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语方言岛

虎子

作者： 庄初升  (韶关大学中文系)
《学术研究》，1996/03，66-69页
来源：青藤书屋

　　历史上操相同或相近方言的一部分人迁入操另一种方言的人的地盘，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在本地方言的包围下，就如大海上的岛屿，即是通常所说的“方言岛”。现存的汉语方言岛基本上都是在明、清两代形成的。明、清以前，虽然也曾有过一些方言岛，如临安（今杭州）的北方话方言岛，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淹没在周围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本文力图运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人与严修鸿几年来在李如龙教授的指导下实地调查的材料，综合论述方言岛的一般问题。

一、方言岛的成因

　　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一）军事移民与方言岛的形成

　　凡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移民，都是军事移民。例如，明朝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闽中沙县邓茂七举兵起义，起义军数月之间攻克了20多座州府和县城。次年正月明王朝急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率领京营及江西、浙江等地军队计五万人，入闽把起义军镇压下去。明王朝为防止起义军“死灰复燃”，令陈懋所部留驻延平（今南平市），那些京师官兵就此定居下来，成为自北而南的军事移民。500多年过去了，其后代至今尚有相当部分还在说“土官话”，这就是南平城区的北方方言岛。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关隘、城池或河流，历代统治者都要调遣重兵驻扎把守。民国十一年（1922）修的《琴江志》载：“雍正六年，福州将军蔡，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着在省老四旗之汉军分派官丁及眷属来营。”另据记载，这支水师旗营由13名官员，30名领催和470名兵丁组成，加上他们的眷属， 当年到琴江来的北方人共有140多个姓氏，总人口当在1000人以上。如今， 其后代仍在使用北方方言，形成长乐琴江村北方方言岛。

　　每逢兵荒马乱，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只好背井离乡，举足他迁，这也形成军事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沦陷，大批福州人溯闽江而上，内迁南平、顺昌等地，很多人就此定居下来。至今顺昌县的洋口镇还有“小福州”之称，是一个福州方言岛。同是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内迁韶关，大批“广府人”也涌入韶关城区，使韶关城区白话基本取代“老韶关话”而成为主要的交际用语，但周边农村仍主要说“老韶关话”或客家话，城区成了白话方言岛。

　　　　（二）政治移民与方言岛的形成

　　政治迫害，是引发政治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以为抗清之基地，但他当年就病逝。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统一了台湾，郑成功的亲属开始受到清廷的政治迫害，其中的一支潜回大陆，隐居于闽南漳浦县沿海。旋被发现，复逃迁到闽侯县西台村。至今，这带郑氏居民都还在说他们自称为“下南话”的方言。又如，四川的官话方言，是元末明初湖广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其中部分原因也与明政府的政治迫害有关。〔1 〕当年随湖广人入川的官话方言，也是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在土着方言之中的。只是随着历代北方人源源不断入川，官话方言才成为四川的主导方言。

　　政治移民还包括官吏贬谪、罪犯流放所造成的人口迁移。海南岛最南端三亚市的“迈话”，处在闽方言系统的琼文话和琼崖话的包围之中，是一个约有12000人使用的方言岛。明代《正德琼台志》载， “迈人、客人（按：当地对讲海南闽语的人的称说）俱在崖州，乃唐宋以来仕宦谪寓之裔。”这些被贬谪的官员，“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也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时代，谪寓到古崖州前的仕途经历也不大可能相同。”所以，今天的迈话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质；〔2〕黑龙江省的肇东、 肇源和泰来等县，有一种与当地的东北官话略有不同的方言──站话。站话的使用者，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的后代。站丁的祖籍多在云南，他们大多是清代“三藩”之一的吴三桂的部卒、附属及其家属。吴三桂清初被册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拥有旗兵53佐领，绿营10营。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乱，至康熙二十年（1681）始被清廷平定，其部卒免死发配到黑龙江。据张伯英《黑龙江志稿》载，“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充谪山海关外。”〔3〕可见，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来自云南一带的政治移民。

