊是受了吴汝纶“普通语”的启发,从而在中国最早提出“普通话”。朱文熊言曰:“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
  
  
  “普通话”当时人们又称之为“蓝青官话”。元明清以来,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赴京赶考、做官、经商、探亲访友的人日渐增多,时间长了,他们学会了一些北京话,却又多少杂有各地口音,大家便比喻其为“蓝青”。起初,这种话大多在官场使用,故称“官话”。后来,会说“官话”的人越来越多,再称之为“官话”已不合适了。 1909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1910年,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再后来,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沿用“国语”这种称说。
  
  
  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案中建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立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又提出语音以京音为主,而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语词以官话为主,而择其正当雅训者。
  
  
  1912年民国成立。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有人言“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荟萃磨练,而成此一种京戏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与京话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结果,折中以“每省区 [注:其时共23个省、区,代表共八十余人] 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的方法,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并把经过这次议定的字音称为“国音”。这就是后来所谓“老国音”。 “老国音”的概念是不明确的,标准带有很大的人为成分,不外乎“语音以京音为主,而调整四声,不废入声”。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 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后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
  
  
  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此,“文学革命”和“国语统一”运动开始合流。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第七五号令说:“查国语统一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
  
  
  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开始了表音的字母化。
  
  
  1919年掀起以白话文运动为先锋的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由此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正宗、小学教科书的正式文体。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学校教科书逐步改用语体文。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和结果,我们现在很难预先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
  
  
  “国音”的审定,引发了“京国问题”的大辩论。1920年,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书中明确提出,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其办法是:一、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就是定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二、由教育部主持,请有真正科学的语音学训练的人去研究标准语里头所用的音,分析之后,先用科学的方法记下; 三、由教育部主持,请语音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制配字母。
  
  
  1920年,王璞替“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录音时,阴阳上去都依北京,入声就把北京的去声读得短一点,据说从前北京讲究读音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
  
  
  1921年,赵元任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也依北京,而入声则依照南京,后来黎锦熙更进一步提倡废止国音中的入声。这些演变就组成了所谓“国音京调”运动。 “国音京调”再进一步,便是减少“国音”中一些不合“京音”的读音,于是“国音京调”就变成“京音京调”。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通过了《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确地宣告:“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就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这也是自然的趋势,用不着强迫的:因为交通上、文化上、学艺上、政治上,向来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枢,而标准的语言照例必和这几项事情有关系,然后内容能丰富,可以兼采八方荟萃的方言和外来语,可以加入通俗成语和古词类;然后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论上精密的组织,可以添加艺术上优美的色彩。这仿佛是一种理想的语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环境和时代的关系,实已具有这种自然的趋势,所以采定北京语为标准国语,比较地可算资格相当。”这是确认北京话为标准语的十分明确的论述。
  
  
  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说:“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这个分子的方言,逐渐推行出去,随时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别贡献,同时便逐渐变换各地的土话:这便是国语的成立。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等等;然后有字典、词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这段论述正确地概括了标准语的确立的过程。
  
  
  “国语统一筹备会”组织的“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在1924-26年内部起草会议中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但是实际上由于出席委员太少,并无正式定案。然而风声所播,东南各省传习国语的,从1926年起,大家渐渐地都改用北京音了。此后直到1932年,民国教育部才正式公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字音明确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这就是一般所称的“新国音”。
  
  
  1928年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采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母。
  
  
  从1929年开始,瞿秋白[注:曾是党的总书记]、吴玉章、林伯渠[注:中共元老]、萧三等红色文人相继研究、草拟和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来拼写中国话,这也就是所谓“中国拉丁化新文字”。他们反对胡适等资产阶级文人推动的“统一国语运动”,认为不能以某一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标准音。但是后来各地的“新文字”中,传播较广的还是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北拉的语音究竟是怎样的呢?黎锦熙认为是山东话(黎著p.299),周有光则认为:“北拉跟老国音很接近,它是不以一个地点为标准的北方普通话”。(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1964年,第97页。)例如声母z,c,s分尖团,“新文字”按照“北拉”便写成“SinWenz”。(参阅《陈望道文集》第三卷第140-146页“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北拉不标调,不规定调类和调值。黎锦熙认为北拉是属于“国语‘不’统一主义”。(黎著p.301)
  
  
  1931年瞿秋白提出要进行新的文学革命或者叫做“俗话文学革命运动”,他指明用“俗话”来写,也就是“用现代人的普通话来写”,“用读出来可以懂得的话来写”。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国音常用词汇》,由当时的教育部公布,作为读音标准。
  
  
  1934年,社会上的一个“文言复兴运动”引起了一场论战,但是这场论战迅速演变为一场围绕著“大众语”这个概念的一场混战。(以下引自《陈望道文集》第三卷pp.78-99。)陈望道说:“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吴稚晖说:“……白话比文言容易普遍,大众语一定比白话容易普遍。”魏猛克说:“只有‘现代中国普通话’,才是大众语。……‘现代中国普通话’是有普遍性的,它是主要的流行在轮船、火车、码头、车站、客栈、饭铺、游艺场等处。……所谓普通话是因为交通发达,各地人们往来日渐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产生的。……”鲁迅说:“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著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都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答曹聚仁先生:论大众语》)黎锦熙则作了一篇长达117页的文章,以“序”的形式刊在随即出版的《国语运动史纲》卷首。
  
