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的结构演变（学生我的学年论文，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风吹风

语言符号的结构演变

摘要：从索绪尔开始，到拉康，到巴尔特，到德里达，语言符号的结构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迁。在对四位语言学家的语言符号结构理念分析中，笔者尝试从这几次变迁中寻找科学哲学对语言学渗透与作用的痕迹。
关键词：符号 能指 所指

事物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我们的语言也是如此。在考察语言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从语言的最本质结构开始，即语言符号的结构下手。越是对语言作深入的微观研究，我们就总会发现语言的基本单位结构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和丰富的表现形态。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都是语言符号结构变迁引起的哲学界波动。索绪尔、拉康、巴尔特、德里达，每一位语言学大家都是哲学大师，下面就让我们到他们语言符号的结构理念中去寻找哲学的踪影。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四位大师的语言符号结构。索绪尔的符号结构是从语言符号中引发出来的，在他看来，“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而音响形象也不是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结合的心理实体。为此，索绪尔选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了‘概念’和‘声响形象’作为一个语言符号的两个面”。正如巴尔特所说的，“索绪尔在考虑了意形与意子，形式与观念，形式与概念之后，终于选定了能指与所指，二者的结合构成了符号……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语言是人的无意识行为。在他的语言符号中同样存在者所指和能指，然而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他认为在一个语言符号中，能指在所指之上，能指具有至上统治地位，没有能指就无法引出所指。而且他还指出，没有确定的所指，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关系并不是紧密，是一种松动的任意性关系。在漂浮的能指下面是滑动的所指，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说话人的所指境界，我们的语言行为本质上在进行着“能指游戏”。拉康语言符号中，“漂浮的能指”和“滑动的所指”思想对随后的解构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法国哲学家，文字学家。在他的文字学中，创造了“异延”这个概念，用卡勒的话说就是，“‘异延’既指作为意指条件的某种先已存在的‘被动的’差异，又指某种产生各种差异的散播行为。”其实，皮尔士也早就认为，解释符号并不等于为它找到了一个寄居的意义，不是为它解码，而是引出一串无穷无尽的符号链，“一个符号产生另一个符号，解码过程同时也是编码过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符号学，在将意义放逐到无边无际的异延之后，实际上也就把符号的内涵掏成形式的空壳，而任何意指过程就变成了一场能指的游戏了。
语言符号从索绪尔到拉康，其中的意指都是含混不清的，而在巴尔特手中，意指被确认为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符号是音响，视象等的一块（双面）切片。意指则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合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并且他还认为意指具有无限化性质。因此，“他在叶尔姆斯列夫等人的有关符号观念的基础上对引申意义层作了新的阐释，认为如果用E代表符号的表达面，用C代表内容面，用R代表二平面的意指关系，这样就得到ERC意指关系系统。假若让ERC系统变成另一系统的单一部分，这个第二系统因而成为第一系统的引申，也就是说，第一系统ERC可变成德尔系统的表达面，可以书写为（ERC）RC。可以看出式中第一系统构成了直接意指平面，第二系统构成了引申意指平面。于是一个被引申意指的意指系统是一个其表达面本身由一个意指系统构成的系统。假若再引申，第二个ERC就成了引申系统的意指表达面，第三个ERC就会变成第二个意指系统的引申部分。”①符号可以在意指过程中无限引申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语音是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文字的符号，文字是文学的符号，文字、文学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人类的符号，人类是宇宙的符号。

