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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名家] 高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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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9-6 04:39: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 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中日汉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藏语和汉语》(1931)、《诗经研究》(1932)、《汉语的词族》(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1934)、《汉文典》(Grammata Serica,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40)、《汉语》(1949)、《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学简论》(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1954)。

    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学方面的研究影响最大。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的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的研究思路是:"我责成我自己追随着这些显赫的学者们(指清儒)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他们所搜集的材料上去,以便重建一个相当古的阶段的汉语语音系统,作为有效地研究方言的必要基础。"在重建中古汉语的时候,高本汉主要运用三个方面的材料:

    1)韵书和韵图;2)汉语方言;3)外语借词。在上古音的重建中,高本汉主要利用了《诗经》押韵和汉字的谐声原则,并根据他自己所构拟的中古音系(切韵音系),应用内部拟测法构拟音类的音值。

    "内部拟测法"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结构语言学兴起之后将共时语言结构的分析方法应用于语言演变的研究而产生的一种方法,但它的实际应用已见于高本汉的汉语上古音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分见于《中日汉字分析字典》《上古中国音之中的几个问题》《诗经研究》和《汉语的词族》等不同的著述中,到1940年,他将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凝聚,以字典的形式写进《汉文典》。

    如果说,《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对中古汉语语音研究的结晶,那么《汉文典》就是他对汉语上古音系研究的集中描写。它们在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汉语音韵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已被中国语言学家广泛接受。
发表于 2009-10-18 23:14:50 | 显示全部楼层
高本汉(B ernhard K arlgren,1889—1978),又译珂罗倔伦;瑞典人。

古音韵研究为有清一代的绝学,但限于传统方法,仅以分辨古音音类为能事;迨至近代西洋语言学引入本土,始能突破樊篱,对古音音值进行拟测。二十年代初,胡适译出俄人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汪荣宝受其启发,利用梵汉对音及日译吴音、汉音资料考订古代音值,有《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之作,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小突破;稍后高本汉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更凭藉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构建起中古音的完整体系,国人莫不风闻景从,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大突破。

受瑞典方言运动影响,高氏在中学时代即参与方言调查;后就读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又专攻北欧语及希腊语,遂奠定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大学时有意学习日、汉语,盖欲避熟就生,在语言领域另辟天地。他经过短期的汉语训练,于1910年来华,在太原大学堂任外文教师,其间调查华北方言三十余种;两年后复往巴黎深造,师从沙畹,并结识伯希和、马伯乐。此后获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历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及校长、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长、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

高氏以博士论文为基础,陆续以法文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一至四卷,至1926年出齐,后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为中文。此书借鉴瑞典方言学分析汉语方音,并参证古代的反切、等韵(韵图)及外语借词材料,对于《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作出详细构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创获,也堪称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创世纪。随后他更进一步,主要通过内部拟测,由《切韵》音系向前推求上古音系,撰有论文《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译),专著《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汉文典(修订本)》(潘悟云等译),影响亦极重大。自此,中国古汉语研究遂开始所谓高本汉时代,后来者或引申,或修正,或驳难,但罕能超出高氏规范的笼罩。

按:清代学术的重心在经学,尤在小学,又尤在音韵学,王国维1917年自旧学立场声言“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尤卓绝者则为韵学”,甚至说“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殊不知天外有天,王氏作此语时,高著前二卷实已横空出世,足以令清代音韵学为之失色。而林语堂称许高氏“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胡适更指“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工夫……三百年的古音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张世禄也称“他是把中国语文学成为科学化的最大的功臣”,皆足见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奇峰突出的地位。因为他能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地带另树研究范式,引发学术革命,有若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超越牛顿体系,故于中国学术史有绝大的意义与影响也。

高氏研治汉语的专著尚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中国语言学研究》(贺昌群译),皆概论中国语文的特征及其研究法,《汉语词类》(张世禄译)则探讨古汉语的语源,其他中译的单篇论文尤多。

语言学之外,他另有两大贡献:一在古籍真伪与年代方面,发挥语言学家之长,通过统计、归纳助词与文法的例证以判断文献形成的时地,在方法上为古籍考辨(辨伪)开辟一大蹊径,其论述见《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陆侃如译);一在殷周青铜器方面,从铭文、形制、纹饰风格各方面综合地区别铜器的时代与类型,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实有不约而同的旨趣,但至今尚无中译。此外,他对《诗经》、《尚书》、《左传》、《礼记》及《老子》等先秦要籍皆有注释,侧重辞义方面,与其语言研究相贯通,也体现他对中国古籍的基本素养,自有参考价值。

单纯论学识的渊博与坚实,近世以来,群推伯希和为西洋汉学家的第一人,高氏较之亦有所不及,然而论方法的创造性与成就的突破性则掩过之,故尊之为汉学家首席,拟以梁山泊额外头领之冠。

赵元任初见高氏,高用纯熟的山西腔汉语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我本来是汉人嚜!”虽属戏言,亦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甚至可见他在中国研究上的自信。他晚年曾对友人表示:“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典籍。”此话看似平常,似谦虚,实则似轻而重,亦甚自负自傲。惟其自足可当之无愧耳。

诗曰:语音发覆竟千年,方法西来似悟禅。盘古开天已先手,后来不过补苍天。

来源:http://zendao.blog.163.com/blog/static/11005218920098632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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