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韵》的性质

湘里妹子

作者：南宫氏 （秦之勇）
来源：http://home.xjtu.edu.cn/teacher/language/gyxt.htm
-------------------------------------------------------------------------------------------------　

    这无疑是音韵研究中写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其原因是《切韵》音系是今天人们研究汉语历史语音学的中枢。关于《切韵》的性质，最大的问题是它反映的是一个单一音系还是一个古今南北音的综合？在这样一个似乎是二选一的问题上由于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出现的观点和争论远比这个问题所带给人们的表面感觉复杂得多。反对综合音系说的人士认为对不同的音系根本无法进行“综合”，比如你根本无法将北京话和上海话的音系融成一体；而反对单一音系说的人士则认为无论从当时作者本人的记述看还是从《切韵》成书时的语音现实看，该书不可能反映一种单一的方音，许多人更进一步认为《切韵》代表的是当时或再早些时期的“读书音”或曰“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王力）。不过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所谓“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这一提法是成问题的，因为语言研究的根本对象是语言本质的东西----人们口头使用的真实语言，而“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是一个不确定、不稳定，甚至当时也许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如果它确有其事，那么它又是以什么为基础呢？它决不会凭空出现在那里，总要有一个口头语音的基础或曰底子。既然说是当时方言音系的综合，则这些方言音系本身断乎不会是“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那么将他们综合到一块，又焉能一定成为一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呢？反过来说，各地方言音系，也断乎不会源自一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当然，以中国古人对书面语的尊崇，他们主观上确乎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从陆法言序的字里行间可以明显感到这种价值取向。但作者的努力本身不正揭示当时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读书音系统吗？而且从其使用的综合古今南北音的方法来看，《切韵》所得到的决不会是一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因为，这里再重复一下：古今南北的语言，只能是来源于活的口头语言，而不会是难考其本的书面语言，正如你无法相信当今各地方言竟然会来自某种书面语而不是口头语一样。

    在这里，我们涉及了两个根本性的概念：《切韵》所使用的方法和《切韵》所反映的音系。可以说今天人们都一致正确地认为高本汉那类作为方法论提出的单一音系说，即认为《切韵》是对当时一地语音的实际描述是不能成立的。但作为其对立面的综合音系说亦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区，即认为用综合的方法就一定是得出一个综合的音系。这里我们看《切韵》所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关于这一点罗常培先生著名的“最小公倍数分类法”早已揭示得再明确不过：“《切韵》的分韵是采取所谓‘最小公倍数的分类法’的。就是说，无论哪一种声韵，只要是在当时的某一地方有分别，或是在从前的某一时代有分别，纵然所能分别的范围很狭，它也因其或异而分，不因其或同而合。” 明确了《切韵》所实际使用的这种方法，我们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综合就一定会是一种把上海话音系与北京话音系强扭在一起的徒劳努力了。我们不妨进一步设身处地地用这种“最小公倍数法”去哪怕简单地对现代汉语方言音系进行一番“综合”，那么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这里且以北京话、上海话和广州话为例。上海话“连”、“离”无区分，北京话有区分，则此处从北京话的分；北京话“连”、“廉”无区分，广州话有区分，则此处进一步从广州话的分；北京话“一”、“衣”无区分，上海话有区分，则此处从上海话的分……如此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方音的大杂烩了呢？不是。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神秘的“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了呢？也不是。它参差不齐地反映了一个单一的、活生生的、过去某一长段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实际语言的音系。就此我们这里提出，《切韵》音系是该书作者用综合的方法得出的一个单一的音系。这个论点的背后是，用综合的方法，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单一的音系。为什么“最小公倍数法”会有此效？这是因为语音演变遵循着一个规律，这里姑且不甚贴切地名之为“音系熵定律”（“熵”，取其不可逆转之意）：同一种语言在不同阶段或不同地域的音系构造，如果有简单和复杂之别，则较复杂的必定较为古老（除非该语言的音系受到其他语言音系的强大作用或者音系内部结构的不平衡产生出趋向于被填补的空档）。我们再用英语为例来阐明这个认识。英语中tuna和tuner二词，在标准的英国音中已无从区分，美国音则有区分。假设英语不是使用拼音文字，而是也需麻烦到象《切韵》的作者那样去“最小公倍数”一番，则用该方法那个研究者一定会正确地考订出该二词发音本应是分还是合，哪种发音更接近古音。当然，在任何语言中，后世较前世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音位，但在整个结构配置上及辨义功能上,后世音系较前世音系不会多出什么东西来。如三十六字母中晚出的“非、敷、奉、微”诸音位，只是在特定的声韵组合的基础上滋生的。它们出现了，原有的声韵组合形式就消失了，并不比原先仅有“帮、滂、并、明”多出新的辨义功能。有时甚至新音位的产生反而伴随着辨义功能的弱化，如随着现代普通话j、q、x音位的出现而来的就是原有辨义功能的大大削弱。“综合”不同的方言而可以并且必然得到一个单一的音系，是因为后世的各地方言音系在音类上（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实际音值上）都是基于某个过去时代的单一的中心方言的，是对一个较复杂的中心方言音系的不同程度的“简化”。后世对这些不同方言音系的“综合”，等于把它们整体地“复杂化”了，也就是说，更逼近较早的时代了。