以上四位语言学大师的语言符号结构各个不同，然而其中关于语言的两大原则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任意性和理据性（约定俗成性）。任意性是索绪尔确立的语言符号结构第一原则，而在其语言学理论中却鲜明地突出语言结构的稳定性（理据性）。人们因此经常以此矛盾为依据来批驳索绪尔。事物是联系存在的，同时也是对立存在的。对立则指明了事物的差异性存在，事物的差异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可分割，一是可分辨。物质实体既可分割也可分辨，而意识实体则只可分辨，不可分割。语言符号在索绪尔看来是一心理实体、意识实体。其结构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结构实体、笔者斗胆认为，索绪尔因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把世界分为物质与意识二元，而没有物质、能量、信息这世界三基元的科学概念，把音位编码与声音编码混为一谈，强调能指（音响形象）和所指（概念）结合的重要性也就在所难免。矛盾统一体表征的是单维两极的属性存在，即事物某一属性的两个极端。当我们对事物一维属性作具体分析时，该维属性作为一个由无数量值构成的完整的连续统呈现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试图用概念把握它们时，通常总是先撇开期间无数中介性的量值，只抓住该连续统的两个端点，即两种相反的极性，例如物体温度的冷和热，体积的大与小，速度的快或，还有阴阳、美丑、长短、高下、前后、损益、刚柔、强弱、胜败、攻守、进退、等等
在笔者看来，索氏的任意性第一原则与强调语言结构的稳定性有矛盾，却并非同一唯属性的矛盾。在阐述任意性时，他看到了概念在选择表现形式时的不确定性，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形式。而在描述语言结构的稳定性（理据性）时，索氏的目光放在结构组合的关系上，物质实体和意义都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由符号联系起来的成分。索氏也曾指出，“语言在有关思想方面的主要作用不是要创造一个用以表达思想的物质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联系物。因此，我们有理由明确索氏在分析语言结构关系层面的独到见解。此外，我们还必须明确，索氏的任意性原则主要建立在语言的历时研究层面，而稳定性（理据性）原则主要建立在语言的共时研究层面。语言的历时研究是对语言的动态演变的研究，历经时代的变迁，语言中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达内容。在该时代中的不同国家、民族、地域也存在语言时刻发展变化。因而，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成其为任意性第一原则。语言的共时研究则属于语言符号的相对静态研究，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域，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交际工具，其能指与所指必须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让该语言群体内的成员得到一种归属感，可以把个人的信息能量注射到该语言系统中去，也可以从中吸取个人所需要的信息能量。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认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分别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研究语言，体现出语言作为一种事物在发展演变中绝对运动性与相对静止性的统一。
索氏语言理论中的理据意义，诞生了我们结构主义的原形。因为我们在使用语言时不可能只是运用语符，即只是做能指排列与组合，只知道形式而不懂内容，是无法进行交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概念、意义）先行，音响（语音，能指）跟随。所以语言符号在交流中是整体（能指和所指结合）出现的。这也辅助了德国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形成，格式塔心理学认为，人脑对信息的吸收与储存记忆是模块化的，把当时事物或场景的所有信息通通编码，包括人物、时间、地点、气氛等等。通过其中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再认和回忆其他信息乃至整个场景。结构主义揭示了事物之间联系的必然性。结构主义对我们把握世界的稳定性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的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响形象）是一对有机的心理实体，它们之间不存在障碍，点击某个能指必然通达确定的某个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一种因果线性关系，语言符号也就成为相反相成的一个“对立统一体”。而拉康则不然。在分析语言符号的构成时，索绪尔和拉康都借用了一张纸作比喻，能指和所指是其两个面，索绪尔看到的是那张纸有正面，有反面的整体结构，而拉康关注的则是那张纸的厚度，也就是能指与所指的距离。他认为语言符号没有明确的所指，因为那张纸的阻碍，所指被模糊了。拉康把索氏能指和所指之间结合的关系松动了，无论从心理学上，还是在哲学上都是理论的一大飞跃，我们的语言哲学从此迈入了微观非线性时代。语言符号不再是索氏理论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永恒不变体，拉康把更多的精力是把语言符号从静态的共时语言中解禁出来，放逐到动态的历时语言中去。具体地说，是看重言语，看轻语言，反对语言的抽象归纳，主张在语言现象中解读语言符号。如此说来，拉康倒成了日常语言学派的鼻祖了。这源于他在精神分析中意识与无意识现象中得到的启发。拉康指出，人类在选取词语发音时，就以一种中介性的物质，把说话人的思维、观念、感受屏蔽起来，让听者通过语音进入了无穷无尽的想象世界之中，永远无法接触到说话人真正的所指对象。尽管话语过于偏激，却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揭示了世界中事物的非线性存在、非线性联系和作用。在拉康那里，语言符号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差异协同体”，事物有众多的联系对象和作用对象。差异协同体表征的属性存在，既包含了单维两极属性，单维多级属性，同时也包括了多维属性。系统辩证总是力求将属性中的无数中介量值精确地加以描述区分。例如物质的固态、液体、气态、等离子态；人格中的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抑郁质等。能指另一端的所指是多元的，正如所指另一端的能指也是多元的，结合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起着一种映射作用，那关系是一种映射函数，能指在不同映射函数的作用下有不同的所指结果。在语言过程中，那种映射作用就是特定语境产生的“场”相互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词所处的位置不同、语法作用不同，意义自然也不同。这种语言符号非线性结合的观点，在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的意义“三分法”那里也可以得到确证。
