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时尚的外衣

湘里妹子

作者：侯虹斌
来源：新周刊
2004年04月28日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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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人长期收看香港的无线亚视，看古装戏就是一种别扭：唐明皇不讲陕西话而讲粤语，康熙雍正根正苗红的旗人不讲满语却操起了广东话，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电视台长期给古人安上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大家都认了；而去年拍《长征》却会因为剧中的毛主席不讲方言讲国语而议论纷纷。倒不是大家非常积极地拥护推普，我们看到，除了对领导人生活原型的尊重以外，能够听懂或者模仿几句名人的方言，已经成为那个年龄的人的一种时髦。而年轻人，能够在标准的普通话里加塞几句几方言，则是阅历丰富有趣味的体现。正如“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现在方言时来运转，“最乡土的就是最时尚的”了。

　　城市方言色相

　　都说广州是个“鸟语”花香的城市，不是恭维你“说得比唱的好听”，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不讲人话”。这二十余年来财大气粗的广东人甚至香港人，都成为被人嘲笑的对象，所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佬开口讲普通话”。广州市曾有一位政府官员也被编派了：他说的“站在船头看郊区”在传说中成为“站在床头看娇妻”。四川人说“鞋子掉到河里”，外地人听来就是“孩子掉到河里”；宁波人说“用好政策，抓好机遇”，外地人听来就像“用好警察，抓住妓女”。而赵本山那口“哎哟我的妈呀”的东北话，更是相声小品里的保留节目。

　　一时之间，方言像患上了失语症。有人说，方言让一个地方更排外，不利于引进人才。而实际上，广州和上海这两个最典型的方言区，又正是最能吸引“孔雀东南飞”的两个城市。看来，排外与否，与方言无关，与城市气质有关。吸引人才，更与方言无关，与经济水平呈正相关。

　　其实，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北方官话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汉语共有7大方言，分别是官话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和客家方言，官话只是解放时通过行政力量确定下来的通用语言则已。中国的方言情况非常复杂，比如官话，其实是离古汉语最远的一种方言，而广东方言则离古汉语最近。所以，即使唐朝皇帝都是陕西人，说话可能更接近广东话而不是今天的西安话。香港电视歪打正着了。

　　中国方言千变万化，即使是同一种方言，“隔山不同腔，隔坳不同调”的情况也时会发生。普通话的出现，就消解了这座语言的巴别塔。一时间，无论是哈尔滨，是三亚，还是舟山群岛，都操着同一种语言；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合作与交流，城市的个性面目也一点一点地被抹去。

　　方言职场新用途

　　据《扬子晚报》报道，9月，13名法国航空公司的空姐、空哥在上海向媒体记者们展示了他们去年在北京进行中文强化训练的成果。一位法航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明年，如果法航再增加上海至巴黎的航班，他们就将招聘会讲上海话和普通话的翻译。懂中国地方方言居然也成为一种新的技能。而对一些暑假留沪打工的外地大学生来说，他们要找到一份类似市场调研员这样的兼职，不会讲上海话就成了一个致命的瓶颈。

　　其实方言并非一定是文化的弱势。在欧洲文化复兴时期，薄伽丘开风气之先，用方言写就了《十日谈》，文字解放带来了欧洲文学繁荣，也为日后佛洛伦萨方言成为权威意大利语打下基础。唐朝时，河南籍的玄奘选用吴音译注佛经的，因为只有吴音才能译音准确。开国大典上，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就是用上海话做报告的。在有统一语言的情况下，不同的城市依然保留自己旁逸斜出的独特语言，未必是坏事。

　　在广州，广州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在激烈的竞争中仍然很自豪。“我们即使不是广东人，也都会讲广东话，所以和乘客交流毫无障碍。”一位姓张的司机这样说，他们的生意也一直很不错。而一位陕西来的记者则很苦恼：“在公司里，大家都自觉地说普通话，可面对一些只会讲粤语的采访对象呢？那次采访香港名媛张天爱，我不得不连比划带猜，再借英语辅助，累得满头是汗。”至于商场酒楼等打出的招聘广告，常常把会讲方言作为一个选择条件，作服务行业，这就已是题中之意。

　　据《参考消息》转引外电报道：在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近来掀起了一股学习上海本地方言的热潮。从宝亿投资公司与高新技术人才市场合作开办的上海首个“沪语培训班”获悉：自从去年7月以来，该培训班已经办了13期，几乎每一期都能招满学员。参加各类“沪语培训班”的学员中间，不乏在浦东高级商务区工作的工商界、金融界精英。当方言已经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时候，方言对一个城市的意义也可以充分彰显了。某些方言，已成为上行的社会所认可的主流文明。在广州，《广州音字典》是一本热销常销书，一版再版；上海大学语言学教授阮恒辉新近出版的《自学上海话》，眼下也已经销售了6万套。

　　掌握各种方言，可能不直接为你产生经济效益，但是却是一项越来越被承认的技能，因为这表明你与各色人等的交往更容易，即使是一些外企，也意识到这种中国特色。在2001年月11月P&G公司在大学招聘的表格上，就明确要求你填写会几种外语，会几种方言。同样，壳牌石油公司也要求应聘者注明：你会几种语言（包括方言）？

　　方言与时尚的互动

　　当雪村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火红了以后，平时被人视为歪瓜裂枣的方言忽然摇身一变，成为一种全新的时尚。每个人都以把那句“翠花，上酸菜”说得最准确最地道为自豪。不搭界的武汉居然就此把服务员小姐通通改称“翠花”了！和过往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上赵本山所念叨的东北话不同，现在这种东北腔倒不再是被人埋汰的对象，而成一种新趣味，一种新的时尚。如果你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之外，还能说上点方言，那将是聚会中的亮点，你将快意于江湖，

　　在许多人的经验中，上大学的第一次与人的沟通，就在于用上海话、广东话、江西话等等方言学习各种的骂人的话，第一天就在“衰人”“瘪三”的玩笑融洽气氛中相熟了。那时，我们宿舍两个上海人两个广东人，曾定下这样一条规矩：周一大家学粤语，周二讲沪语，周三说英语，依此类推。本人一度把学会昆曲作为个人的最大愿望，原因就是爱上那种缠缠绵绵、软软糯糯的“水磨腔”。

　　正像18、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以讲话中揉合法文或拉丁文为荣一样，中国也曾以中文里夹着半生不熟的英文为时髦。不过，现在时不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的行为已经太平庸了，能在几种不同的方言中游刃有余才会更让人羡慕他的见多识广。

　　而最有说服力的是，几位最文青、最小资的优秀导演都不约而同地钟情于方言的表现力。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的上海话和广东话弥漫，香港的小房子里飘荡着一种肉欲的芬芳；关锦鹏在《阮玲玉》中，用国语、沪语、粤语、甚至英语，把上世纪的几位大明星和大导演的身份拿捏得恰如其分。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也是用国语、闽南语、日语、粤语，昭示几种不同人生的对接。他还有一部《海上花》，从几位“长三”嘴里悠悠地吐着不同的方言，仿佛生命的胡琴伊伊呀呀的这样就拉过去了。张爱玲曾把这本通篇都是吴语的《海上花》译过成白话文，可是，我们爱的恐怕还是那点吴语淡淡的逸趣吧，纵使只懂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