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屈原到宋玉的审美嬗变

梦的轻波

作者：刘  畅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00117.htm
【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研究】  
（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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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屈原的精神世界是外向辐射，不懈求索，以南方温暖、繁茂、芬芳的自然特色作为审美取向，并且借以表达自己的故国情结，鲜明地表现其昂扬外向特色。而宋玉则由屈原的博大瑰丽而收缩到狭仄哀怨，以虚拟的萧瑟、摇落作为审美取向，以表明其怨仄情怀，从而显露他的内敛狭仄特色。

      [关键词]  屈原     宋玉     审美    嬗变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1－0093－05

      [收稿日期] 1999－08－26

      [作者简介]刘畅，男，1953年生，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何逊集注》等。

  

屈原精神宇宙：向外开放辐射

      最大限度地呈现向外开放辐射，是屈子精神的鲜明倾向。这不仅在当时文坛上首屈一指，就是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中，也是非常独特的。读屈赋，会感觉其精神世界的多维和博大，斑斓多姿，非浩渺的宇宙不能包容吸纳；其想象力瑰丽奇伟，或善鸟香草，或灵修美人，或虬龙鸾凤，或飘风云霓……碧落黄泉，任意驰骋；日月星辰，并为我用。这种向外开放辐射精神倾向的形成，与屈子独特的人格构成密切相关。

      屈原之为人，求知欲极强，对自然、人生、社会有一种浓厚的探索精神，对人之初、天之初、地之初怀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浓烈兴趣。《离骚》开篇即云：“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出于生命的本能，作者第一关注的是自己来自何方的“人之初”，他漫长的精神探索历程，是以“我是谁”为开端的。高阳为中华始祖黄帝之孙，上溯至此以为自己生命的来源，不仅获得了一种宗族和种族的认同感，而且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生命追问态度。与这种探求“人之初”精神相映成趣的是，屈原的《天问》中对天地之初的好奇、困惑和追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若在整体上把宇宙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的话，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天是谁”、“天从何来”的问题，屈原带着人类早期特有的生气勃勃的稚气和好奇，对“之初”一类的问题连连发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天问》中，屈原一共提出了170个问题，涉及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神话传说及历史演变等方面，有些纯粹属于自然科学知识，如“九州安错，川谷何侉？东流不溢，孰知其故？”其中蕴涵着非伦理、非人事的科学精神，其思维触角必然会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在小小寰球之外的广袤宇宙空间纵横驰骋。有意识地探求自然之奥秘，是屈子向外开放辐射精神宇宙的第一层面。

     屈原向外辐射的精神世界的第二层面是对社会、人事的不懈求索态度。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而被谗害，惨遭放逐，忧心烦乱，悲愤交加。世道叵测，人事百变，是非混淆，忠奸不辨，更增加了他怀疑、探索精神，对社会充满了疑问，进而探求社会之真理。《天问》中，结合自己境遇，屈原对社会历史表现出同样的深情关切，发出一连串疑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现实扭曲，标准失衡，蝉翼为重，千金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而自己的拳拳之忠无人体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迹！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以屈子“伏清白以死直”的人格，是绝不肯与世沉浮，同流合污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社会现实中是非曲直既已难辨，于是诗人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而这种求索无疑要超越狭隘的尘世，向外辐射，这就构成了屈原精神宇宙的第二层面，即神话想象——“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而上下……”这种源于“世溷浊而不分”的求索精神显具有向外扩张、辐射的性质，去寻找能容纳其境界、人格的精神宇宙空间。

