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新华字典”现象

孙兰荃

作者：卢新宁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
2003年12月30日 第十一版

题记：是什么原因，使得一本小字典创造了50年行销4亿册的“世界图书发行奇迹”，成为一个民族的“无声之师”——

       一本不到70万字的小字典，50年来200余次重印，发行4亿册。在当代中国，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知晓它。

　　它是亿万中国人的良师益友，是海内外中文读者的“挚爱亲朋”，是人们汲取知识养分的最初的起点，是读书人相伴终身的“无声的老师”。

　　2004年新年之际，在这本曾经创造了“世界图书发行奇迹”的小字典———《新华字典》第十版出版座谈会上，众多专家学者回顾《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面对图书出版领域现状，提出了解析“新华现象”、发扬“新华精神”的倡议。

　　小字典大学者，几代知识分子铸就的文化标志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本语文工具书，也是我国第一部普及性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大凡一种成熟的民族语言，基本上要有两部字典，一部是多卷本的详尽的历史语言字典，一部则是简明的日用的老幼咸宜的小字典。第一版《新华字典》编纂于1953年，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新世界的建立者们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肩负规范现代汉语的职责，也要担当扫除文盲的任务。

　　从一开始，这本小字典就蕴藏着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也正因此，在它的旗下，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邵荃麟、魏建功、陈原、丁声树、金克木、周祖谟……小字典大学者，《新华字典》的这个特色整整保持了50年。在后来的岁月里，又有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加入修订者的行列：王力、游国恩、袁家骅、周一良等等。

　　“我们以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如果真能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那是十分愉快的。”半个世纪之后，回头再看魏建功这些久负盛名的大学者投入这项事业的初衷，再看《新华字典》惠泽亿万民众的巨大影响，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

　　小字典大学问，这些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将深厚的学养和热切的追求倾注在字里行间，盈盈一握的《新华字典》成为几代知识分子铸就的文化标志。小小的《新华字典》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的背后有如此多的大学者的支撑。“今天我们还应当提倡这种大学者小字典的‘新华风格’，提倡名家大家面向大众、力于普及的学术风气。”总结《新华字典》走过的50年历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这样说。

　　小字典大作用，亿万民众学习知识的工具

　　记得5年前，本报刊登了陈原先生回忆编修《新华字典》的文章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的一封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这位读者从小生活在贵州山区一个小县城里，小学二年级时，从一位家境富裕的同学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新华字典》，一时惊为天书。为多看几眼，她拿出自己的“绝活”———以为同学做7个漂亮的毽子为交换，借字典回家看了7个晚上。这7个夜晚，小学毕业的父亲几乎没有睡觉，在油灯下，将600多页的字典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终于让自己的女儿也有了一本“新华字典”。

　　这个真实的故事应当是献给50岁的《新华字典》的一份贺礼，也是“《新华字典》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的另一个解释。半个世纪以来，这本凝聚着众多学者大家智慧的小字典，是亿万民众相依相傍的“老师”。它曾在上个世纪50年代，帮助几亿工人农民扫盲识字；60年代，在知识文化的荒野里烛照万千国人灰暗文化生活；70年代，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友人；80年代后伴随亿万中小学生攀登知识的山峰。它在传播知识、普及文化以及推广普通话等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纵览我国半个世纪的各类出版物，难以与之比肩。

　　文化是民族的命脉，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而字典则是普及文化的工具。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曹先擢先生这样说：“在现代汉语辞书历史上，《新华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以前没有一部能够完全合格的现代汉语字典，在它以后的现代汉语字典，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而不断改进的。”

　　小字典大精神，严谨求实、服务民众、与时俱进的理念

　　在中国，很少有一本书能有这样的经历：在它出版后的50年里一直都有编读往来。无论世事变迁、时光流转，《新华字典》从未中断过与读者的密切联系。

　　“《新华字典》一问世就为人民群众学习文化、普及基础教育服务，这种贴近民众的主动追求，成就了这本小字典可贵的人民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教育部副部长王湛这样解析小字典创造的奇迹。