　　　　（三）经济移民与方言岛的形成

　　一方的居民在经济生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举足他迁，这是一种经济移民，它也可能在异地他乡形成方言岛。位于闽东宁德湾南岸的碗窑，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闽南方言岛。“从泉州一带的陶瓷业历史，可以推知碗窑人从闽南迁居宁德的原因……明清之交，闽南的晋江、南安、永春等地瓷业渐趋衰竭。碗窑人的祖先于清初从泉州、南安、永春一带移居宁德，正是由于晋江、南安等地瓷土资料逐渐枯竭，瓷业开始衰败而向外转移的。”〔4〕

　　四川的官话区中，分布着几十个的客家方言岛，总人口在100 万以上，他们的祖上多是在清代前期从潮州、惠州、嘉应州、韶州和南雄州辗转迁移而来的。粤东、粤北山多由少，土壤贫瘠，加之雍正年间旱涝灾荒连年不断，平民百姓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到异地谋生。恰逢明末清初之际，饱经战争创伤的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5〕， 清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于是，粤东、粤北的客家人，也就大规模地向四川迁移了。（参阅《甘庄洛公全集》卷七）

二、方言岛的地理类型

　　从地理位置和分布状况看，方言岛可分为孤岛型、群岛型、列岛型和岛中之岛型等四种基本类型。

　　　　（一）孤岛型方言岛

　　操某方言的一个村落（有时是一个城镇），或者相连成片的几个村落，处于另外一种方言的包围之中，即是孤岛型的方言岛。福建省长乐县琴江村北方方言如上所述，这里的居民，上了一定年纪的都还在继续使用“旗下话”，年轻人则改说周边的福州话了。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分布在全镇的几十个自然村中，基本上都相连成片，同处在武平客家话的包围之中，也是孤岛型方言岛。据考证，中山镇“军家话”是明朝洪武年间来自江西、浙江等地的官兵及其眷属带来的，至今还保留赣方言的某些特点。

　　　　（二）群岛型方言岛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互不相连成片，而是被周围方言彼此隔离开来，即是群岛型方言岛。群岛型方言岛是网状的方言岛。四川的客家话，散布在20多个县市的局部地区，“其人数多寡不一，少则几百（如威远石坪），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隆昌县达20多万），全省总人数估计在100万以上。”〔6〕在福建省福清市和闽侯县的闽东方言片中，有几十个闽南方言岛散布在近十个乡镇中，大多是清代前期从闽南地区播迁来的，实为一方言群岛。

　　　　（三）列岛型方言岛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沿着河流或交通要道的走向，分布着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即是列岛型的方言岛。列岛型方言岛实是一个线状的方言群岛。在粤北地区，北起乐昌市，南至清远市，沿着武江、浈江和北江（武、浈两江至韶关市汇合成北江）的两岸，分布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闽南方言村落，这是沿河流分布的列岛型方言岛；黑龙江的站话，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所使用的方言，有别于当地的东北官话。因为驿站是沿驿道设立的，所以站话分布在驿道两侧而形成列岛型方言岛。

　　　　（四）岛中之岛型方言岛

　　乙方言处在甲方言的包围之中，而丙方言又处于乙方言包围之中，这样，丙方言就受到甲、乙两方言的双重包围，形成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在闽东福鼎县的沙埕镇，有一个闽东方言包围之中的闽南方言岛，口音近于泉州、永春一带。在这个闽南方言岛内，又有澳腰和后港两个村的2000多人说的是莆田方言─澳腰话。澳腰话即属于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7〕。

三、方言岛的双方言交际

　　方言岛处在其他方言包围之中，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岛民们一般都要兼通包围方言而成为双方言者，所以，方言岛一般都成为双方言区。但是，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方言岛就在城镇当中，则不一定兼通周边乡村的包围方言。如南平北方方言岛的居民，不兼通周边的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顺昌县洋口镇的福州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当地顺昌话；粤北韶关市区的粤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周边农村的客家话及各种土话。

　　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多数的方言岛都是岛方言与包围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区。即使像长乐琴江村这样的长期闭关自守的北方方言岛也不例外。这个方言岛的岛民“旗下人”乃是清代官兵及其眷属，长期享受清廷的俸禄，辛亥革命前，他们一般不与城外的福州人通婚，也不学说福州话，倒是进城就读的福州人得学说“旗下话”。辛亥革命后，琴江“旗下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得不走到周边的福州话区谋生。（据原琴江小学校长，67岁的旗下人许辉先生的介绍。）

