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客家民系、客家方言和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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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如龙
来源：作者惠赐

一、客家民系

1.1客家的称谓
     客家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客家在民间又称客人、客民、客家人、客属，学者们则称之为客家民系、客家族群、客家共同体，早期也有称为“畲客”、“山客”或“客族”的。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一个群体，这是大家达到的共识。看来称为“客族”、“畲客”是不合适的，称为“共同体”又失之空泛，称为“族群”也容易含混，称为“民系”则是大家容易接受的。

1.2纯正还是融合
      作为一个民系，客家是纯粹的中原汉人的正统，或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群体？多年来学术界有不少争议。有的认为客家是“中原最纯正的正统，汉人的后裔”（陈运栋，1990年，38页）；有的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并无差别，他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千多年来大融合的结果”（陈支平，1997年，3页）；有的则认为“客家共同体是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与生活于闽、粤、赣地区的古百越后裔相融合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其主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古百越族后裔”（房学嘉，1994年，296页）；或称“由中原入迁的汉人与当地土著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蒋炳钊，1994年）。其实，利用大量客家族谱进行客家源流研究的罗香林教授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客家初到闽、赣、粤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接触已多，就想不与他们互相混化，亦事势所不许”，“不能不与畲民混血”（罗香林，1993年，73页）。闽、粤、赣地区的畲民最早的记载见于唐宋，在汉代之前，南方的非汉族土著泛称“百越”。如果说客家主要是古百越的后裔，一来无法与现今的吴、闽、粤诸方言区区别开来，二来也不宜把客家南迁的诸多谱牒材料的历史价值贬到无关紧要的程度。客家民系在形成过程中肯定有南方其他民系的互动，它与赣方言区有过相同的源流关系，和闽方言地区有过边界的融合，和粤方言地区则有过抗争，也有过联合，但是如果说“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为什么在别的地区没有融合形成客家，而只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客家？

     应该说，经过千百年来的变迁，汉民族的各个民系都不可能是“纯正”的。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而各民系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在内外两方面的混化、交融的过程中，每一个民系都走过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因而形成了如此繁多的现实差异。

1.3血缘还是地缘
     否认了“纯正”说，承认客家民系在形成过程中和其他民族发生过融合，很自然就从外部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客家民系并非用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群体。
撇开了民族融合不说，就在汉人内部，说客家是按血缘关系组合的也不符合事实。

     固然，许多客家村庄至今还在按姓氏聚居，有时同一个村子里，隔着一条小路，按姓氏分别操着两种口音的客家话。这种情况在其他方言区是少见的。在客家地区，确实有特别浓厚的的宗族意识，历来注重的修续族谱，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至今没有断流。

     近几百年间的族谱资料还有一定的可信度。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客家先民当年依然有许多迁居到其他非客家的地区（例如迁入闽南、闽中、闽北也不少）。著名的李火德的儿孙迁到泉州去的后来成了闽南人（福佬），留在永定或转徙广东的则成了客家。陈支平同样用了许多族谱材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用客家人的血统渊源，特别是用族谱中记载的血统渊源来界定客家，是不可取的。”（陈支平，1997年，129页）

     可见，从客家内部来说，确有相当的血缘联系，然而也必有其他民系的人参加进来的，在广东省廉江县石角乡有个数万人的复姓“刘傅”，相传就是非客家的刘姓收养了客家的傅姓所传下来的后裔。从外部说，客家和非客家有着相同血缘的就更多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固然有一定的血缘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地缘因素。

      客家民系是在赣、闽、粤交界地带形成的，这就是客家的地缘。为什么客家会在这里形成呢？许多学者都论证过了，两宋时代的这一片东南丘陵人口较少，远离大城市的政治中心，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外来的移民易于生存。数百年间他们也学会了刀耕火种，和山打交道。到了他们需要步入平川进驻城市时，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于是形成了“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局面。