“嘉南州之炎德”：屈原的宗南意识

      如同他所赞美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桔树一样，屈原的南国情结也是深固难徙，其间荡漾着融融的暖意。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谓屈子之思想情感为彻头彻尾北方模式，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令人难以苟同。实际上，就故国之思和审美趣味而论，屈原的南国意识是很强烈的。其《远游》即明言：“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申明自己宗南的倾向。这中间既有乡土故国之思的爱国主义成份，又蕴含丰富的地域审美因素。炎德，即火德，热量，光明，能源来源于太阳，这明显与楚国的地理位置有关。楚国地处于温带和亚热带交界，南望洞庭之浩渺，北望汉水之荥回，而大江如带，大襟袂之间，水网纵横，山势幽渺，烟雨变幻，加之日光充裕，草木威蕤，枝叶峻茂，经秋历冬而不凋，受惠于炎德极多。《说文解字·草部》云：“荆，楚，木也。”《木部》云：“楚，丛木，一名荆也。”可知楚国因所处地域草木繁茂而得名。司马相如《子虚赋》描述道：“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菖蒲，江离蘼芜，诸拓巴苴。……其高燥则生崴折苞荔，薜莎青? 。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奄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楠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梨?栗，桔柚芬芳。”草木蒙笼，国家犹如一个大植物园。所以屈原用“嘉”，用“丽”，用“冬荣”，表现出对南国故土的眷恋深情。“嘉炎德”，即崇拜光明，喜爱阳光，喜爱温暖如春的南方。在楚辞中，南方出现了48次，西方38次，北方35次，东方30次；而在屈赋中，南方出现32次，西方21次，东方18次，北方18次。南方明显占优。从描写内容看，写南方时，多有怀念、眷恋、寄托之情感，而写其它三方，或写实陈说，或神话想象，与内心情感世界毫无关系。《远游》中，诗人曾多次提到“去南巢”、“嘉南州”，“睨旧乡”、“往南嶷”，游毕东、西两方之后，作者没去北方，而是先游南嶷：“指炎神而直驰兮，吾将往乎南嶷。”到南嶷之后，极力渲染诸神歌的热烈场景：“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总共用了82字来描述，而东、西、北三方只有寥寥数语，其宗南倾向是何其鲜明。最后自西而南，途经楚地，不禁怆然神伤——“涉青云以泛滥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深厚的眷顾之情缭绕心中，挥之不去。

      南方温暖，火德盛，宗南必然要赞美太阳。热爱南方故土是与崇拜太阳、礼赞光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考之楚史，楚民原始信仰中的远祖是火正祝融。《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天文训》：“南方火也，其神炎帝，其佐朱明。”（高注：“旧说云祝融。”）又《时则训》：“南方之极，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又《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无论从种族渊源或是地域环境，屈原都有充分地理由赞美太阳和光明。《天问》中，对昼夜交替现象也是大发疑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对寒暖问题也尤显关切：“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此外，他还专门写了《东君》、《东皇太一》、《云中君》来赞美太阳和光明。东君，即太阳神，驱尽黑夜，给人带来光明，“暾将出兮东方，照吾  栏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他富有威仪，风云为伴“驾龙?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他孕育于大地，不忘根本“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他又是那么疾恶如仇，与黑暗、丑恶势不两立——“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东皇太一是由太阳神升格的天帝，云中君是轩辕星女神，都是芳菲洋溢，光华四射的形象——“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缭锵鸣兮琳琅。灵偃骞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乐康”（《东皇太一》），“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褰将儋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云中君》）构造了一个光华遍体，通体透明的世界。

崇昭质  爱芬芳  喜温暖：屈原审美取向

      开放的精神空间，嘉炎德的宗南意识，反映到屈原的审美价值取向上，就集中表现为崇昭质、爱芬芳、喜温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种审美心理定式，潜移默化地左右着诗人的观物取象。崇尚太阳，光明，向往一个通体透明的光华世界，已如上所述。日照充足必然草木繁茂，与嘉炎德、崇昭质还相对应，屈原表现出浓郁的芳草情思。楚国受益炎德多多，因而芳草繁茂，朝夕相看两不厌，自然赏心悦目，触发灵性。《离骚》云：“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昭质属于内美，其外部表现就是缤纷多姿的芳草日夕环绕，内美外芳，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陂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揽木根以结?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除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等代表光明的形象外，屈原笔下的其他形象也多是光洁芬芳，并与南国草木有不解之缘：妩媚俏丽的山鬼女神“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其着装着芳草满身——“被薜荔兮带女罗”、“幸荑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实际上是作者本身形象的扩展：“美要眇兮宜修”的湘君，也注意芬芳外饰，“薜荔柏兮蕙绸，荪挠兮兰旌”、“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湘江女神乘袅袅秋风而来，周围更是芬芳满眼，“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情景相宜，何等地婉约秀美……这里，草木情思中透露出的是一种温暖的信息，一股融融热流，一幅永不凋零的南方图景。《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在炎帝和祝融的庇护、照耀下，南国风物呈现出孟夏之月的蓬勃生机，屈子观物取向也是趋向这样一个温暖如春的世界。