　　岛方言是岛民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母语，是方言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社团的最重要标帜。每个语言社团，都有维护母语、忠诚母语的语言感情和语言态度，即语言心理。这种语言心理，是在长期的语言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是维系某个语言社团团结合作，相互认同的纽带，具有稳固性和持久性，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正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语言心理。方言岛的居民，在上述语言心理的支配下，对内坚持使用岛方言，客观上起到联络乡谊、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但是，这种语言心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极端的表现如福建省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据了解，当地闽南人地方、宗族观念很重，过去一般不与顺昌人通婚，后来虽然通婚了，但在语言观念上仍相当保守，家族中严格保持闽南话，一般不许说顺昌话……”〔8 〕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年轻一代的岛民，出于现实交际的功用，不是很注重维护岛方言的使用，有些人已基本放弃岛方言而改说包围方言了。

　　即使岛方言与包围方言是两种系属相同而且可以相互通话的方言，有时在方言岛中也形成双方言并存并用的格局。如山东青州市北城满族村是个北京官话方言岛，岛方言与包围方言青州话同属北方方言系统，可相互通话。但是，“北城满族的语言使用现在普遍为双方言制：在北城内部或北城人之间，使用北城话；与当地汉族交往时使用当地青州方言。”〔9〕类似的还有上述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

　　逐渐缩小范围以至最终消亡，是大多数方言岛的共同趋势。在方言岛内，各个角落双方言交际的状况是各不相同的。与包围方言直接相交接的那些地方，双方言交际以包围方言为主，以岛方言为辅，岛方言的主要使用者是老年人。经过一段时期，随着这批使用岛方言的老年人的死亡，这里将完全被包围方言“侵占”，方言岛的势力范围向内退缩；与包围方言相距较远的方言岛中心地带，双方言交际以岛方言为主，以包围方言为辅。但随着包围方言的步步进逼，方言岛的中心地带也必将被蚕食，方言岛最终沉没在包围方言之中。闽侯县青口镇茱萸洋村，历史上曾经是个自称为“汀州话”的客家方言岛。时至今天，全村就剩下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会说“汀州话”。可以想像，再过几年，这个客家方言岛将不复存在。

四、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

　　在方言岛中，由于岛方言和包围方言在岛民们的言语能力中共存，岛民们根据交际的需要转换使用两种方言，这样，一种方言的成分就会悄悄渗入另一种方言而成为变异成分。如果这些变异成分受到其他岛民的模仿，并在方言岛中扩散开来，那么，一种方言也就实现了对另一种方言某个方面的影响。观察表明，在方言岛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平衡的，即岛方言一般总是受到包围方言的影响，而包围方言因为大都是人口多，势力大的强势方言，它所受岛方言的影响往往是不明显的。在闽侯县西台村闽南方言岛，岛方言“下南话”所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闽南──闽东的混合型方言，而岛内所说的福州话与周边的福州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不同的方言岛，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各不相同的。戈尔龙在《论语言与方言相互影响的类型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将借用和融合看作语言或方言相互影响的两种类型〔10〕，是非常有见地的。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轻微的仅限于部分词语及某些语音、语法形式的借用，深刻的则可能引起方言的融合，甚至导致方言基本属性的改变。

　　南平的北方方言岛，岛方言“土官话”几百年来处在闽方言的包围之中，借用闽方言的语词，出现了闽方言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没有轻唇音声母[f]，[is]与[ish]两组声母不分，[-n]尾韵与[-η] 尾韵合流（闽北、闽中特点），但还保留北方方言的基本特征。可见，岛方言“土官话”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是轻微的；闽侯县西台村的闽南方言岛“下南话”，几百年来在福州话的严重侵袭下，虽然还保留闽南话的一些基本语词的语音特点，但已融入了大量的福州话特点，如阳声韵收[-η]，入声韵收[-?]及声母类化，还借用了大量的福州话语词。所以，今天的“下南话”与本土的闽南话已难于通话，它实际上已成为闽南──闽东的一种混合方言。类似“下南话”的还有闽西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是“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混合的一种方言。”〔11〕

