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桃李开了花

湘里妹子

文/李  纯
http://www.spark.com.cn/cyn/0206a/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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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坛上，有不少人是少年成名、一炮打响的，而张者不是，他“曲线救国”，等了很多年……


张者坐在我面前。三年前我们在北大就认识了，我们的相识有点儿像小说故事。不过那时并不知道他写小说，那时候只知道他叫张波。张者看上去还是那样，穿深色的衣服，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当然这种笑不是那种见谁都掏心窝的笑，他的笑在热情之中透着精明和冷静。

他是个作家，他的脸庞和名字也许你还不熟悉，不过，在200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他的中篇小说《唱歌》挤进了众多名家之中，第一名是方方的《奔跑的火光》，第三名是毕飞宇的《玉米》，第二名就是他。短短的一年多里，他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大家》等全国一流大刊发表了中篇小说七部，其中五个头条，每一部都被转载。

在文坛上，有不少人是少年成名、一炮打响的，而张者不是，他“曲线救国”，等了很多年……



那些年少时的梦啊



8岁的张者背着一包20斤的猪油上了西行的列车。

老家在河南，他在外公外婆的照料下长大，爸爸妈妈的模样儿早就模糊了，只记得他们在遥远的新疆遥远的阿克苏。爸爸妈妈来信说：“这儿副食品特别少，吃不到鸡蛋，吃不到猪油……”

张者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听到“四郎探母”的故事，他也要去探望自己的爹娘，舅舅只好在他兜儿里塞了一张纸条，写明这孩子的姓名、地址，“如有拾获，恳请归还。”

除了背上背的，张者左手拎着一包熟鸡蛋，右手拎着一包连环画。三包东西是最金贵的行囊，特别是小人书，张者虽然不识什么字儿，但小人书里装满了这个男孩儿的梦想。

这一路没有遇到猖獗的人贩子，没有遇到汹涌的人流，只是下火车的时候，张者傻了眼，来接他的母亲不见踪影，错过了。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原腹地、只通过小人书了解世界的孩子来说，眼前的景象太陌生太奇特了。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着乌溜溜大眼睛的新疆姑娘，他不觉得美；而身材健壮、腰间挎着短刀的维吾尔小伙子让他害怕。他只想尽快找到爸爸妈妈。

火车站边停着一辆开往“阿克苏”的汽车，张者奔了过去，喊一声：“叔叔！”“什么事？”“我爸爸妈妈在阿克苏，您能把我带到那儿去吗？”

看着叔叔的表情，似乎不怎么乐意，他把20斤猪油毕恭毕敬地献上去：“叔叔，我不白搭您的车，这个送给您……”

原以为叔叔会喜笑颜开，没想到那个维吾尔小伙儿看看东西，闻了闻，浓眉倒竖，哇呀呀拔出了短刀。8岁的张者撒腿就跑，不明白怎会惹来“杀身之祸”？直到一头撞到一个人身上，他才慌张地投诉：“叔叔，有人要杀我！”

“救星”米叔叔往后一看，笑道：“哪里有人追你？”原来人家吓唬吓唬他而已！听他说完经过，米叔叔说：“你送维吾尔族老乡猪油，不杀你才怪呢！”那包千辛万苦带过来的猪油早就被扔到了一边。米叔叔捡起猪油说，“这东西对维吾尔族老乡来说是臭狗屎，对我们来说可是宝贝。”

就这样有惊无险，被米叔叔送到了父母身边。离开火车站的时候，张者还回头望望，呼了一口气，有一点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小人书绝对不能丢了，绝对不能。

就是那些小人书陪张者在新疆长大，在蓝蓝的天底下看，在乌溜溜的山坡上看。高中时，因为一篇文章得到表扬，他宣布：“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

这个理想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今天，把作家当作理想的孩子们也会被嘲笑，因为作家清贫，因为不切实际，因为浮躁的风气席卷了文坛，因为沉沦和堕落堂而皇之地出头露面……那时候嘲笑的动机恰恰相反：“就你？你能成吗？作家是那么好当的？”作家是天边的一轮明月，是美丽草原上的白马，是帐篷外温馨的篝火，凭他，张者，作家，哼？