拉康对于语言学最大的贡献是能指与所指结构层面的位置，把能指面至于最上层，突出强调了能指的至上统治性。在他看来人类必须借助能指来通达所指，因为人的思维、观念、感受是没有直观性的，必须借助载体予以表达，而能指就担当了这个重任，而且，能指区别于所指，同时也区别于其它能指，只有在与其它能指的区别对立中才能引出所指的一般意义来，这就超出了语言符号的结构而上升为符号结构的一般属性。拉康的能指理论把形式的重要性提到了语言的首要位置，与我国历来的炼词造句观点如出一辙，即探讨如何缩小能指与所指的距离，如何让语言尽意。字、词、句都有本义、引伸义，本义就是概念的稳定部分，是概念中的内涵。引伸义则丰富多样，是概念的外延部分，甚至比外延更为广阔。朦胧诗就是在这种语言理念下产生的，朦胧诗的解读空间很大，也造成了诗意的不稳定，在不同的思维模式下有不同的诠释内容。每一个内容都成为可能，每一个内容的背后都有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论证方法。这就不仅仅诗诗意的发展了，不仅仅诗文学层面的发展了，还涉及到逻辑学的拓展与深化。在笔者看来，美国现象学的发展与俄国的形式主义都与拉康的能指理论有不解之缘。现象学的根在法国，鼻祖诗胡塞尔，而现象学却是先在美国成形、开花、结果的。直观性是现象学的核心，纯粹直观性是其逻辑标准。某些事物或者现象的发展演变是经不起逻辑质问的，现象派认为，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演变就是最永恒的逻辑，它以直观形式显现，没有太多的因果理由，也没有太复杂的抽象规律。现象派不主张在认识事物时对事物抽象把握，他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最纯粹的、最根本的存在方式，脱离了时间和空间，一切事物都会面目全非。也如同日常语言学派的观点，日常语言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人类在使用时误用了日常语言，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在于弄一套形式语言，而在于现实语言环境中分析语言而澄清混乱和谬误。换句话说，不是现实世界出问题了，而是我们的逻辑思维出问题了，这听起来尽管有点不可思议，但却为我们打破思维定势提供了一个方法。俄国的形式主义不免给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不良印象。然而真正的形式主义却是讨论选择何种形式或如何设计形式，使之更能表达内容，追求的是那种一针见血的效果，而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是对内容本质的掩饰与回避。
巴尔特和德里达都站在宏观层面来分析单位语言符号，考察的是单位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别。通过意指，巴尔特把语言符号的结构范围以一种结构模式无限延伸开去。语素、词语、断语、句子、段落、篇章。单位越来越大，尽管语言的信息量变了，可是结构框架依然如此，只是以一种简单的自相似结构分形演变。“分形论认为，分形内部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都应是整体的再现和缩影，称作分形元。其实，分形就是部分和整体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同一种行为在越来越小的尺度上重复出现，即它的形态不依赖于特征尺度，而具有尺度变换的不变性。”②例如我国的政府机构，中央上面有财政部、国防部、卫生部、教育部、交通部；厅一级有财政厅、公安厅、卫生厅、教育厅、交通厅；市一级有财政局、公安局、卫生局、教育局、交通局等，部是一级单位，厅是二级单位，局是三级单位，它们的体制结构是基本类同的，只是管辖范围的大小有差别。
在巴尔特眼中，高一级语言单位牢牢控制了下一级语言单位，呈现了一种立体线性结构体系。语言符号的产生均有一定的理据性，理据性的强弱与语言单位的大小成正比，即语言单位越小，理据性越小，语言单位越大，其理据性也越大，高一级语言单位对次一级语言单位的控制是理所当然的，但并不能因此而扼杀了任意性。如果我们承认了较小一级语言单位的任意性，毫无疑问，我们也同样应该承认较大一级语言单位的任意性。因此，尽管小一级的语言符号可以作为高一级语言符号的一个能指面或所指面，高一级的语言符号却可能有着独体的结构方式，这些结构方式可能与小一级语言符号结构方式有一个、两个、多个差别，我们也不能一味把它抽象为一般模式，而必须加以区别分析，这也可以看出巴尔特语言符号结构的局限。
在巴尔特的意指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结构主义的影子，不难找到理据性的痕迹。然而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框架与索绪尔的不同，巴索二人都强调理据性，却不是在同一立场上。索绪尔是站在微观层面探讨语言符号的个体理据意义；而巴尔特则是站在宏观层面审视语言场景对单位语言符号的逐级约定俗成。索氏更多的是抽取单个语言符号确证其能指与所指间的必然联系，而巴尔特则是在语言场景中考察整体规约情况下，局部单位语言符号的变异性。也就是某个语言符号中所指面内容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对概念或者说内涵的偏离程度。具体地说是局部个体结构服从整体结构，语言环境对单个词语的意义异化或特殊化。也就是说，句中某词的词义表征的是本义还是引伸义，或者是哪个引伸义，完全由整体的语句意义所控制。可以说是机械控制，也可以说是宏观调控。
德里达呢！他通过“异延”，把某一个单位语言符号的活动能量在没有到达寄居意义之前就转到其他单位语言符号上去了，在一次次的能量转移中，联结出一张语言符号网，在无限次的联结中消解了语言符号“着陆”的可能性，永远处于浮动的关系当中，让我们陷于一片混乱的语言符号之中。我们就真的是处于他所说的一片混乱了吗，并不然。在系统辩证学中，我们通常把微观、宏观上均有序或微观无序而宏观有序状态称为有序态；把微观与宏观无序或微观有序宏观无序状态称为混沌态。无论是有序态、混沌态，在世界这个有机系统中，微观或宏观总会相对有序，表面的混沌背后可能隐藏着惊人的有序。人脑的感知系统在弗洛伊德那里细分为三个层次：潜意识（或者说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人脑的感知与记忆是同时进行的，在对事物的解码分析时候，就已经编码储存在大脑中了，在记忆中的工作记忆系统是人类思维工作的主要平台，信息的解码储存与编码输出都受到工作记忆中的中央执行系统的控制。工作记忆系统的空间并不大，却是信息由意识领域进入无意识领域、由无意识领域进入意识领域的“海关”因为这个系统的心理能量有限，以及信息提取速度很快，不可能将所有提取的信息全部反映出来，只要在工作记忆系统中输入关键词，在大脑内的信息就会被激活，产生扩散――联结作用，并不需要逐一将信息表征在我们意识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在收到能指（或者说语音）的时候，就已经激活了心理词汇系统中的概念，而概念只是没有进入明显的意识状态中。伴随一串能指的获得，我们大脑中就已经形成一条“前意识”流，凭借这一条“前意识”流，我们就可以理解对方的意图。这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能指的外显性、意识性，所指的内隐性、前意识性。因此，索绪尔详细阐述了能指的存在、联系作用，却对所指模棱两可，只是把它作为与能指整体性结合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悬念”部分悬而不谈，也就不足为奇了。