　　岛方言因接受包围方言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基本属性的转变。临安（今杭州）在两宋之际屡遭战火，人口下降甚多。建炎元年（1127年），宋王朝从汴梁（今开封）迁都临安，大量将相臣僚及下层百姓随驾移居临安。（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 ）他们操的仍旧是从中州带来的汴梁官话，它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北方方言岛。然而，时至今天，杭州话虽还保留着北方话的某些特点，但已基本转变成一个吴方言了。

　　在方言岛内，岛方言老派与新派的口音往往有较明显的差异，老派保留了该方言早些时候的面貌，而新派则体现了该方言几十年来在包围方言影响下的新发展。岛方言新、老派的共时差异，正透露了岛方言在包围方言的不断影响、渗透之下发生的历时演变的事实。

　　据李如龙、陈章太先生的研究，宁德碗窑闽南方言岛，老派有70个韵母，而新派只有53个韵母。新、老派在韵母方面的差异，一是韵类的合并，二是韵值的变化。体现了碗窑话几十年来在闽东方言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词汇是岛方言新、老派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新派比老派更多地放弃本方言原来的说法而改用包围方言的说法。所以，老派仍在坚持使用的一些方言词，新派已经少说或根本就不说。闽侯闽南方言岛“下南话”，老派更多地保留闽南话的词语，如火金姑（萤火虫）、胡蝇（苍蝇）、烧水（热火）、龙眼（桂圆）、巷（胡同）、爸母（父母）、姊（姐姐）等，而新派则改用福州话的说法，即蓝尾星、菩蝇、汤、宝丸、弄、爸奶、依姐等，从而构成新、老派的词汇差异。这种词汇差异，也体现了岛方言“下南话”不断接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影响、渗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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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6〕 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1期。
〔2〕 黄谷甘、李如龙《海南岛的迈话──一种混合型的方言》，《中国语文》1987年第4期。
〔3〕 游汝杰《黑龙江的站人和站话述略》，《方言》1993年第2期。
〔4〕 李如龙、陈章太《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 《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5〕 《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7〕 李如龙《福鼎县澳腰莆田方言岛》、《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1991年。
〔8〕 陈章太《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1991年。
〔9〕 张树铮《山东青州北城满族所保留的北京官话方言岛记略》，《中国语文》1995年第1期。
〔10〕 转引自伍铁平《论语言的融合与社团方言》， 《外国语》1983年第6期。
〔11〕 梁玉璋《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方言》1990年第3期。。

胡吉成

有古岛，有群岛，被汪洋大海般的四川话包围着，多年不变，很是奇异！

在山泉水清

据说海南有种附马话，来自江西庐陵，没有多少人说，但还保留了一些赣语的特点。

yanxiuho

在山泉水清 于 2005-11-24 18:45 写道:
据说海南有种附马话，来自江西庐陵，没有多少人说，但还保留了一些赣语的特点。

可有何人记载？

在山泉水清

《海南岛的语言与方言》（刘新中）有一小段话说到付马话（或写成附马），分布于海南东方市四更镇的付马村。该文见《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论文精选》（詹伯慧　邵敬敏）。

下面是网上找到的一篇文章。
http://www.hndaily.com.cn/200209/ca162876.htm

附马村：方言岛的活化石

     海南岛西部有一个村讲一种自己特有的语言，外人都听不懂，但这种独特的方言却能传承六百年不消失。这勾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该村叫附马村。“附马”不是“驸马”，多少让探访者有些失望，但是附马村历史上那么一段昌化江畔军屯的豪情，却很值得玩味———多少年前，一支军队来自中原，披盔戴甲，或是逃避政治迫害，或是屯军戍守南疆海岛，在和平年代他们弃甲归田，战马也随之变成代步工具，共同开垦这片土地……
     如今，村里的孩童已不能重现祖上的马上英姿，但是他们仍讲着祖上流传下来的附马话———一种至今海南岛上讲的人数最少的汉语方言。专家称之为“方言岛现象的活化石”。
     东方市西北沿海地区有个四更镇，四更镇有个附马村，附马村有1600多人，附马人在村里操一种特殊的方言———一种除了附马人外人都听不懂的土语，但他们却能用多种方言与外人进行交流。
    今年8月以来，怀着对附马话的极大好奇和兴趣，记者陪同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刘剑三老师先后多次去到附马村调研，走马观花间掇拾了一些肤浅的认识。

“附马”原义是“以马代步”