　　新华字典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辞书”，同时，也是中国辞书史上修订频率最高的辞书。50年来，伴随社会的进步和时代变化，这本词典整整修订了10次。“字典虽小乾坤大，甘苦几多心自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德炎告诉记者，每一次修订都要在字词上“咬文嚼字”，都要在内容上“与时俱进”，都要在形式上“革故鼎新”。

　　与群众的需求紧密相连，随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50年来，《新华字典》正是靠着这两股永不松懈的“纽带”，成长为图书出版领域永葆青春的“长青藤”。

　　为了打造精品，字典编辑人员建立了数百万张手抄卡片以及几千万字的语料库，出版单位商务印书馆更是创造了差错率为零的出版纪录，使得这本词典获得了国家辞书奖荣誉奖和特别奖。

　　“我们的图书出版种类已从当初的每年9万种攀升到19万种，但印数却不仅未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原因就是像新华字典这样精雕细刻、一版再版的传世佳作太少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如此感叹。

　　“无知又大胆，就来编字典”，面对出版界制假制劣愈演愈烈的现状，面对时下好大喜功的浮躁学风，人们的目光开始透过《新华字典》那些神奇的数字，看到小字典中蕴藏的大精神：严谨求实的学风、服务民众的追求、与时俱进的理念。

孙兰荃

作者：刘庆隆（《新华字典》第一版编者之一）
来源：原载：《文汇读书周刊》
2004-06-14

    《新华字典》前六版都署名新华辞书社编。新华辞书社成立于1950年8月1日，主要由叶圣陶先生组建和领导的，叶先生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又兼任社长和总编辑。新华辞书社刚成立时，有魏建功、张克强、李九魁、李文生等几位，以后的萧家霖、孔凡均、杜子劲、朱冲涛、张遒芝、李伯纯、刘庆隆、王蕴明等陆续到来，到1951年初就有14个人了。新华辞书社成立后，就要着手编一本小字典。开始时，叶先生拿来一本开明书店的小字典稿子，想在这个基础上加工。后来感到内容不合适，遂决定另行编写，到1951年夏编完初稿。参加编写的有魏建功、萧家霖、杜子劲、张克强、孔凡均、李九魁等几位。

    当时的做法是：每个参加编写的人都有一本《国音常用字汇》，按这个顺序，每人分几个字母，由编写者自己从《国音常用字汇》里选字，选编的字就画个圈。编写工作分头进行，各守封疆，互不为谋，又没有人总其成，工作中的情况，互不了解，各人按照各人的想法进行编写。结果，每个人的稿子，收字的宽严，注释的详略，举例的思想性，都不一致，分歧很大。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有以下原因：一、编写开始时，对怎样编写虽交换过意见，但没有成文的编写细则，大家缺少统一的依据。二、编写初稿的人是陆续参加的，后来的人对前边的情况不甚了解，而又没有现成的编写细则可遵循，只能靠自己摸索。三、编写人员过去都是个人工作，没有做过集体编写工作，缺少集体编写的经验和习惯。工作中很少交换意见，又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以为是，敝帚千金。四、领导只起到了编写人员的作用，不能掌握全局，辛辛苦苦，顾此失彼。

    从编写的初稿中选一部分油印，送领导、专家、中小学教师和中等程度的干部审阅提意见。还分别开了些座谈会，有专家的，中小学教师的，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的。还单独邀请从广州来北京开会的王力先生参加座谈会。内部也分看了一部分，结合外面的意见，进行了讨论。首先看到的问题，是稿子分歧太大，很难统一。其次是感到稿子的政治思想性太差，如“八路扒路”、“诈尸确有其事”、“吃窝头凄心”等。一段时间内，意见没有统一，工作怎样进行下去，没有定下来。1951年夏机关里开展了镇反运动，当时在出版总署叫“忠诚老实学习”，工作停顿了下来。后来统一了认识：初稿不能用，就决定重编。先开了一系列业务会，重新拟定编写方针，制定编写原则，然后试写。在这些方面，萧先生是花了很多心血的。1952年夏正式开始编写，参加编写的有魏建功、萧家霖、杜子劲、张克强、孔凡均、张遒芝、李伯纯、刘庆隆、李文生。