  
  黎锦熙认为,“‘大众语’这个名词,……简直不知道它和‘国语’或‘白话’有甚么异同!”他认为,如果不是,‘大众语’诸说,可以约成三个定义:(1)‘大众语’是所谓‘无产阶级’的语言。(2)‘大众语’是各样各式的方言。(3)‘大众语’是交通发达、往来密切、自然混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如果是这样,黎锦熙认为,其实这些都是清末民初许多人讨论过的老话题。
  
  
  1937年,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辞典,由黎锦熙、钱玄同主编,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的《国语辞典》出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1955年10月15日,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955年10月25日,改为“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56年2月6日又修订增补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海外的说法是“普通话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纳的一种作为汉语的官方发音。它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标准。”
  
  
  这样的“普通话”,配上1957-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实际上是“国语”和“北拉”的合流。它确认了“国语”的语音标准,舍弃了“北拉”的模糊语音标准;基本上继承了“北拉”的拉丁字母拼写法和注音符号标调法,舍弃了国语罗马字的字母标调法。1957年11月11日,吴玉章(“北拉派”)和黎锦熙(“国罗派”)联名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一文,就是表达了这个历史事实。
  
  
  1951年毛泽东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必须简化汉字。”
  
  
  1956年1月首批简体字被创造出来。
  
  
  1958年正式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要把六亿汉族人民的方言逐渐统一起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必须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究竟多长?就要看交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我们的工作,但是只要我们不断认真地工作,这个任务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1959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1批2238个简体字。
  
  
  1957年--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
  
  
  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正式颁布《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第三编)》。
  
  
  要说明的是,普通话有了严格的定义后,有关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学院派”[注:国家语委]。这个学院派讲究严格的定义和形形式式的规范。有些规范工作,例如审音工作,都是在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在其他国家的语文生活中好像还是不多见的。不属于这个学院派的民众,甚至是大学者,便有可能被认为不及格。例如郭沫若在1972年4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话是“以北京话为标准语加以推广普及”。这不符合已有的规范普通话的严格定义。于是他不得不在1972年10月号的《红旗》杂志上作出了更正,承认上面这句话“不很确切,应按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改为……。”
  
  
  1977年国务院又公布了853个简体字,但这853个新字给语文和社会生活造成混乱,例如小饭馆把“鸡蛋”写成“几旦”,因而国务院1986年宣布取消。
  
  
  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ISO 7098)。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何谓普通话?何谓标准普通话?看到这里,诸位看官应明白了吧。首先,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标准普通话,普通话原来也不是任何中国人的天然母语。若我们说1955年前的国家标准语就是北京话,那受社会主义下的平均主义的影响,以及当时(1949-1955)领导人大多是不太会北京话的南方人的情况所制约,而制定的官方语言标准,使今天的北京话充其量是普通话的兄弟。其次,即使某人现在掌握了标准普通话,考虑到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人员更迭和标准的不透明,令普通话“与时俱进”,故大约3-5年后您的话也不标准了 ^o^ :)。普通话是一种人造的(政治)语言,简体字是一种新创的(无产阶级)文字。
  
  
  说明,我赞成普通话和简体字。
  
  
  因为想少打些字,使用了大量前人文章段落,希望版权拥有者不会找我麻烦才好 :)))
  
  
  当然,好多不是粘贴的噢 ^-^
  
  
  因国内的新闻有些较片面,有些管新闻的官又只认钱 [例如前几个月,新华社上海分社的两名高层领导就双双落马,这两名领导是分社社长邬鸣辉和总经理浦晓江。],光想卖广告了,不想让媒体报道知识性的文章,导致我几年旅途中遇到的谈及此事的数百人没一个知道这个简单的概念,令我忍不住蹦出来说两句。其实我就是个文盲,什麽都不懂。哪位愿意指正我的无限欢迎。
  
  
  顺便发两句感慨,凤凰台里有个阮次山,说“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因阮次山先生认为汉语的声音比英语多,所以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以下是阮先生立论的数据:“汉语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是1200个。就英语来说,国际音标中,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20×20=400个。可以看出汉语声音起码是英语的3倍,只是不知汉语的思维速度是英语的几倍呢?” 我想,不用我驳,大家也能看出此人若不是智力有障碍就是在歪曲事实吧。凤凰卫视歪曲新闻已成了习惯性流产,象伊战新闻,有一段画面,明明是有个小伙子说[原声]:“我很憎恨萨达姆,希美军把他赶下台,当然也希望美军之后尽快离开。”到了凤凰这里成了小伙子说[配音]:“我们伊拉克人坚决拥护萨达姆的领导,我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萨达姆”。嘿嘿可笑呀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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