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汉字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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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皓云瀚，汉字江河流淌。
　　　　
　　相信每位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人，读到汉字时感觉都是暖洋洋的，那时你像是历尽艰辛，终于爬出密林瀚漠，于恍惚间见到了父老乡亲。
　　　　
　　然而，我在法国读到第一个汉字时，感觉更多的却是荒诞。
　　　　
　　当时我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住进朋友安排的一家宾馆里。在这里，我看见了“父老乡亲”，第一个汉字——那是“爱”。它不是贴在墙上，也不是印在书里，而是以文（明之）身抖动在猛男的一瓣屁股上——猛男正在荧屏里面“间歇性抽搐”。这是法国成人电视节目里的一个镜头，我感觉“乡亲们”被糟蹋了。
　　　　
　　好在法国人民明察秋毫，这毕竟是个精致的国家，没将汉字之“爱”如此“做掉”。更多的时候，汉字在异乡的境遇还是好的。我曾在法国西部小城的一家旧书店里见到一幅标准的中国字—— “书香”，挂在书店已近斑驳的墙壁上。旁边落的白是：“不问窗外纷纭事，但求世间未见书”。去年冬天，我随团参观大西洋边一个村庄的教堂，没想到与汉字亦有番奇遇。接待我们的乡村牧师神情肃穆地站在台上，单手悬开一轴书法，上面写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感慨不已。
　　　　
　　我住在一幢公寓里，邻居里有位叫DUC的越南教授，中文名字叫“德”，我们时常在一起聊天，DUC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意。起初他甚至教我说几句越南话，但很快，DUC便少了热情，DUC说其实他并不喜欢越南文字。那是一堆用拉丁字母、部分汉语读音以及几个注音符号七拼八凑出来的文字，无论是和中文还是西文相比，都显得捉襟见肘。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发明了自己的“字喃”，后受法国殖民者的影响，将文字彻底拉丁化，因此有了这“四不象”（法语、汉语、字喃、拉丁语）文字。
　　　　
　　布朗夏尔是我认识的一个布列塔尼族小伙，我们曾聊过《别再死了，语言！》（Halte à la mort des langues！）一书，当时他近乎哀叹地摇头——世界正以每年消失25种语言的速度（该书观点）走向“文明一体化”，布朗夏尔相信15年后布列塔尼语也在劫难逃 ;同样悲哀的是，法语在挤逼布列塔尼语的同时，未来也可能会“在英语文化的强大攻势下走投无路”。空前的文明兼并，阳光下可见的弱肉强食的水印，在整合世界文化的同时也让世界失去许多色彩斑斓的东西，直至人类文明的丛林里只剩下一种讲英文的动物。自十九世纪以来，英语就是这样，在推进世界文明进程的同时，它也扮演了“语言断头台”的角色。法国人所以恨英语文化，既是世仇，也源于英美今天的咄咄逼人的优势。
　　　　
　　和布朗夏尔一样，我的不少法国朋友对中国文化都十分感兴趣，比如中国结艺、剪纸、京剧脸谱，当然也包括汉字。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东方之所以神秘，和汉字不无渊源。这些像“被刀耕火种出来的”方块字，每一枚散发着原始绘画与图腾的气息。一位名叫马奥尔的法国男孩，见到我时常会掏出一个小本儿，让我教他习汉字。每次看他写中国字，我都难免会笑出声来。确切地说，他是在画汉字，像学素描，讲究“三停五眼”。听我说普通中国人能认几千个汉字时，他吓得半天没合上嘴。他大概在想，东方人的脑子的确神秘伟大，黑发之下竟然藏了那么多幅图案而不混乱。
　　　　
　　当然，真爱汉字的还是中国人，那是一种融于血液的热爱，而不只是出于文化上的好恶或实用的考量。一位来自沈阳的留学生朋友，听我背了句席慕蓉的“渡口船头风里翻飞的裙裳”，欢欣难抑，旋即将它写在黑板上，然后站在一边，浩叹汉字意韵之美。当时的情形让我一生难忘——他双手近乎掬着了“裙裳”二字，像圣·埃克绪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呵护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那一刻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每个汉字都是和狐狸一样可以被“驯养”的，而不止于唐诗宋词的意境之美——世界大概还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这样可以供人享受人生。
　　　　
　　近几年在网上看新闻，时常会读到一些让我欢欣鼓舞的文字， 世界经济“中国一枝独秀”，欧洲流行“汉语托福”，美国兴起了“中文热”，大家嚷着“你好！”到中国搞投资……洋子洋孙们不知道，当年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惟一没能抢走的，大概就是汉字了。他们更想像不到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汉字险些被中国人自己“刨个坑儿给埋了”。
　　　　
　　汉字，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我庆幸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这毕竟是个伟大的民族，穿越历史无穷的险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以忍辱负重之心，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未蒙没顶之辱。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事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作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我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颠。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语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冲散了的法文，像是拉丁版的方块字，既不流畅，也不美观）。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体西用”的案例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金贵的一面。原载《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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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就《汉字与国运》一文展开的激烈讨论，我再做点补充，谈汉字的改造。　　　　