     附马村南距八所镇16公里，北邻昌化江畔，西面6公里处便是北部湾。
     8月的一天下午，趁着雨后的清凉，记者一行三人第一次从八所出发，驱车直奔四更镇附马村。八所至四更间的公路是新修的沥青混凝土路面，十分好走，只是从公路拐入附马村的一段沙土路较为崎岖。
    在拐弯处，记者发现村碑上赫然写着“付马村”，与先前查阅的相关文章中提到的“富马村”和人们传闻的“驸马村”不符，一时间也拿不定该以哪个村名为准。
      怀着这一疑问，记者后来查找了相关史料，按清代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6年）编撰的《昌化县志》记载，只有“附马村”一说，并无其它说法。现在的“付马”之说应该是文革时期“文字简化”运动遗留下来的称谓。（在此，我们认为采用“附马”一说，应该更为确切。———作者）
     车轮底下的细沙正“刷刷”作响，小路两旁的木麻黄和小叶桉树林慢慢地向我们身后挪移。车到附马村口，只见衣着入时的一对青年男女正站在路边说说笑笑，女青年体态窈窕，身上脂粉香气袭人，超短群摆随风飘飘，尤其引人注目。我们用海南话向他们问路，他们答道：“这里就是附马村，我们是附马村人。”
     进入附马村，记者发现村子里的房屋布局参差不齐，有老旧的瓦房，也有新盖的平房，个别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还盖起了两层高的小洋楼，而且家家户户都喜欢用围墙围起自家的小院子。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海南岛其他汉族乡村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满口的附马话，除了能辨出个别字词的发音外，我们的确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附马村最年长、现年88岁高龄的老人高光跃告诉我们，现在的附马村是新址，原来的“附马村”在四更镇英显村西边，至今尚能在老村址找到当年的水井；由于老村靠近海边，经常有海盗进村烧杀掳掠，弄得村里鸡犬不宁，村民惶惶不安，故而于100多年前迁徙至此。
     据传，以前附马村有不少数代书香和家道殷实的家庭养马代步，“附马村”正是因此而得名———村子东南面6公里处有座“马岭”，便是当年放马的地方。今年 75岁的高月伦老人说，他小时候还看到很多马匹，村里还拓有跑马道和练马场进行娱乐、竞赛，现在村的东边还有遗迹； 1937年日军侵琼后，鬼子抢走了附马村大多数的马匹，只留下四匹瘦弱不堪的病马，它们死后，就再也没人养马了。
     然而，附马人能否“潇洒”到自拓马场娱乐的地步，却很值得怀疑。相关史料显示：自隋代以来，朝廷便已开始在昌化江流域和海南岛西部沿海地区屯兵，时至近代，社会越发动荡，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在东方市东河镇东部的缺口岭下，有一处距今约700年的“大元军马到此”摩崖石刻，便是很好的说明。）而这些古代的军人在当时具有双重身份———同时拥有军籍和地方籍，即在和平的时代他们除了练兵，也进行垦荒耕作，从事农业生产。附马村地处昌化江南畔，毗邻当年屯兵之地，因此说附马村东南面的跑马道和练马场乃是军队练兵的场所，似乎更为合理。

      姑且不管“附马”一名如何得来，是何意思，一个不庸置疑的事实是：附马村曾经拥有过一段比较辉煌和繁华的历史。9月底，当记者第四次到附马村，在附马小学校长文随农的指引下踏上练马场旧址，看到旧址上已建起新房，跑马道旧日的痕迹已经被岁月的车轮悄悄地碾淡、碾平，直到现在无踪可循……地上的青草以及村边的林木，正借着秋雨的滋润，兴奋地拔出一层层、一片片新绿；附马村的孩子们在练马场上跑来跑去，只是没有骑上马，因此少了那么一些豪情。历史正是沿着孩子们的成长慢慢变老，然而他们似乎可以暂时不顾历史或记忆，于是沉重感就交给了成熟之后的人们。