像朵不肯凋零的花



后来张者还真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写诗歌、写小说、写剧本，混上了文学社的负责人，最让同社人“咬牙切齿”的是这小子一点儿也不用为生活操心——他的爸爸成了包工头，钱源源不断地寄过来。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春风得意的张者带着他花枝招展的女朋友，不疾不徐地回新疆了。张者家已和过去大为不同了，修起了大院子，院子里钢筋、水泥凌乱地堆放得像个小山，停着汽车、搅拌机、龙门架。

张者见院子正中央站着很久没见的妹妹。妹妹看见他，不打招呼一扭身进了里屋。张者正感奇怪，妈妈出来了，袖子上戴着黑纱，妈妈哭着说：“你爸爸不在了！”

怎么可能呢？爸爸，爸爸！那个精明能干、正值壮年的爸爸，那个承包了装修队、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爸爸，那个他打算倚靠一辈子的大树……怎么可能呢？

妈妈含泪告诉他：“你不是来信说要带女朋友回家吗？你爸高兴啊，开着车到处买东西，谁知道乐极生悲啊，车祸发生了。你爸临终之前，很想见你一面，家里给学校打电话，老师说早就出发了……”

父亲睁着眼盼他回来的时候，他正举着照相机游山玩儿水呢。悔啊，8岁那年见到父亲时，父亲正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牛棚里，他失望透了：这个男人怎么看都像个劳改犯，不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后来，父子关系一直平淡得很，在好长时间里，父亲在他心中相当于一个钱柜。

可是，残酷的现实不肯给他多点儿时间，妈妈又含着眼泪，告诉他第二个坏消息：“追债的都已经上门了！你爸死之前，还欠人家钢筋、水泥货款。还有好多公司欠你爸的钱，可是人走茶凉，谁还会认这笔账？”张者懵了，他问：“咱家欠别人多少钱？”

数字很惊人：“大概，大概40多万吧！”

40多万！这笔钱搁在现在也不是小数目，更何况那时是1988年！现实的大棒把这个青年人打得晕头转向，毕业之前他做过很多梦，那些梦是以丰厚的经济条件作为基础的，他要全心全意做文学青年，清谈、饮酒、举觞白眼望青天、脱帽露顶王公前……呜呼，那些没有根基、飘在半空中的梦。

张者哭了。

女友偷偷地捅了捅他：“如果你这样，你们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办？”

他忽然清醒过来，母亲、年幼的弟妹、年迈的外公，在父亲离开之后，张者成了家里惟一主事的男人！

张者马上和家人着手准备对策：对于那些欠债的公司，他“派出”了母亲和妹妹，去要债。不给的话我孤儿寡母就吃你的用你的看你怎么办？

张者接下来就跟做会计的外公商量，把家里的私人存款转移，然后一个个给债主打电话，说：“大叔大哥请到我家来开个会。”

会上，他一改平日的嘻嘻哈哈，言词恳切地跟大家说：“请放心，我父亲的钱是一定要还给大家的，只不过是早还迟还的问题。我是张家的老大，请相信我。”就是这句“我是张家的老大”，债主们还真吃了一颗定心丸。

后来当债主又来要债时，张者说：“我爸欠你们的钱是公司欠的，和我们家无关。而公司是有主管部门的，你们应当先找主管部门。然后公司申请破产，清理债务。”那时候还没有真正的私营企业，既便私人成立公司也要找个国家单位挂靠。张者“钻”了政策的“空子”。

这件事上，使张者认识到有两点非常重要：一个是经济基础太重要了，不管你是不是想当诗人、小说家、记者……热情和空想换不来粮食和蔬菜；第二，法律很重要，那时候幸亏他有点儿法律意识，要不然债主连屋顶上的瓦都要揭下来。

于是，他决定把文学的理想暂时封藏，什么时候再圆这个梦他不知道。就像告别纯真时代的恋人一样，他依依不舍告别了文学梦。他见过很多人打着“理想”的名义，不敢面对现实生活，三餐不济，衣食不周，家人稍有埋怨，就摆出愤世嫉俗的模样，说：“你们这些俗人，懂得什么？”张者不要做这样的人。这个社会不缺少作家，但母亲的儿子、弟妹的兄长只有一个。