      屈子崇昭质、爱芬芳、喜欢温暖的审美价值取向已缕述如上。又屈子之人，敏感多思，屈子之情，迂回曲折，幽渺精微，一般熟语已不足以达其意。屈子笔下，表达心理情感的词汇已经相当丰富细腻，极富于表现力。如“劳心”、“悱恻”、“纡轸”、“烦冤”、“郁邑”、“烦惑”、“郁结”、“怫郁”、“悯怜”、“叹喟”、“怵惕”、“伉慨”、“震衍”、“惮伤”、“震悼”……一虑百致，层次分明，各司其职，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意味。以屈子心灵之丰富敏感，不会不注意到季节变化与心理情感的联系，其美学追求中己初露以苍凉之物寄托怫郁之思的悲秋迹象，《离骚》即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抽思》亦云：“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又《悲回风》：“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秋风乍起，芳蕙摇落，心郁郁而伤于内者，不忍言也。悲美质之销铄，心虽悲之，而仅能暗自内伤，则哀伤之极，异于惨叫痛哭；秋风摇落，而能引起如此剧烈惨痛的感受，当然是内外因的一拍即合。

      细读屈赋，其所表达的情感类型无疑具有悲剧审美特质，具体表现为凄怆、焦虑、悲慨、哀怨、忿懑、痛楚等一系列合目的否定心理倾向。这种具有悲剧性的阳刚之美无疑也要主动寻找相应的容器，即客观景物。一般而言，秋季衰瑟苍凉的景物最适宜与这种悲慨情思搭配。但屈子其人，天份极高，精神世界斑斓多姿，想象力奇伟瑰丽，故寄托之物也是流连万象，不拘一格：或善鸟香草，或灵修美人，或虬龙鸾凤，或飘风云霓，碧落黄泉，任意驰聘，日月星辰，并为我用。况屈子之赋，并非仅为抒发个人冤屈，而是寄托了博大的故国忧患之思。所以其心物结合，缤纷多姿，悲怆之情与衰瑟秋景融合的迹象并不明显。

      崇尚芬芳光华之物，必然不好萧索阴晦之景，即使出于需要必须要写类似景物，其中也透出融融暖意。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落叶萧萧，秋风袅袅，没有丝毫凉意。又《涉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而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又《山鬼》：“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独离忧。”所以，即使屈原注意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悲秋风之动容兮”，也不会大肆渲染，刻意描画。因为秋季景物萧瑟惨淡，属于阴性。对此，欧阳修有精彩的描绘：“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傈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廖。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秋声赋》）这明显与屈子“嘉炎德”、崇昭质、喜温暖的审美取向是大异其趣的。而这一点恰恰为宋玉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余地。

从屈原到宋玉： 精神世界向内收敛

      悲与秋的结合之最终在宋玉《九辩》中完成，有其特定原因。从创作动机和写作性质来看，楚辞由屈原发展到宋玉，已起了质的变化。宋玉《九辩》的性质既非悼师之作，也非自述之作，而是摹拟之作，即摹仿屈原的体验、口吻、技巧来创作。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地理志》亦云：“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王逸《九辩章句序》云：“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悯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辞’。”《隋书·经籍志》也说：“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所谓“皆祖屈原”、“慕而述之”、“以述其志”、“伤而和之”云云，都不是独创了，创作的原动力已发生了质变；不是源于内在灵魂的激情召唤，而是代人立言，在揣摩、想象、抒发他人之情中掺入自己的理解，融进了自己的牢骚和不平。