    总结了第一次编写的经验教训，这次编写，分了三个层次，初稿，看稿，定稿，采取流水作业，平行进行。初编的人分成小组，每个人编的稿子，由小组互审提意见，个人进行修改。然后交看稿人，看稿人根据编写细则的要求，进行审阅修改。然后交室领导定稿。初编用蓝墨水，看稿人修改用红墨水，定稿改动用绿墨水。经手的人，都在稿子下边盖章，层次清楚，一目了然。这样做，责任分明，有编有审，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正。

    第一版封面是：新华字典，由魏建功先生书写，新华辞书社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大64开本，正文700页，附录132页，检字表46页，书前后都有《注音字母音序表》。单字是按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同音的单字，形声字按声旁排列。声旁、同声旁的字、非形声字都按起笔排列，起笔的顺序是点、横（横折）、直（直折）、撇（撇折）。单字的排列比较认真，是李九魁排列的。单字虽按音排列的，但一个字的不同的音义却都列在一起。书后附《笔形部首检字表》，方法是按笔顺兼顾部首，是由魏先生和李文生研制的。书内有插图三百多幅，由李文生、李伯纯编辑，人民教育出版社绘图科绘制的。

    《新华字典》刚印出来，就发现“民”下“国民”注释错误，把“国民”注释得跟“人民”一样。于是马上进行修改，没有印的，挖改后再印。印出来的，贴上改正的注释再发售。

      第一版书发行后，根据方言地区读者“不会使用”的意见（苏州有些读者甚至要求退书），赶写《笔形部首检字表》的补充说明小册子，随书赠送。音序本遍就后，考虑到方言地区读者对音序不熟，使用困难，就又着手编写部首排列本，听取方言地区新华书店反馈意见后，加快了编写进度，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参加编写的有魏先生、萧先生、杜子劲、孔凡均、李伯纯、刘庆隆、李文生。

    《新华字典》最早编撰者之一，目前惟一健在并自1953版至今始终从事此项工作、有“活字典”之称的刘庆隆老先生

柴禾妞

  伟大领袖毛主席哼哼教导我们说：人多力量大！

是什么原因，使得一本小字典创造了50年行销4亿册的“世界图书发行奇迹”，成为一个民族的“无声之师”——

首先计算一下13亿中国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几之几，然后再掐掐13亿人里有多少个大中小学生，多少个教师，这个“世界图书发行奇迹”之“奇”不就解“奇”了么？:w00t:

孙兰荃

作者：顾晓鸣
来源：原载《文汇读书周刊》
2004-06-14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文化，都有一个“书同文”的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实际上是共享信码，当初《新华字典》的出版，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仅仅是白话文的意义。就语词意义在文字上的体现和表现而言，统一文字（书同文），第一是正字法：如笔画怎么写，字的结构怎样构成等；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字和词的内涵构建的一个意义系统。所以，从文化上讲，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层次的人民的一个通用的“规范”。从这个层面上讲，《新华字典》解决了正字法的问题，成为新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语词意义系统的构建。

     总体而言，《新华字典》语言相对稳定，随着时代的节奏，要适应新的生活，成为沟通各个阶层、地域的一个很好的“规范”通道。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词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来进行交流、表达，《新华字典》相应的收进很多新的词语。《新华字典》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体现与时俱进。包括改革开放，也包括全球化语境下，大量新的词汇扑面而来，新的条件在内在的机理方面要有新的表征。辞书所包含的书写符号的更新、衍生和新创，以及这些符号和整个社会生活的相互关联和协调，为此，作为词典，必须随时更新、跟进，这也就是《新华字典》历次不断修订的原因之一。

