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百年探索史话

湘里妹子

作者：徐时仪
来源：《语言文字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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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对撞和交融中，汉语的文体由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整个汉语系统产生了质变。这一适应时代发展的巨变涉及到人们的语言观、文化观、社会观和政治观的巨大变化，从而引发了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国语运动的论战，展开了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讨论。本文拟就二十世纪以来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发展历程略作回顾，冀总结百年来汉语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促进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展。

二、清末民初统一语言的讨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东亚的睡狮”在失败的惨痛中惊醒过来。人们意识到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长枪大炮前皆无济于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则只有树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这种强烈的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政治愿望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就是实行汉语的言文一致，进行文体和文字改革，从而普及国民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汉语拼音化的提出可溯至清末。1891年，俞樾的学生宋恕提出“造切音文字”。1892年卢戇章著《一目了然初阶》，提出了第一个拼音方案，主张统一语言。王照制定了只拼写北人俗话的《官话合声字母》，强调“语言必归画一”。劳乃宣编《合声简字谱》，认为“语言画一与文字简易，皆为中国今日当务之急”。关于用什么话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和怎样来统一全国的语言，则各有己见。卢戇章最初主张把南京话的切音字作为全国“通行之正字”，后来又同意改用“京音官话”作为“通行国语”。王照坚决主张用“京话”，认为只要直接推行北京官话的切音字就行。卢戇章、劳乃宣等从便于实现统一考虑，提出在方言区可先推行方言的切音字，再推行官话的切音字。也有一些人强调汉字读音的统一，认为先有汉字读音的统一，才谈得上语言的统一。如刘孟扬著《中国音标字书》，创制“中国音标字”，指出“如用此音标字注成京音，一则易于识字，一则各地读法亦可画一，并可为统一全国语言之导线”。章炳麟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也主张用“切音”给汉字“定音”，但声明“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1896年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桐城派古文家吳汝纶也赞成统一语言，曾打算用王照制定的《官话合声字母》作统一国语的工具。

三、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论战

      早在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已为宣传变法维新、开发民智而提倡白话文。如近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黄遵宪所写《杂感》诗已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898年，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创刋，主编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喊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1899年，教育革新家陈荣衮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主张报纸应改用白话文。1906年，朱文熊撰成《江苏新字母》，指出普通话就是“各省通行之话”。1917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胡适撰《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撰《文学革命论》，逐步形成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学说，即白话是文学之正宗；白话文是通用书面语的唯一工具；白话文以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为源泉。鲁迅在《杂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一文中也指出，白话文应该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此后，在“五四”狂飙的冲击下，白话文运动迅猛发展，白话文作为汉语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得到确立，汉语的发展和演变也由此进入了现代汉语的新阶段。

      同年，蔡元培等人成立了“国语研究会”，发起了国语运动，提出以北京语音的音系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旨在规范和推行民族共同语。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相辅相成，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变革现代书面用语，弃文言而用白话，实行言文一致；国语运动的目标是确立民族共同语标准语，着重推行标准语，弥补方言歧异，便于人们的交际。白话文运动实行了汉语书面语上的言文一致，国语运动进一步使言文的一致建立在民族共同语标准语的坚实基础上，而言文一致中的文在语音上与言的一致则有待于汉字的拼音化。

      由于白话文运动发源地是北京大学，反对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古文家林纾与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之间曾就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展开激烈论战。1919年3月林纾在《致蔡鹤卿太史书》中称白话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嘲讽“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指出：“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知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进展，1920年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分批废止了以前的旧国文教科书，而复古派则不断阻挠，主张读经。1924年章士钊继林纾之后，代表复古派办《甲寅周刋》，攻击白话文“斥桐城为谬种，骂选学为妖孽，而自命为文学正宗”。1925年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主张小学读经。这股复古逆流受到基层学校和进步知识界的抵制，苏浙皖三省各师范小学还在无锡联合开会，发表《宣言书》反对读经。1926年章士钊被迫辞职。