附马人来自四面八方

      附马人从哪里来，这一直是我们想知道的。村里有人说是来自福建莆田地区，也有人说是迁自江西吉安府，不一而足，但大多数的附马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是从哪里迁移过来的。文随农告诉记者，附马人的先祖来源很复杂，当年漂洋过海迁到海南聚居的先人中有经商的，有当官的，有从伍的，也有避风、逃难者。
      据了解，附马村现共有文、吉、符、高、郭、张、王、许、蒙、赵、卢、刘等 12个姓氏，其中文、吉、符为大姓，人数分别占全村人口的25％、30％和25％，而赵、卢、刘则是小姓，各有数十人。
      第一次到附马村采访时，文随农老师告诉我们：可以肯定，文姓是当年第一批落户附马村的移民。文老师还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找出一捆用几层旧报纸团团裹住的东西，轻轻掸去上面停积的尘埃，等他铺开一看，原来是一张用毛笔眷写在红缎布上的文氏家谱，上面记载：距今大约630年前，附马村文姓始祖为文普镌，迁自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罗箔村，至今已有21代。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年南宋王朝灭亡后，文天祥的堂弟文天瑞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文应麟托付给堂兄文璧（文天祥之弟，南宋灭亡后归顺元），带领亲密随从南下海南。笔者之前曾经猜想他们是否就是文天瑞的后人，但记者翻阅了万宁市后安镇文天瑞后裔的宗谱，发现里头并无有关东方文姓的记载，因而可以排除附马村文姓是文天瑞之后的猜想。
      至于附马村文姓为何迁移至琼的时间与文天瑞等人几乎同时，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达三（湖南长沙人，文天祥第二十四代孙，与海南万宁文姓同宗）认为，文天瑞南下时，可能还有其他文姓的人同时南迁，以免因文天祥之事而受株连，这些人可能是文天瑞的嫡亲或心腹。
      此外，除文氏外，附马村其他姓氏并没有家谱传下，据说是他们的祖先从其它地方搬来时没有带上家谱，定居后也没有加以记录，加上年代久远，后人凭记忆已说不清楚。现在唯一可知的是：赵姓乃迁自四更镇的英显和大新二村，刘姓迁自四更镇的荣村，许姓迁自三家镇的水流东村。
      在附马村，我们看到的村民多是老人、中年妇女和小孩，经打听，原来该村大多数的青壮年男丁都外出打工去了，而且主要是搞建筑施工，也有人在八所开三轮摩托车拉客。难怪我们每次进村时，总觉得附马村过于安静。
     近年来，附马村每年都有三四人考上大学。8月30日我们再次入村采访时，恰逢文姓今年有人考上大学，正在杀猪宰牛招待亲朋好友。应该说，附马人是重教育的，附马小学有近400名学生，占全村总人数的1／4，这个比例可不小，也是很多地方的农村所无法企及的。

附马话是“抓阄”选来的？

      为什么会有附马话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附马话又是怎样的一种方言？这是我们最想知道的事情。
      附马村一些长者告诉记者，传说很久以前，东方沿海地区来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移民，他们操各地的方言，交流起来极为不便。后来地方官将所有外来的和本地已有的方言进行统计归类，然后命令每个村子通过抓阄选择一种方言作为自己的村语，当所有村庄都选定了各自的村语，附马村的代表才姗姗而来，结果已经没有可选的语言了。于是，他们决定杂取各种方言的一部分，组成自己的村语。这就导致附马村的人能够听懂其它方言，并能够用其它方言与外界交流，而其它村庄则不行。（“抓阄选方言”的传说很有意思，这正是海南移民文化的一种表现。———编者）
      事实正是如此，据了解，附马村除了在内部使用附马话，很多人还能用村话、海南话及普通话（有很大一部分人还会讲军话、儋州话和临高话）与外人进行交流，而外人却无论如何也听不懂附马话。
      但附马话并不难学。文随农老师说，八所镇墩头港门村的赵振雄老师（已退休）1974年到附马小学任教半年后，便可以用附马话结合普通话给附马村的学生授课；另外，一位嫁到附马村的外地媳妇，一个多月后已是满口流利的附马话。
     此外，据附马村党支部副书记吉祥川称，早些年他在三亚打工时，发现崖城镇水南村也有自己独特的方言，但他能够用附马话与水南村的村民交流；而且“水南话”有很多名词跟附马话是一致的，只是两者的声调高低稍有不同。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附马话就引起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注意和研究。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语言学家欧阳觉亚在世界汉语方言科学讨论会上，以《汉语的一个方言岛———富马话》为题发表演讲。
      通过实地调研后，欧阳觉亚发现：附马村的人由于从外地迁来年代久远，与原籍失去了联系，现在居住的地方又被讲村话的人所包围，小小的村子便成了村话势力范围内的一个“孤岛”，因此附马话在语言各个层次都受到村话的深刻影响。
      的确，附马村南边、北边和东北边分别是讲村话的田庄村、土地村和长山村，西边和西南边分别是讲海南话的四更村和四而村，附马话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但受到村话，而且受到海南话的影响在所难免。
      而附马话的“根系”在哪？如何对它进行归类？一直是一些语言学家在进行的研究。通过概括附马话原有的很多特点，欧阳觉亚教授最终认为，附马话属赣方言比较合适———尽管附马人现在并不能用自己的方言直接与江西人交流———那是因为他们离开“根”的年月已久，后来彼此间又没有来往所致。
     海南师范学院刘剑三教授对附马话进行研究后发现，其亲属称谓词语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属于汉语词汇，但男性称谓中却以汉语词汇居多。刘教授认为，语言中作为基本词汇的亲属称谓一般不易被借用，但附马话的亲属称谓中却有大量的非汉语词汇，可能是附马人与其他民族或种族通婚的结果；同时，附马话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周边一些语言或方言的成分，但其基本骨干特征还是没有改变，从而非常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土语特色。