    既然《切韵》反映的是一个单一音系，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这一单一音系具体是何时何地的呢？从大的历史范围，从汉语言大的人文环境来考察，一切事实都指向一个地域----以今天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四千多年前发生的华夏文明大爆发的原点。这也是为音韵学界广为认同的历史上的标准音地区。因此，尽管从方法上说《切韵》是“综合”了从吴楚到燕赵的南北方音，但其结果只能是得到一个中原地区的音系，正如往上回搠，现代英语和德语同时指向德国，而不可能前者独自指向古凯尔特不列颠；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同时指向英格兰，而不可能前者独自指向印第安美洲一样。当然，华夏族的殖民进程可能含有更多的民族融合的成分，但恐怕不会象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有一个巨大的土著文化底层。那个印象中的文化底层更多地应是一种同质文化的地域现象而非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造成的结果。从历史和人类学的视角看，原始的土著民族与外来强势文明相比仅从人口方面就居极大的劣势，更遑论强势文明一代代在移民、语言和文化上的支配性影响。一个比较恰如其份的估计是，在中国的非中原地区，移民与土著的融合程度大大高于北美，但不会达到南美那样的程度。而即使在南美，外来的、而今一统天下的西-葡语也并未受原有的印第安语什么系统性的影响。那种认为先存在一个非汉语系统的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湘语、原始粤语等，然后它们又对《切韵》音系施加影响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实际的情形应该是，非中原地区一经被汉语化并由此形成各种汉语边缘方言，则文化大爆发原点的中心方言就一代代地以自己不断变化的新形式来直接和间接地影响这些边缘方言，而边缘方言在一代代地去接受这种变化影响的同时又相对顽强地保持着大量上一次或上几次它所接受的中心方言的原有特点。非汉语的原始语言其语音特点可能会在当地的后世汉语方言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但那只会是特点和风味上的反映，而不会是音类上的反映。就如今天新疆地区一些汉民的口音较之内地似乎有些“走味”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当地的汉语音系与当地的突厥系语言的音系还是泾渭分明。从当时土著民族的角度考虑，上古时代各地即使在最能动的情形下也只能是在自身的原始语音条件的基础上去契合外来的华夏语（如果不可能全盘忠实地复制的话），而不会在接受华夏语的过程中自生出一套独立的不兼容的音系来。比如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土著语的音位资源在与华夏语契合之后仍有过剩，遂自作主张来对当地华夏语的音系进行额外的增生吗？可能性很小。而考虑到如此产生的方言与其它方言必然经历的一代代磨合，这种增生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原始语言的个别词汇成份可能会残存至今，但就音系而言，肯定是全盘“迁就”了华夏语的音系的。这种“迁就”，有可能“削足适履”，但决不可能“画蛇添足”。这就是说，象《切韵》那样对汉语方言进行“综合”，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单一的和纯汉语的音系。