四、拼音文字和汉字改革的探索

     白话文也好，文言文也好，二者所用的书面符号都是汉字。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显得难学难记。如何改革汉字？如何评价汉字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要不要为汉语制定新的拼音文字，或者同时使用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汉语如果拼音化，那么又该制定什么样的拼音文字？这些问题既与汉语的现代化密切相关，又涉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还与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音的确定有关。一些仁人志士见仁见智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索，或进行激烈的论争，或大刀阔斧地实践，有成功，也有失败，荜路蓝缕地在求索和探讨中披荆斩棘。

      作为实现汉语拼音化的探索，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制订的《读音统一会章程》审定了拼写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1918年公布）。1922年，钱玄同、赵元任等在《国语月刋》“汉字改革”号上提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动议，拟订了罗马字方案草案。1925年，刘复取陆法言《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之意，发起“数人会”，与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一起九易其稿，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公布。1929年瞿秋白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吳玉章和林伯渠等以此为基础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这些拼音文字的可取之处已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所继承。对这些拼音化新文字，人们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论新文字》等文中指出，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但不赞成国语罗马字，认为“当没有看见拉丁化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林语堂认为“我们相信凡去罗马字而他求别种拼音文字的，是小题大作，是好作新奇，是自寻烦恼，是好讨热闹，是舍大道而弗由，而终究是劳而无功。”

      人们意识到汉字要改革，也意识到汉字改革的任重道远。汉字的改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局，不像文体的变革那样多少还有人们口中的活语言作依据，往往稍有不慎，哪怕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也会好心而办了错事。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认为“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简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那治本的事业，关系重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目的的。但现行汉字在学术上、教育上的作梗，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不可不亟图补救的办法！我们决不能等拼音的新汉字成功了才来改革，所以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1922年，钱玄同、赵元任等在《国语月刋》“汉字改革”号上又提出了汉字拼音化的动议，拟订了罗马字方案草案。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1924年修改读音统一会改所定的“老国音”，决定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称为“新国音”，并在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的《国音常用字汇》中采用和推行。1925年，刘复取陆法言《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之意，发起“数人会”，与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一起九易其稿，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公布。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对普及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此后，鲁迅在《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论新文字》等文中指出，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叶籁士发表的《大众语·土语·拉丁化》一文介绍了以瞿秋白在1929年拟定的《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为基础制定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作为实现汉语拼音化的探索，这些拼音文字的可取之处已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所继承。

五、白话文运动的进一步深化

      白话文的书面语正统地位确定后，1934年汪懋祖和许梦因在《时代公论》上发表反对白话文的文章，提出了以“文化围剿”为目的的“文言复兴运动”。汪懋祖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和《中小学文言运动》中说“文言”是“轻便之利器”，而“白话”是“粗笨之工具”，认为“读经决非恶事”。许梦因也在《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和《告白话派青年》中说“白话必不可为治学之工具，今用学术救国，急应恢复文言”。当时在一些白话文作品中确也出现了半文半白和欧化的倾向，为了促使白话文的进一步完善和回击文言复兴的逆流，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等在上海发起了大众语运动，主张“话文合一”，在《申报》副刋《自由谈》发动反击。陈子展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一文，首先提出了“大众语”这一名词。陈望道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一文，认为“大众语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来，看得下的语言”，能为大众所有，为大众所需，为大众所用。全国各地的报刊也纷纷响应，展开了大众语问题的讨论，反击文言复兴。在这场论战中，文言复兴的论调很快就销声匿迹了，而大众语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则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进一步的深化。大众语运动提出了怎样防止白话文变质，如何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等问题，讨论了大众语与现代口语的关系、大众语与汉字及拉丁化新文字的关系，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促成了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研究推行，把中国语文改革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六、语文学到语言学的转向