      精神产品最讲究独创性、个性化，不像物质产品，可以模仿复制；技巧可以借鉴，性情和灵魂却无法模仿。如果硬要模仿，也只能得其形而遗其神。从屈原到宋玉，无论在精神境界、人格抱负和审美取向上，都有一个由开放到向内收敛的趋势。从精神境界讲，是由博大瑰丽收缩到狭仄哀怨；而就审美取向而言，是嘉炎德到悲秋气，明显由热趋凉，而后者受前者的制约。

      从屈原到宋玉，创作主体变了，创作原动力变了，精神世界向内收敛，对自然、社会、历史充满稚气好奇的“天问精神”不见了，为“美政”理想至死不渝、九死不悔的殉道精神不见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故国忧患意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内收敛的个人精神世界。在《九辩》中，宋玉也写了流放的孤独悲哀（“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不得见君申诉的忧闷（“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对黑暗现实的揭露（“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时光流逝的感叹（“岁忽忽而遒劲兮，老冉冉而愈迟”），对小人谗言的愤慨（“纷纯纯之愿忠兮，妒被离而障之”），周游不得遇合的苦闷（“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而自苦”）等等，这些思想甚至语句都曾在《离骚》和《九章》中出现过，一再重合，“慕而述之”的模仿痕迹浓重。然而，《九辩》表现得更多的是与屈赋的差异。最明显的是精神世界向内收敛萎缩，屈原情感之滚滚滔滔，紧扣着楚国的命运，而到《九辩》中却变成了“贫士失而志不平”的一己哀怨。《九辩》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潦?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开篇，气势不凡，但紧接着就透露出情思的中心所在——“ ?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况??兮，去故而就新；坎坷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定下了自怜、自悲的基调，篇中充斥着这样的句子，如“惆怅兮而私自怜”，“私自怜兮何极”，“余萎约而悲愁”，“然惆怅而自悲”，这与屈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博大高远境界迥异。其次，在政治理想、对楚王的态度、坚持操守等方面，宋玉与屈原精神境界的反差亦很大，兹不赘举。