语言符号在德里达手里是完全自由的，能指与所指几乎是毫无瓜葛的。他在文字学中把表达形式（符号）、指称对象、意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压缩为表达形式（符号）和指称对象两部分，语言成了绝对化的符号了，不包含意义，语言法则也只剩下了任意性，解构主义由此诞生。它把一切都看成是混乱的、无意义的，与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可谓臭味相投。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人们似乎疯了，轻者在文学上大吹大擂，把丰功伟绩，英雄豪杰拉下了神台，把一切都诠释得平凡、平庸无奇。重者看破红尘，或者出家或者归隐。更甚者发疯、上吊、跳湖、卧轨自杀了。

结语
   从索绪尔到拉康、到巴尔特、到德里达，反映的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本体演变，更反映了科学哲学对语言学的不断渗透和作用，线性、非线性、分形、混沌，每一个概念的标志性建立，都包含了深刻的哲学内容。语言符号本体意义的每次变革都反映了科学哲学在语言学领域的作用过程。科学哲学给语言符号以新的内涵，语言符号也为科学哲学概念的定义与诠释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语言学与哲学的永世不解之缘。

注释：
①        齐效斌.符号意义研究的开放性与适切性[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9（3）
②        汪富泉 李后强.分形、混沌理论与系统辩证论[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4.（2）


参考文献：
1.        杨朝军.符号的本质(上)[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2.        禾木.论拉康的能指理论[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3.        齐效斌.符号意义研究的开放性与适切性[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9（3）
4.        汪富泉 李后强.分形、混沌理论与系统辩证论[J].系统辩证学学报.1994.（2）
5.        张华夏 走向21世纪的新辩证法思潮：系统主义[J] 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0 （1）
6.        庄捷 周晓琳.汉语词汇产生中语义，语音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J].心理学报.2003,35(3):
7.        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M].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3 8
8.        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 组编.自然辩证法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1
9.        罗兰·巴尔特著 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88
10.        杨志良等编著.记忆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