“方言岛活化石”还能存在多久？

       语言学家认为，附马话是一种“方言岛”现象。
       有人提出：为何附马村的生活是开放型的，与外界并不封闭，附马话的意义能否说是一种“方言岛现象的活化石”？为此，记者于9月17日电话采访了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欧阳觉亚教授（现年72岁，退休在家），欧阳觉亚肯定了这一说法，同时告诉记者，像附马话这样的“方言岛”在我国还有很多，都是我国语言研究的宝贵资料。当问及他当年为何不将研究附马话一文公开发表时，欧阳教授称：主要是因为它的使用人数和范围太小，所以他本人仅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和在国际研讨会上做交流性发言。
     而附马话还能存在多久？这也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
     任何语言都是在发展之中的，附马话也不例外。文随农老师在不经意间透露了“现在的附马话已经不是从前的附马话”的想法，因为为了与外界交流，附马人还学了很多种其它方言，有时在村里还讲其它方言，这使得如今的附马话变得“很不纯”。于是有人担心附马话这一“方言岛现象的活化石”在传承和发展上恐怕会后继无人。
     至于附马话还能沿袭多长时间，刘剑三教授说：“方言岛”的变化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只要“小农经济”长期存在，只要操这一方言的人是聚居而不是散居（像三亚羊栏的回民所操之回辉话），“方言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失或被同化。但是，如果某一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很快，以及某一强势语言（如普通话）的推广速度加快，“方言岛”的命运就很难说了。不过，刘教授很乐观地告诉记者，照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附马话存在上三四百年应该没有问题。
     在附马村，我们问一些10岁左右的小孩会不会讲村话或海南话，他们摇摇头说不会，也不想学。刘教授说，他们长大后，要与外界交流自然要学村外的语言，但从中，也可看出附马话有其特有的魅力。

东方的方言

      东方是海南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也是我省移民成分最复杂的一个市县，在此种意义上说，东方是研究海南移民文化的“活化石”之一。
     据了解，东方的方言中有海南话、军话、村话（俗称“哥龙话”）、黎语、附马话、那斗话和苗语，其中海南话、军话、村话和黎语属强势方言，且操这四种方言的人口数量，分别各占8万人左右，东方市的人口不过36万，讲这四种话的人就占去了8／9。
     有一种现象很值得人们注意：东方市的四大强势方言文化在长期的相处和碰撞中并没有产生磨合的迹象和倾向，而是在各自的圈子里传承与发展，因此，东方的方言又可以说是我国语言（方言）研究的一大宝库！
（陈耿）

小资料
方言岛：语言研究领域有一种被称为“方言岛”的特殊现象，它指的是某种语言或方言被其它语言或方言“包围”起来，少数人内部使用的孤立存在的交际语言，它能够顽强地留存下来极为不易，但一般情况下，最终还是会被周边的强势语言或方言所“吞没”，即同化或消失。
(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