      作为倡导学文化运动的《新华字典》，作为一个坚实的共享符号系统，面对一个开放而多元化的社会，理应获得自身发展和提升的内在动力和一种全新的机制，语汇的急速变化与时尚流行又为《新华字典》的提升拓展了更大、更多的视界，使其拥有更加先进的形态、更加成熟的形态。

孙兰荃

作者：魏至
来源：《文汇读书周刊》
2004-06-14

    《新华字典》最特殊的一次修订是在“文革”期间。1970年秋，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国务院科教组组织一个班子修订《新华字典》，以应中小学生和工农兵的急需。

    修订工作于9月开始，总理的指示是“小改”，但康生、张春桥等要求大改，以“突出政治”。于是扩大修改面，提出四百多条修改之处。总理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一些反动、封建、迷信不改不行的以外，一般都不必改。根据总理指示精神，最后修改64处。但由于严重的个人崇拜思想影响，还是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笑话的事，如“背”字条有个义项“背着”，举例为“背着太阳”，被认为有“背着红太阳（毛主席）”之嫌而删掉了。总理问为什么？听到回答说是怕有影射之嫌，气愤地说：“神经过敏！”在他直接干预下，这个例句才得以保留下来。

    周总理始终直接关怀着《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多次亲自听汇报，认真地斟酌每一个修改条目，前后竟达三个多小时。“役”字条里原来有“劳役，兵役”的义项，修订小组以两者并提可能使人把服“兵役”联想到服“苦役”上，删去了“兵役”一词。总理认为“兵役”这个词还是应该保留的。同大家研究了很久，提了些办法都觉得不够理想，就批示“（张）春桥，（姚）文元，（郭）沫若，（李）四光同志校正”。郭沫若看后搞了个新义项，添上了“服兵役是保卫伟大祖国的光荣义务”等词句。总理觉得还是不妥，最后同意了修订小组提出的另立“兵役”一条义项，但不加解释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修订附录“化学元素周期表”时，修订小组根据科学院化学所资料列了103种元素。汇报时总理说，现在又发现了两种新元素，是105种了，并让修订小组再去化学所了解。化学所说确实有两种新元素，但是在命名上有争议，一个是“苏修”命名“美帝”不承认，一个是“美帝”命名“苏修”不承认，所以没有提供。结果修订小组采取在表上列出但暂不写名的办法解决了。大家都为总理学识之渊博和对新事物的敏锐而深感折服。胡中文先生讲《新华字典》有若干个“世界之最”。我想：一个如此大国的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修订一本小字典达三个多小时，恐怕也算得上是又一个世界之最了。

孙兰荃

累计发行4亿册 日前推出最新版 《新华字典》应对盗版引入“黑客”

文汇报记者 吴娟
转自《文汇报》
2004-1-6

   《新华字典》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也一直是我国发行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语文字典，深深影响了几代人。日前，在经历了新一轮修订后，新版《新华字典》被推出。它的出版，恰好为《新华字典》漫长的50年历程标注了一个闪亮记号。50年间，这部字典历经几代专家学者十余次较大规模的修订；其创下的4亿册总发行量，也堪称世界辞书史上的一个奇迹。

    修订原因错综复杂

   《新华字典》自1953年初版至此次修订以来，累计已有12个版次，其中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和1954年两个版次，商务印书馆1957年、1959年、1962年、1965年、1971年、1979年、1990年、1992年、1998年和此次新版共10个版次，平均不到五年修订一次，可谓修订得相当频繁。《新华字典》原由新华辞书社编写，1956年新华辞书社并入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该所多次组织修订了这部字典。
  
     此次修订，以《新华字典》1998版为底本。1998年版的修订幅度已相当大，不只注意了删除政治套话，还对所收词目适当与否，词目的形、音、义及用法做了全面的检查和订正。时隔五年后的今天，时代在变化，字典要修订，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此次修订，是惯例驱使，还是别有他因？

