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深度焦虑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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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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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吴文光约在北京小西天附近一个叫做"印象"的摄影工作室里聊天，他穿T恤衫、短裤，脚下是那种V字形的布鞋。他抽烟的方式很特别，自始至终像一个卷烟工人一样，边卷边抽，烟丝是荷兰产的，纸是中国制造，他说，这样可以占去不少的时间，不至于使自己抽得太多。
     
        凤：有一次，你在《书城》杂志上特别谈到伊朗导演阿巴斯，你曾经说，一般的故事片你都看不上眼，那怎么会喜欢阿巴斯呢？
     
        吴：其实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关键在于它的素质，所拍的人的状况，能不能让我感觉到对方的气息，脉博或者心跳，甚至是汗的味道。阿巴斯的电影可以让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这些东西，甚至，人物在生活状态里面的颗粒感我都能清晰地感觉到。特别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我们对它缺乏了解。
     
        凤：像阿巴斯这样的名字，在国内电影圈里即使知道的人是不是也很少？
     
        吴：他不是人们的热门话题之一，但是他在电影上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评论界说，在黑泽明之后，阿巴斯给亚洲的电影带来一种最新鲜、最生动的力量。
     
        凤：最具亚洲精神的导演。
     
        吴：对。可以这样说。从一个封闭、古老的东方大国里，可以看出人的真实活动的状况，很少有国产电影可以做到这一点。
     
        凤：你是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曾经有写一部小说的理想，又怎么会和纪录片打上交道的？
     
        吴：写小说、弄文学有点像七十年代年轻人做白日梦的方式之一，其实，我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才华。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具备拍纪录片的才能，但不是在什么东西影响之下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出门捡了一个钱包的结果无意中碰上了。纪录片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想法，对人们的一种观察，暗合我自己的某种东西。
     
        凤：你说拍纪录片是一项贫困寂寞无比的事业，而且国内真正埋头搞纪录片的也为数不多。你的纪录片也很少有机会上电影或电视屏幕，你如何维持你的拍摄？
     
        吴：首先我解释一下关于纪录片的寂寞，它只是区别于故事片和商业片或电视剧、热门节目，纪录片的涵义及方式注定了它的孤独，但这只是对于它的创作方式而言，而且，你也别指望它成为一个热门节目，这在全世界都一样。我是以一种类似于写作或记日记的方式来做纪录片，属于个人操作，甚至没有摄制组，所以，经费的消耗也不是太多，并不难，这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
     
        凤：你拍得第一个片子叫《流浪北京》，关注了一拨到北京的流浪艺人，其实，你自己也属于这拨人，对不对？
     
        吴:我注重的是这些人生活方式较以前的前进性，在跟艺术有关的年轻人身上更能体现某种躁动的，难以按捺的青春热情或接近梦想的愿望，所以他们能够更早的动身上路。
     
        凤：大学毕业后，你先是在云南教中学语文，后来卷起铺盖去了新疆，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以为你几乎疯掉了的事情？
     
        吴：当时在昆明呆得很烦闷，很无聊，希望换一个环境同时还有个愿望--写作，空间扩大，多一些经历，视野开阔对写作会有帮助。但主要还是烦闷到活不下去了，而每迈出一步，都会感觉到愉快和轻松。
     
        凤：为什么选择新疆？
     
        吴：新疆并不是梦想中的天地，当时，也想去西藏或云南一些比较原始、少数民族较聚集的地方，只是去新疆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离家远。
     
        凤：在新疆的日子是怎么过得？快乐吗？
     
        吴：84年10月至85年4月，在一所牧场中学教书，谈不上快乐，没有可以娱乐的东西，更实际的是那里一年有六个月的冬天，其中有四个月是冰天雪地，零下四十多度，出门的时候，只能露出眼睛。
     
        凤：在那个与乐趣无关的地方，你获得了什么？
     
        吴：最大的获得是我动身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你想下床走路，你就真的下床穿上鞋走了。
     
    "你想下床走路，你就真的下床穿上鞋走了。"就这样，吴文光从昆明一路走到北京，后来又走到日本，走到欧洲，走到美国，走到不同的陌生的地方。
     
        吴文光说，故事片是享受黑暗的空间里可以把自己关着，它提供给你一个和现实没有关系的空间，你跟着里面人物的喜怒哀乐，跟着悲剧或喜剧忘掉你进入电影黑暗以前的事情，家里的不快乐，单位里鸡毛蒜皮的种种事情，电影使你摆脱现实。而纪录片使你进入黑暗空间后再次面对现实，而这次的再次面对，等你出来的时候，心情大为不同，所以，纪录片几乎很少是中性的，软调子的，它们都是极其残酷的。
     
        凤：来北京之前，已经很明确要做什么了吗？
     
        吴：总得来说，是对以前的想法的延续--你想抛弃什么东西，想靠近什么东西，但比起去新疆多了些实际的东西。
     
        凤：我还是想探寻一下，你和纪录片的这种联系最初是怎样发生的，因为现在有人把你称作"中国国内新纪录片的创史人"，尽管你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吴：可以说，我不太在乎这种说法，因为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怎么做。跟纪录片的接近，可能与我在电视台干过有关系，从新疆回到云南后，在电视台呆过三、四年，后来又到中央电视台一个专题片组里工作。后来，认识了一些到北京来的流浪艺人，觉得拍拍他们挺好，但在八十年代，这种东西是不能进入电视台的，就像在八十年代你不能采访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我只是自己做，这是唯一的一次跨越，于是，无意中和纪录片发生了关系。
     