      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和大众语运动中参与者就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彼此攻讦论难，唇枪舌剑，如同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场，这从黎锦熙所著《国语运动史纲》目录中“布防”、“缓兵”、“出奇”、“火攻”、“肉搏”等标题也完全可以感受到争论的浓厚火药味。然而尽管参与论战各方的主张不一样，各人提的具体方案也不一致，有的甚至互相排斥，大相径庭，但无疑都怀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意识到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语言文字必须进行调整和变革，必须适应时代而实现现代化，因而带着滿腔的报国热忱，从忧国忧民出发，投身于论战战场，探索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的可行方案。当然，我们也无庸讳言，在今天看来，有些学者的改革方案较为合理，有些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看法则失于偏颇，但无论是合理的方案还是片面的看法，都是这些学者实践所得的经验和教训，他们这种勇于探索的革新精神值得充分肯定。就语言学研究而言，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书面语一直以文言为正宗，书面语与口语严重脱节。三大语文运动的功绩则在于以实现“言文一致”为宗旨，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的体系，不仅更新了原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内容，而且开拓了新兴的方言学、语法学、修辞学等新学科，促使汉语的研究从研究文字和书面语转移到活的语言上来，即使是对文字和书面语所作研究也是旨在将其作为活的语言的记录来进行研究，从而使我国语言学研究完成了由语文学的“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

七、建国以来普通话的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推行民族共同语，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也成为当务之急。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并连载了吕叔湘和朱徳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同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汉语语言学史上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与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明确了汉语规范化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作为一个概念，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获得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的地位。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7年，《汉语拼音方案》发表。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国掀起了一个遍及城乡的推广和学习普通话的群众运动。1957年到1962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分三次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审订了1800多个异读词的读音，1985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定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正式公布，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和普通话的推广起了积极作用。1982年，“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也通过决议，规定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专门名称和语词的国际标准。

八、建国以来汉字的简化

      建国前，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已使用简体字。建国后，汉字的简化受到政府的重视。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作了修改，通过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草案》。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汉字简化方案》收简化字515个，简化偏旁54个。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务院关于简化偏旁类推的指示，编制了《简化字总表》，共收2236个简化字。1977年又发表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并试行其中的第一表。

       1980年，王力、叶籁士等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关于研究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建议》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科研计划（草案）》。这份《建议》和《计划》的目标是全面、系统、科学地整理“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的用字，针对现行汉字仍然存在字数多、笔画繁、读音乱、检索难的问题，提出要做到“字有定量、字有定形、字有定音、字有定序”，为今后我国的语文教学、出版印刷、新闻通讯、各种文字机器和电子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提供用字的规范。1985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根据试行中征求到的各方意见，国务院指示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指出“社会上滥用繁体字，乱用简化字，随便写错别字”的用字混乱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同时重新发表了略作调整的《简化字总表》。

九、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整个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语文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普及，都要求语言文字既适应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又保持自身相对的规范和稳定，语言文字工作面临一个新的历史转折。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订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会议指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会议提出的主要任务把简化汉字包含在研究整理现行汉字的工作中，没有单独列出汉字简化工作，主题报告中指出。“简化汉字是研究整理现行汉字的具体内容之一，所以没有再作为一项任务单独提出来。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

      百年来的简化汉字已经成为历史，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继续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宝贵财富。语言文字是一个稳中有变的动态系统，稳定只是相对的，变异却是绝对的。对汉字，尤其是繁难的汉字，在不失字义理据的前提下从变从易进行适当的简化，这符合文字发展的总趋势，也确实有利于文字的使用，但简化汉字具体方案的提出和实施则必须慎重，再慎重，要在严密论证和全面认识汉字体系的基础上通盘考虑，合理简化。既要考虑初识字者的学习方便，又要兼顾已识字者的使用方便，还要立足于计算机汉字信息处理的前景充分考虑到信息社会汉字信息处理的需要。切忌急于求成，还不成熟就凭借行政干预，结果难免欲速则不达，反而成为现今信息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累赘。