     记者获悉，此次修订适逢新世纪开初，也正值《新华字典》出版50年，这是修订者有意识的选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却十分无奈的原因，即盗版的逼迫。《新华字典》堪称目前被盗版最严重的一本书。1998年版一出，当年发行量1000万册，第二年锐减至500万册，第三年、第四年的发行量继续急速递减，其直接原因便是盗版的冲击。一些盗版者还将《新华字典》制成电子版，从中获利。为避免盗版侵扰，维护精品字典的声誉，去年8月正式启动的修订及后续出版工作一直显得比较低调，而且首次印刷一下子印了上百万册，以尽可能铺满市场，不给盗版以空间。

    从字典须紧跟时代的角度看，对《新华字典》及时进行“维修保养”也非常必要。据修订项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程荣研究员介绍：首先，一些新词新义需要补充进字典。此次增补的新词、新义、新例中涉及通讯、计算机、网络、法律等当代生活诸多领域，适应了新时代读者的需求。其次，《新华字典》是第一本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一直与国家规范标准保持一致；当国家新出台有关规范标准，或原有的规范标准发生变化时，《新华字典》应该通过修订及时跟上。再者，科技的迅速发展要求字典及时修订。例如，1998年版付印前，有关部门新公布了?、?、?等元素符号，修订组没来得及在字典正文中予以体现，只好在附录中补入。此次修订，正式将这几个元素补入正文，弥补了当年的缺憾。

     新版新在哪里

     此次修订《新华字典》（右图），按2001年公布的《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对字典所涉及的异形词作了相应处理；按国家有关规定重新编制了《部首检字表》；增补了部分新词、新义、新例和少量字头；删除了部分陈旧的词条和例证。还统查整理了部分体例，调整了个别字头和部分复音词的顺序，增补了几幅插图和一个附录《地质年代简表》，并在释义上体现环保意识，等等。
    ●修订《部首检字表》此次修订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将旧有的189部改为201部，根据国家公布的字序标准编排了字序；在部首目录和检字表里标上了各个部首的序号，更加方便读者的查检。
    ●增补了新词、新义、新例上百个如互联网、黑客、克隆、期货交易、盗版、光纤、光盘、白领、蓝领、社区、超市、理念、硬件、手机、艾滋病、基因、绿卡等。这是修订者从长期积累的数千条新词中精选了四五百条新词后，进一步精选出来的。
    ●规范计量单位为了平衡字典的简明与规范之间的关系，每一处修改都历经多次讨论，几易其稿。为方便读者，修订者将常用的非法定计量单位折合成了法定单位。例如，“平方米”是法定单位，而“亩”就不是，但人们在农村买地时经常会用到“亩”，知道一亩有多大，对人们非常有实际意义，于是《新华字典》释文中说明1亩“约合666.7平方米”。
    ●注重环保对于已经被国家定为保护动物和保护植物的，一般都将释文中“……可食”等语句删除。例如，“鲸”现为国家保护动物，原释文中有“肉可吃，脂肪可以做油”的语句，已在修订时删去。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了《新华字典》的读者对象。这本小型语文工具书的读者中，小学生的比例非常大，如果不在字典中渗入环保意识，对小读者可能产生误导。
    ●附录中还增加了《地质年代简表》因为当代小学生的视野更开阔，科技知识水平有所提高，“侏罗纪”、“白垩纪”等概念对过去的小学生非常生僻，现在却经常用到。

   每次修订折射历史变迁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后期，在人口多达10亿的中国，《新华字典》成为硕果仅存的一部字典。当时到中国访问的一位西欧小国元首自豪地将该国多卷本大百科全书赠给周恩来总理，总理只能以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回赠。始终伴随新中国发展的《新华字典》，如同一个浮标，反映了中国五十年的风雨变迁。

    《新华字典》初版本收了一些政治性的名词术语。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虽然这些词目跟其他词目不太协调，但当时刚刚建立了人民政权，编者想让更多使用者随时可以获得起码的政治常识，这种心情和做法可以理解。只是后来做过了头，使简洁的语文字典变得臃肿失灵。