从屈原到宋玉：趋凉与悲秋

      更重要的是，从精神境界由外向内收敛决定，屈宋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了发生了由暖转凉的质变。屈赋中嘉炎德，爱芬芳，尚光明，喜温暖的审美趣味背后，是其可与日月争光的境界和品德；而宋玉只局限于“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和悲悯其师的凄凄惨惨上，则必然要在物性上属于寒凉阴冷的景象中寻寻觅觅：精神心态的向内收敛与审美趣味上的由暖趋凉，本是同步的。对此，《九辩》中已经一语道破：“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 这样狭仄寒酸的句子，在屈原笔下是无论如何也见不到的。只思虑一己之温饱，自然倍感瑟瑟凉意袭人，这与“嘉南州之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五音纷其繁会，芳菲菲兮满堂”的境界已是大异其趣了。这一暖一凉的变化，实际上揭示了宋玉悲秋的奥秘——精神向内收敛了，情感世界萎缩了，只在一己悲愁哀怨中徘徊咏叹，自然就能更集中地体验心物交融的玄机，为悲愁找到合适的情感容器，心性内敛导致了物性趋凉，而趋凉则必然导致悲秋。于是，承接屈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季节性咏叹，宋玉进一步发现了悲与秋之间的微妙联系，说出了一句对中国文学影响至大的话——“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九辨》全篇，就是对这种情调的渲染和演绎。能明白地指出悲为秋之气，确为屈子所未言，抓住这一点，《九辩》进行了刻意渲染，使自屈赋以来的嘉炎德、崇昭质、喜温暖的审美趋向骤然降温，变得凉意萧瑟，砭人肌骨——“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同屈原一样，宋玉亦为楚人，生活在炎德旺盛、芳草鲜美的南国。与屈原相比，他在观物取向上发生由暖趋梁如此剧烈的变化，完全是心态使然。为与胸中的“贫士失职”“私自怜惜”的情思相配合，他笔下的悲秋渲染明显带有刻意性质，甚至有想象中的北方秋季凋零萧索的特征，与他所处的地理环境产并不一致——“秋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叶淤邑而无色兮，枝烦  而交横。颜淫溢而将罢兮，柯仿佛而萎黄。……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戾而有哀。春秋??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身处温暖的南方而能曲尽北地寒冷状态，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北史·王褒传》载：“褒曾作《燕歌》，妙尽塞北苦寒之状，元帝及众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词。”就是一例。南朝文人并没有直接的北方生活体验，却也同样能写出寒气逼人的诗篇，这主要是借助间接体验和想象之力。谢灵运为著名的南方山水诗人，所写的《苦寒行》也很像样：“岁岁曾冰合，纷纷霰雪落。浮阳灭清晖，寒禽叫悲壑。饥爨烟不兴，渴汲水枯涸。”又如梁元帝的《陇头水》：“衔悲别陇头，关路漫悠悠。故乡迷远近，征人分去留。沙飞晓成幕，海气旦如楼。欲识秦川处，陇水向东流。”也颇有“妙尽塞北苦寒”之意。但若细细读之，会感觉到其中的间接性质，有“隔”的感觉，有些只是辞藻的堆砌，为苦寒而苦寒。《九辩》似也有此病，它几乎囊括了秋季所有的景象，从秋之季节总体特性，进而为秋夜、秋风、秋雨、秋露……为悲秋而悲秋的迹象十分明显，有时完全是同类辞藻的堆砌了。这种倾向，在其后的楚辞作家中也有体现。如刘向《九叹》：“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兮，目眇眇而遗泣。风骚屑以摇木兮，云吸吸以湫戾。”又王褒《九怀》：“秋风兮萧萧，舒芳兮振条。微霜兮眇眇，病?兮鸣蜩。“王逸《九思》：“昊天兮清凉，玄气兮高朗。北风兮潦洌，草木兮苍唐。岁忽忽兮惟暮，余感时兮?怆。”明显模仿《九辩》。     

      正因为在审美趣味和物色取向上，从屈至宋，有一个由暖趋凉的变化，而且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屈赋都是楚辞的主体，因此若把楚辞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它是暖凉参半，独立难以构成悲凉风格，故学界论及楚辞，鲜有“悲凉”之评。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还因为楚辞是南方艺术之花，其感物取象，受温带、亚热带环境制约很大。所以，尽管楚人发现了悲秋的奥秘，并刻意渲染描画，但从整体上看，其中总是透露出融融暖意。况且，宋玉等楚辞作家本属于南方创作群体，他们在悲秋问题上的大肆渲染，带有人为、做作的痕迹，这也使其悲秋的凉性大打折扣。

      在悲秋问题上，屈原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个逗号，宋玉攻其一点，认真地一了一个句号；而在悲凉问题上，宋玉的句号只能算是逗号，悲凉美学风格的真正成型，要晚至建安时期，建安文人用带有鲜明北方地域特色的建安风骨完成了这一句号。对此，笔者将另有专文论述。  

                                
  

The Aesthetic Shift from Qu Yuan to Song Yu

By Liu Chang

[Abstract] The mental world of Qu Yuan spreads externally,which makes use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with warmth climate and luxuriant foliageas his aesthetic choice.Qu Yuan also expressed his great nostalgia for his motherland with distinct external characteristic. Contrary to that of Qu Yuan,Song Yu changes Qu’s broad and external aesthetic trend into narrow distress with the aesthetic taste of fictitious autumn soughing,which is used by Song Yu to express sorrowful feeling with internal narrow trend.

[Key words] Qu Yuan     Song Yu  Aesthetic   Shi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