十、新时期的期待和探索

      回顾上述有关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这些论战和讨论，可以看到百年来一些仁人志士追求的有些目标已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实现，如普通话已成为全民族的通用语，汉语拼音方案不仅是识字和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工具，而且还可用于计算机的键盘输入等。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信息社会，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作为人类须臾不可或离的交际工具，在今天的信息时代里，对人类、国家、社会的发展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汉语信息处理的电脑化已是汉语现代化的大势所趋和必由之路。诚如1997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处于世纪之交的语言文字工作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文言已为白话替代，但我们还需要为纯洁和规范现代汉语而努力；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语也已确立，但推广普通话的任务还很艰巨；汉字改革中的有些是是非非，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汉语如何走向现代化？先哲前贤们已完成了他们的答卷，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先哲前贤们受时代局限的不足之处有待我们从适应现代信息社会的需要出发进一步加以完善，交出我们的答卷。如50年代制定的普通话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规范标准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推动科技发展，建设社会文明，加强国际交往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举世瞩目，但语言是发展变化的，现代汉语也是一个多变的复杂的共时动态系统，现代汉语的规范标准也应在动态语言规范观的指导下，根据语言的变化和社会的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如什么是北方话？南北方言如何划界？什么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典范与不典范如何区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我们给出答案。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从事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也可以说正是百年来所有仁人志士已做和想做而未能做的事的现代化延伸，而客观地评价百年来汉语拼音化和汉字改革的功过得失将有助于我们交出自己在汉语如何走向现代化上的满意答卷。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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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一九三四年)

　　序言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答国际文学社问 　《草鞋脚》 　论“旧形式的采用” 　连环图画琐谈 　儒术 　《看图识字》 　拿来主义 　隔膜 　《木刻纪程》小引 　难行和不信 　买《小学大全》记 　韦素园墓记 　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答曹聚仁先生信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门外文谈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以眼还眼” 　说“面子” 　运命 　脸谱臆测 　随便翻翻 　拿破仑与隋那 　答《戏》周刊编者信 　寄《戏》周刊编者信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关于新文字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论俗人应避雅人 　附记


且介亭杂文二集(一九三五年)

　　序言 　　　叶紫作《丰收》序 　隐士 　“招贴即扯” 　书的还魂和赶造 　漫谈“漫画” 　漫画而又漫画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寻开心” 　非有复译不可 　论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人生识字胡涂始 　“文人相轻” 　“京派”和“海派” 　鎌田诚一墓记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不应该那么写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什么是“讽刺”？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题未定”草（一至三） 　名人和名言 　“靠天吃饭” 　几乎无事的悲剧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题未定”草（五） 　论毛笔之类 　逃名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萧红作《生死场》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杂谈小品文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新文字 　《死魂灵百图》小引 　后记

深涧聆鼓

关于汉字改革的问题，唐兰先生曾有过自己的见解，我觉得，挺中肯。
现摘录如下。大家讨论。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三一”新文字------注音字 拼音字 新形声字 新汉字“P154
“我在写《古文字学导论》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新形声字的草案，主张保留汉字的形式，改革汉字的声符，这十几年来，曾看见过很多的类似的计划。但我的计划，后来修正了一部分，主要的是保留一部分意符字，作为基本文字，都是最通行最容易认识的字，不必加上声符。这样，我们可以只改动形声文字，把旧声符改为新的拼音的声符。中国文字本来已都是形声字，可作基本字的意符字不过几百个，所以依旧是容易学习的。“
”我总觉得推翻汉字不如改革汉字。虽然这事情很是艰难的，那些字是基本字，那些字是形声字，以及字体的简化，字形的选择，以及跟这个计划配合的新分类法，新的字典编辑法，在在需要缜密的研究。我们也明知道，合理的未必能行得通，通行的未必合理。……但是，合理的改革，正是我们的责任。“

孙兰荃

汉语拼音化是不能一言以蔽之地全盘否定的。因为从王照、劳乃宣一直到吴玉章、周有光、吕叔湘等学者，他们在做拼音化实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这里面有为了祖国富强，为了中国人民素质的提高、普及教育、发展大众文化的一种普世的、宗教般的人文关怀。我认为，争论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结论。拼音化只是暂不大规模地进行了，但是这种对祖国文化、对人民教育事业、对语文现代化的巨大的人文关怀，是永远不可否定的。
至于汉字改革——简化字运动的伟大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现在让人们回到甲骨文时代，是谁都不愿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