   “文革”时的修订本，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痕迹。如“呼”的例句被要求增加“高呼毛主席万岁”。1971年修订本共改动1100余处，引用毛主席语录46条，打开字典，扉页上的“毛主席语录”等三行红色彩印大字显得异常醒目。

    即使是1979年那次修订，虽已处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但受历史条件和观念制约，一些新的政治套话又不知不觉被增加进去。一些收入的注释和例句与当时形势已经不相适应，如“人民公社”、“总路线”等。

    据陈原介绍，受政治等因素影响，在某些时期，《新华字典》成了后人眼中的“政治教科书”，但在其他时期，为摆脱这种影响，一不小心连有用的语词也抹去的情况也是有的，如1992年版删去“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政治术语的同时，把从初版起一直存在的“资本”也删去了，只保留“资金”，而资本和资金是两码事。
    此次修订，只要看看增补的这些新词：期货交易、盗版、光纤、光盘、白领、蓝领、社区，等等，时代气息已然扑面而来。

    增减13页体现含金量

    从1953年初版至此次新版，《新华字典》总字数始终在50至70万字之间，此次新版为66万字。50年来，虽经十余次修订，《新华字典》从编写宗旨、总体篇幅、编纂方法，到基本内容和结构体例，都未做过根本性的改变，一直保持了原有的风格特点，但“含金量”却不断上升。

    据程荣研究员介绍，此次修订中，修订面较大，但改动的文字数量并不太大。因为修订得好与坏，取决于是否保持、体现了字典原有风格特点，是否更完善、更适应当代读者的需求，而不在于修改的数量。《新华字典》有简洁、实用、小型的特色，故修订者对篇幅的不膨胀也有所考虑。

    有意思的是，将新版与作为底本的1998年版对比，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新版的正文比1998年版减少了13页，但附录和检字表又比1998年版整整增加了13页，新版和旧版文字的增减正好相互抵消。两本字典的规模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新版的“含金量”比旧版高了，因为内容增加了，篇幅却未增大。从收字量上看，1953年初版本收单字6000多个，在以后的修订中，收字量不断递增，现为10000多个，涵盖了《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7000个收字量，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查字需求。

   大学问家编小字典

   《新华字典》缘何50年畅销不衰？国家语委原副主任、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曹先擢认为，首先，它坚持了国语运动（即推广普通话运动）的正确方向，坚持了白话文运动的方向，使这两个运动在辞书领域里合流了。第二，它把字典的精品性和实用性、通俗性统一起来，达到完美的结合。第三，运用现代语言学知识、辞书学知识来编写。

    大学问家编小字典，可能是以上概括最直接、最外在的一个表现。这部仅仅几十万字的小型工具书，凝聚了几代国家领导人、语言学家、出版家的心血。原新华辞书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为历次编修做出了重大贡献；叶圣陶、陈翰伯、陈原、魏建功、王力、丁声树、周祖谟、袁家骅、游国恩、阴法鲁、萧家霖、曹先擢、刘庆隆等一大批专家学者躬身其事，甚至连周恩来总理也在文革期间为它殚精竭虑，亲笔勾乙。其出版者商务印书馆，更是创造了差错率为零的出版纪录和工具书发行量的世界纪录。

胡吉成

vudik

真的?我小学时候都难得用它呢!
如果查字,我用电脑的金山词霸,拼不出的罕见字用五笔输入,查询.
我觉得现代人 字典并非必不可少的.
不知道胡兄平时拿它做何用?

孙兰荃

vudik 于 2005-8-8 20:11 写道:
真的?我小学时候都难得用它呢!
如果查字,我用电脑的金山词霸,拼不出的罕见字用五笔输入,查询.
我觉得现代人 字典并非必不可少的.
不知道胡兄平时拿它做何用?

金山词霸不也是字典、词典吗？它在解释汉字时，最权威的根据还是《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尤其是小学教师不可缺少的工具书，您从小不用，但您的老师用，还是间接使用了它。

vudik

说得也是,一个国家,就是需要一部权威的规范,不过我对新华字典的编排有点感觉不足.
在北大论坛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