        凤：以前我对纪录片的印象大概就是小的时候，电影院放电影之前加映的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片子或是带点科普性质的东西。读了你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纪录片在国际上已经是有相当地位的电影类型了。
     
        吴：我也一样经历了这种纪录片受教的过程。我们的媒体给纪录片提供的空间的确比较小，就如同很少有人知道金海曙却有很多人知道二月河一样，主要是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被改拍成了电视剧。说到纪录片，很难给它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必要普及纪录片知识，但会有十分之一的人对纪录片有兴趣。人有时候是需要面对自身的苦难和处境的，这也是无法逃避的，我们无法将电影院里的欢乐延续到生活中去，当然，这不是剥夺大众的娱乐权力，只是我们必须正视商业电影对人的麻醉。
     
            凤：最近在拍一部《江湖》是吗？是关于大蓬车的故事。
     
        吴：我拍得这个大棚没有车。他们搬家的时候得去租车。他们有一个可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帐蓬，他们的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表演一些诸如气功、魔术之类的东西，也表演通俗艺术。
     
        凤：当时是什么样的东西促使你关注这样的一群人？
     
        吴：几年前，我看过一个大蓬的演出，没什么意思，几年后，我在一个做录像艺术的朋友那里看到了几个大棚演出的镜头很受启发，从前的记忆就唤起来了，我开始去找大棚并且发现流行艺术是他们最多的东西，他们唱流行歌曲，演小品，整个是春节晚会的模式，当然也夹杂一些江湖的吆喝。这些流行的东西对于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是他们精神的养料，我很难体会他们在唱《心太软》时，是什么感觉。他们一年的收入只有二百元钱，而如果去做民工的话每个月要收入六百元钱，但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呆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在采访中，一个小伙子告诉我，这种载歌载舞，欢歌笑语的生活是他向往的。对于这样一个从来没读过书的小伙子，他的精神世界是需要这些东西的。而通过他们可以把当今一些人的状况反映出来。
     
        凤：但是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谁会注意他们呢？
     
        吴：但是，城市里的民工不也一样没人注意吗？你在北京，又有谁会注意你呢？作为人，大部分是被忽略掉的，所以，我没认为他们是作为底层的人，我们生活中，99%的人都生活在底层，基本的温饱都能得以保证，但更多的理想不能实现。所谓底层是这个意思。
     
        凤：做这个片子，你希望对人们唤起一些什么？
     
        吴：我用《江湖》这个名字，并不仅指"大棚"行走江湖，而是整个中国都在一个江湖的状况里面，是一种在路上的感觉，都无法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凤：这部片子拍出来会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你拍的样片，会用多长时间呢？
     
        吴：工作时间到现在已有一年了，还没有结束。拍纪录片并不是特别重要，也不是唯一的事情，它是我田野调查的一种方式，通过一个大棚的个案来看中国社会基本存在的东西。这种基本存在不仅指农民，也包括城市人的最基本的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我现在也把很多的采访录音做成文字，也有一些通过观察写下的东西，从下个月开始在《芙蓉》杂志上连载，名字叫《江湖报告--影像与文字的现场记录》。我想用一种新的文本方式，包括影像，口述、图片及我的感触，来做纪录片。
     
        凤：有朋友曾看过你的这部片子，是那种完全没有解说、没有音乐，字幕是英文，因为觉得没有机会在国内放映，你有没有考虑过，国内的电影院及电视台拒绝这样的片子的理由？
     
        吴：其实，在全世界都一样，电影业和电视台都是从商业出发，他们拒绝不能抓住太多观众的东西，在中国还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原因。你所表达的体裁里面不能给大家生活的希望，让人觉得太沉，这时候，意识形态就会起作用。而商业的因素更可怕。
     
        凤：感觉《江湖》是黑白片的效果，是这样吗？
     
        吴：黑白片有一种厚重或凝重的现实感，强调的东西太多，我所拍的东西是非常自然的，没有做任何加工的像报幕主持人穿得金光闪闪的服装，如果是黑白片会让人感觉是日本电影《罗生门》的效果。但那种艳俗的感觉，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效果可能就没有了，唯一的感觉像现实批判主义电影，而自然拍摄会让你觉得这种说不出滋味的东西随处可见。
     
        凤：有人说，这部片子应该是中国二十年以后出来的作品，你对这句话是怎么理解？
     
        吴：我听到的版本是：十年以后才可能在电视台播出。我承认这句话。但这些东西，不是允许播出后，才去拍的。但电视台应该给大家一些希望和光亮的东西，这是对的。
     
        凤：能不能谈一下纪录片在国际上的状况？
     
        吴：纪录片是最古老的，同时又被人们继续运用的艺术，在西方纪录片的状况要比亚洲好得多，但始终无法与故事片相比，这是事实。我想，没有必要去比较哪种电视受众面更广，大家不是以数字来决定价值的，但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那些故事片，而去阻止别人寻找他们的快乐。
     
        的确，故事片是制造梦幻天堂，而纪录片是直面惨淡人生，所以就难怪人们对故事片趋之若鹜，而对纪录片则冷落一旁，因为如果心中有伤的话，人们总是急着要把伤口覆盖起来，甚至遮上一片花瓣，有谁愿意被人撕开伤口来看呢？而那些拍纪录片的人，似乎就是那些去撕开伤口的人。
     
        吴文光说："优秀的故事片是在营造我们想像之外，却在体验之内的另一种残酷的真实，而在故事片越来越堕落的今天，我宁愿去做纪录片。"因为他觉得记录片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记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社会中更多的人来思考和改变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