    认为《切韵》应体现一个综合音系的论点其背后的潜意识是深感《切韵》的韵母系统实在太庞杂。考虑到“重韵”，考虑到复杂的四个“等”，再考虑到“三等韵”中的“重纽”，在发音上简直令人无法下口（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就干脆不承认“重纽”）。这里提出一个更可怕的可能：由于《切韵》仅是有限的人员，在有限的时期内对有限的方言范围（如它显然不涉及闽粤方言）进行工作的结果，实际存在的音类区别极有可能还多于《切韵》所提供的情况！如果不用综合音系说，何以解释这种局面？世上会有繁复到如此可怕的语音组合吗？又鉴于后世考订出的上古音系的相对简单，这岂不是与前面的“熵”说相矛盾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上古音系果然比《切韵》音系简单吗？后世考察上古音系，主要靠先秦的韵文以及汉字谐声。由于材料的局限，人们的认识一直是极不全面的。《切韵》音系的庞杂，在于其韵母系统。这个可算是世界上所存在过的最复杂的元音组合体系会横空出世地如此复杂吗？各语言语音体系演进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语言的基本元音系统一开始都是相对简单的；另一方面，一个语言总的音系却都是受制于一种简化的而不是相反的趋势。就汉语而言，如何解释或调和这两点？从逻辑上和实证上，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原始的上古汉语有着远比《切韵》音系复杂得多的辅音组合系统。从今天人们能够掌握的不完全的素材看，《切韵》中的二等韵、重纽等，都有可能有着上古辅音组合上的来源-----这当然还仅是今天隐约可见的冰山的一角；更参以汉藏语系许多其他语种其辅音组合至今仍十分丰富，我们不妨假定，原始华夏语中十分复杂的辅音组合在后世一层层脱落的同时，又一层层地转化为了音节声调以及各等的韵母组合。这也许是汉语的一个特有的现象。从拉丁语到法语，词汇演变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引刀成一快”，不留痕迹地脱掉词尾，而汉语的这种转换现象则显得十分精致。其原因当在于汉语词汇的单音节性。为了在词汇的前后辅音音缀大量脱落的情况下不至于过多地损失辨义能力，便只好“螺丝壳里做道场”，以产生音节声调和加强韵母系统作为补偿。但即令如此，因为基本辅音的数量及其组合的潜力要远大于基本元音，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还是会损失相当的语音资源和语音辨义能力。仅就韵母方面的现象便认为上古音系不如《切韵》音系丰富是失之偏颇的。从上古到中古的文言文（这在当时恐怕应算是或者说较接近“语体文”了）再到现代的口语，汉语固有词汇的辨义性一级级地大幅弱化，不正印证了这样一个音系由复杂到简单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吗？

    我们再回到《切韵》音系的“时”与“地”问题中那个这里尚未太涉及的“时”的问题。如果说《切韵》音系肯定反映的是一地之音，或源于一地之音，那么它却不可能反映的仅是一时之音。因为很简单，从语言外部环境来说，那个文化大爆发的原点在地理上说是十分确定的，但它所包含的殖民活动和文化冲击却一波波发生在一个时间跨度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再回到语言本身，站在今天的角度进行一番观察。比如今天的粤语在入声韵及“阳声韵”韵尾上较为完备地保存了古音，那么“古”到什么时代呢？我们知道至少在唐代，有的方言在这一点上已经不“古”了，一如那首在音韵学上很著名的《语不正》诗所揭示的。如此，当代粤语在这一点上要“古”过唐代的某些方言。那么是不是当代粤语就完整地反射出一个唐代甚至更早的音系构成呢？不是。因为在其他非常重要的方面，如韵的分等方面，今天的粤语就无从完整地反映中古时代的音系结构，即使将当代各种方言都“综合”为一炉也无法做到这一点。推今及古，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以这种“综合”的方法得出的《切韵》音系在时代上也会是参差不齐的。但这决不等于说《切韵》音系就不是一个统一的音系，其理由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同时这也不是说《切韵》音系就其主干而言是一个在时间上漫无边际的存在，因为它前面还有一个与之有很大差异的上古音系。就《切韵》音系的时代，现在比较占优势的看法是将《切韵》音系定位在南北朝时期。我们认为还应向前推，就其主干而言不晚于魏晋时期，并且鉴于其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性，在许多特点上可能还要早。唐代李涪等人认为《切韵》音系乃是基于吴音，其之所以有此感觉，就如同今天我们读唐人诗作，会产生诗人们似乎用的是粤音的错觉一样。李涪的话揭示出当时的标准音与《切韵》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这更说明《切韵》音系存在于一个远较隋唐为早的时代。以隋唐之前南北朝社会-人文局面之动荡，那个时代不可能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统一的中心方言，并有向后世各方言强大而稳定的辐射能量。南北朝时期可能产生的任何方言音变都会被《切韵》的“最小公倍数”过滤掉，而存留下的是较古老而稳定的音系面貌（既然叫“南北朝”，各地，尤其是南北方音就难以出现同步的一致音变而不给后世留下任何旧音的线索）。据制定《切韵》的核心人物之一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所言《切韵》的价值取向：“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无论首都在长安还是在其他地方，中国历史上向以洛阳音为正宗，这体现出古人对华夏文化大爆发原点的难以摆脱的向心力。然而《切韵》还要特地锁定金陵，其用意何在？很显然，就是要求得当时洛阳已有丧失，而《切韵》作者明白无误地推断金陵仍保持着的洛阳旧音。是什么时候的旧音呢？不用说，是西晋东渡之前的洛阳音面貌。颜之推的这番话实际上就把《切韵》音系最晚的时代下限告诉了我们。

tsanhuap

小生认为切韵确实为了反映西晋洛阳语音系统,但他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也就是并非真正完全精确反映西晋洛下语音.

xyaozi

呵呵，老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