张者去重庆的一家杂志社应聘做起了记者，他采访社会新闻、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和老百姓话家常，他也拉广告、拉业务。他坦然告诉我，那几年时间里，他挣了不少钱，买了车子和房子，在那个年代的山城重庆，已经相当出色了。杂志社的规模也扩大了，在先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编辑部和广告部。张者坐镇重庆，指挥记者们去全国各地跑新闻，指挥业务员四处拉广告。

一张张点钞票时，张者觉得满身铜臭味又有什么不对，这些是给妈妈的，这些是给弟妹上学的，这些是老婆本……他心满意足地微笑了。



在校园里织一张网



等到钱挣得差不多的时候，张者要实现第二个计划了。1999年张者成为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未名湖边又多了一个怪人，这个人左手捧一本法律教科书，右手捧一本文学选刊。

即使在读着冰冷的理性的法律，又哪能平静下来？校园是个大舞台，有人怀抱爱人歌唱天堂，有人在饥饿和精神困境中彷徨。张者动了念头，他要织一张网，把支离破碎的、飘浮在空气中的东西都编织进一张网里。

“张者，你知道那桩谋杀案吗?”

1999年的一天，一桩校园里的谋杀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一个博士生杀死了比他低一级的博士生，两人是室友，冰凉的夜里一个冲另一个举起了哑铃。杀人者把尸体扔到宿舍楼下，然后在阳台的栏杆上久久徘徊。围观的同学们闻声而来，有人高声喊：“你别跳，你还是自首吧，自首还有一条活路！”杀人者终究还是从阳台上跳了下来。

“不知道是什么使他绝望、残忍与疯狂？”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杀死他？”

“谁知道呢，是爱情吧，是学业压力吧……”

同学们哈哈大笑着，走向了食堂，只有张者端饭盆的手里渗出了汗珠。不会这么简单这么肤浅吧！于是，在他的中篇小说《消灭》里，有了自己的解释。我问他怎么去把握人物的心理，包括那些变态的杀人狂的心理？他说：“这就是作家的本事了，一写起东西来，就能化身千万。”在创作的过程中，张者体验一次航行，这次航行不是从河南到新疆，不是从新疆到重庆，也不是从重庆到北京，而是要深入到人性最幽暗最琐碎的甬道。

1998年，张者开始写长篇小说《桃李》，桃李既指代校园，又指代欲望。

写稿之前，张者先做一回“垃圾桶”，看新闻、读小报，看肥皂剧、垃圾片……不管是什么，统统用来刺激他的大脑。然后呢，他躺在床上构思。奇怪，那张窄小的、简陋的床成了他灵感的来源。他总是苦苦思考小说的第一句。“第一句重要啊，它定下了整部小说的基调，是整张网的主线。”对他而言，找到了第一句，就好似在幽暗的灯光下瞥见了蚕丝姑娘的手。

找到了第一句，张者就会拉着蚕丝姑娘的手不放，然后织一张大网。他理想中《桃李》的结构就是一张大网，一个导师引领着一群学生，枝枝蔓蔓，衍生出无数小故事，理想中的语言就是一匹闪闪发光的丝绸，流动舒展。

写作的过程中几乎是封闭的，不见人、不喝酒、不上课、不赴约、不刮胡子……最要紧的关头张者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一写就是一个星期。他蓬头垢面，素材就像煮好的稀粥，汩汩地从心窝里溢出来。每天平均写3000字，第二天把头一天的3000字进行修改和梳理，又刷刷写下3000或者更多的文字。作为社会人的张者和作为小说家的张者是不同的，写作时，他意气用事、率性而为，如果看过金庸小说的《侠客行》，你肯定知道里面有两个使者，一个赏善，一个罚恶，张者喜欢做这样的使者，所以在《唱歌》里，他安排了那个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的教授被情人杀死。

不写作的时候，张者是完完全全的社会人。他自个儿联系书商谈版权，和影视公司讨价还价，找那些任意“转载”文章的人索要稿费……他丁是丁卯是卯，绝不忸怩心软，掐指一算，《唱歌》在《收获》发表后，被多家选刊转载，一个几万字的中篇挣了一两万，这个钱和拉广告赚来的钱不一样，让他更有成就感。

2002年春天，在北大国际中心，张者说如果读博，他要再读中文，反反复复的，还是离不开文学。背过债，还过债，兜那么大个圈子，张者绕了很长的一段路终于看到——当年栽下的桃树李树，在这个春天，隐隐约约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