　　清末以降，中国出现严重危机，包括民族心理。废汉字，即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失控、泛滥。
　　此景，如农民种庄稼，遭受虫害，颗粒无收。第二年，不去努力灭虫害，却要消灭种子。如此舍本逐末，再文盲的农民也不会去做。　
　　追本溯源，中国一夕颓落未卜，即因虫害连年，未得驱逐剿灭。以满清为例，其循环可概括为汉字的两次受害：
　　兴文字狱，积年累月（第一次受害）——》汉字失灵，国家衰败——》列强入侵，生死存亡——》群起救国，欲废汉字（第二次受害）　　
　　因此，汉字在历史上的困境，不在于信息熵的多寡，也不在于注音语法等装备精良与否，而在于汉字之不自由，社会丧失批判自新机制，导致汉字失灵。就像当下中国农民问题不在农民，而在于农民之不自由。倘若农民可自由迁徙，可以抗议不公正而不被地方长官拘禁，定不会沦落到今天。所以，责怪农民素质低，不如城里阔人先进，拖GNP后腿等等，自然是说不通。汉字无辜，不过如此。倘使汉字可使一国衰败，且一衰不起，中国历史上不会有百家争鸣，文景之治，大唐气象。倘使汉字遗祸，武大郎东渡带去的那两筐汉字，也早把东洋人害死，遑论千年之后，鬼子扛着“武运长久”的旗子来杀汉人。　
　　我们该如何改革汉字？就是要还汉字以自由。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作了些努力，如文言变白话，汉字有了大进步，形式上得到了一定解放，然而精神上汉字仍不自由。那些主张只有废汉字方可救国的大小鲁迅，所以群起疯癫，即是因为他们忽视了真正的汉字危机，在于汉字不自由。瞿秋白说汉字是“中世纪的茅坑”，可讲起方法来，却是径自去填茅坑，却忘了中世纪，不知茅坑事小，中世纪事大，大概是脑子一热，烧糊涂了。
　　汉字不自由。譬如说，大家会被删帖，表面上是帖子被删，实则是汉字受到伤害。又比如，有的朋友因为写作被罚款，人民币进行了转让，价值未变，但是汉字却受伤贬值了。汉字的价值就是要被用，但若用汉字的人被拘禁了，汉字的价值也是发挥不出来的。这种经历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或听到一点。不要小看一点点贬值与压制，久而久之，汉字就会失灵。
　　去年，读一本巴黎华人写的书，如同用法语开“三中全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书也是中国研究，用的却是法文。最初我对海外华人忙着用外语写书很不理解，也包括对抱一先生的诗文与小说。后来在学校做了几篇论文，渐渐有了感受，有次竟一口气写了十几天，忽觉快意平生。为什么？这并非我长于写法文，而是因为没有不自由，意创笔随，无拘无束，老师只是担心我是否讲得清楚，而不是“疑似”与否。我瞻前顾后，无非查查字典，较较语法。
　　我举个疑似的例子，大家看看汉语的困境。数日前，我试着在网上添加个人文集，一篇关于“法国病”的新闻评论，该网站服务器提示我有敏感字符，无奈，我一一“更正”，“迂回走转”吧。接下来的问题，实让人无可忍受。为什么？服务器又说了，“万里长城”敏感，疑似！万里长城为何会变成敏感词汇呢？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好解。长城无辜，只因“万里”两字。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不太知道，万里不只是数量词，还是个老同志。
　　中国自古有为帝王避讳的传统，客观地说，对于中国旧文化，不算伤筋动骨，甚至为后人识破张五常先生的假古董，还颇有些好处。但是，为帝王讳仅限于皇帝前后几代。现在国家甚至为老干部健康着想，或有口可藉，但因为疑似，便要捎上长城，委实情理不通。万里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好歹也算是国宝，国宝不自由，我想家宝总理也不会高兴！万里同志知道了，大概也会生气吧。因为照这逻辑，倘使盛中国先生不搞音乐，改行做大官， “中国”也得疑似了？　
　　因此我说，西文较汉字并非优越，但有优势，即因汉字不自由。我从不怀疑汉字的表达能力，况且，表达方式可以变化多端，比如从诗到词，从戏曲到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我长在江南，飘泊异乡，每念及少年情境，常回吟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谓梦萦魂牵。今天的白话再好，也是抵达不了这几句骈文的意境的。当说，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繁荣，也各有各的局限，若只限于其中一种，汉字仍不自由。唐宋诗词的繁荣，不失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但这种格律词牌让文人才子醉心写了几百年的情绪，玩填字游戏，也是一种局限，还是因为汉字不自由。
　　汉字逃过上世纪的劫难，终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如果我们失去了母语，我们的心灵将会面临怎样的飘泊，当我们的孩子读不懂我们的童年，又将是怎样的惆怅悲伤？写《汉字》一文，并非笔者泥足保守，而是心向更真实的自由。寄语中国，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左派，右派，对过去的一切，现在的一切，多点理性和宽容，更不要视自己文明为无物。所谓“苏格拉底有苏格拉底的庙宇，孔子有孔子的庙宇”，将自己的文明连根拔去，终究是不理智的。在此基础之上，相信，今日对汉字最好的改造，不在于向外求，而在于给汉字更多的自由，更理性，更宽容地对待汉字和使用汉字的人，这点政府和民众都有责任。使用汉字的人，珍惜已经获得的自由，也宽容他人使用汉字的自由，努力争取完全的自由。若说汉字与国运之有关联，仍在于汉字是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