1.4客家民系形成的时代
     那么，究竟客家民系形成于什么年代呢？
罗香林有“五次迁徙”说。其实，第一次的东晋南迁只是久远的源流，并非客家南迁的专史。东南诸方言区（如吴、赣、闽、客）大体都与这次迁徙有关。第二次是唐末黄巢起义后赣东赣北的难民大批拥入赣南、闽西，这是形成客家民系的摇篮期。第三次是宋末元初之后，自赣南闽西迁入粤东粤北，这是客家民系最后定型的成长期。后两次迁徙不但有大量族谱可资论证，从这些地区人口的变动也可以找到根据。唐末直至两宋数百年间，闽西的汀州户数增长17倍，赣南的虔州则增长2-5倍，那时入粤的人尚少。元代之后500年间，广东境内客家地区人口猛增14倍（李如龙，1996年②）。客家先民初到闽西赣南避难时，原有土著并不多，当时的畲民有的混化融合了，有的外迁了，实际上定居后的客家是“反客为主”了。刚进入粤东粤北时情况也与此相仿，只是到了清代中叶客家逐渐向珠江三角洲推移时，造成与早到汉人争夺生存空间，于是有了主客之争。这场历时数百年的争斗，使客家民系成为更加坚强的群体，更有鲜明的客家意识。入清之后，沿山路返回闽西赣南，进入粤西、湖南直达四川，沿海路到了台湾、东南亚直到东非和北美。可以称为播散期，也就是罗香林所说的第四、第五期。
简单地说，客家民系形成于两宋，发育于元明，清代之后又有进一步的播迁。可以说，一千年间客家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走遍了五大洲。

1.5群体还是个体
     客家民系指的当然是群体，而且是和一定地域相联系的群体。所谓“客家人”有时指的也是这样的群体，有时指的则是体现着客家民系特征的个体。在客家地区生长，通客家话，受过客家文化的熏陶，这当然是地道的客家人。不仅如此，许多远离故土的客家人，哪怕只有几户人家，甚至单门独户，也不愿放弃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在闽东沿海和闽北山区，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汀州人”保存着的一个个的客家方言岛，在东南亚的许多城乡至今还有许多这样的小村落。客家人的这种内聚力和顽强保留祖传的文化的特点确实也是很突出的。南宋末年跟随辛弃疾、陆秀夫勤王南下直至崖山为主殉难的举动，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台湾屏东六堆的客家人的抗日斗争，都是客家人的群体行动，也是充分表现客家精神的。还有，像黄遵宪、丘逢甲这类客家人总把自己客家精神融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们也都是典型的客家人。然而如果按族谱记载往上追，罗列出一个个历史名人曾是客家先民或客家后裔，甚至一直推到客家先民尚未渡河过江之时，于是把许多历史名人都列为客家人，把他们的事迹都用来构筑客家文化的大厦，这种“泛客家论”是不可取的。把客家扩大到参加东晋南迁，甚至扩大到黄河流域的故地，客家和整个汉民族还有什么区别呢？

二、客家方言

     2.1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的特征
     从罗香林开始，许多有眼力的客家研究者都十分重视客家方言（陈支平，1997年，128页），把它作为识别客家的主要根据，这是很有道理的。
方言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分布的地域和民系形成的地缘是重合的。因为方言正是民系内部的交际工具，是人们沟通情感、延续教育、协调行动的凭借，是维系民系的最重要的依据。

      方言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记录，是地域文化心理的寄托。许多民系特有的观念、崇尚的精神和告诫的训条、特有的习俗，都是用方言词语凝固起来，提炼出来，并且口耳相传、世代相因地继承下来的。用客家话唱的山歌表达了世代客家人的情爱，体现了他们的追求，寄托了他们的理想，作为语言的艺术，山歌反过来为保存这种语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谓“乡音传乡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客家是一个流徙的群体，和其他南方民系相比，它的地缘有过更多的变动，因此，靠方言来维系民系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客家话到处都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谚语，许多播迁远地的客家人，哪怕是几户几十户人家，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也不愿使自己的语言失传，原因就在这里。
方言是文化的载体，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是思维活动的结晶，是历史的教科书，从客家方言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客家研究的结论。

2.2从客家方言证明客家民系形成的时代
     和南方其他方言相比，各地客家方言的语音和词汇内部一致性更大。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1、它的形成时间较迟，晚近以来，内部分化造成的差异不太大；2、它的内聚力较强，普遍有保守前代语言的习性，因而语言上的变异比较小。

      就客家方言内部一致的特点进行分析，无论是语音或词汇，较多的特点反映的是两宋时期汉语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本人已有专文论述（李如龙，1996②）。这里只摘若干条目作介绍（例字从略，请参阅原文）。

语音方面：

     1、古全浊声母清化，读为送气音。汉语全浊声母的清化发生于中唐之后，读为送气音则与现今的江淮官话东片（泰州、南通一带）及赣方言相一致，说明客家人正是唐以后于两宋经由这些地区辗转南下的。

    2、古非组声母字及晓匣合口字、云母字等今读f、v声母。前者是中唐之后的读音，后者是两宋之后的变异。

    3、古见系字不论洪细今读k、kh、h，直至宋代还是读的这个音，明以后则腭化读为舌面音。
4、古精庄组声母不分，都读ts、tsh、s。明以后庄组混入章组，读翘舌音。
5、歌麻韵字今读元音为o-a之别，明以后变为或e。
6、江唐韵字今读为-k，明以后读为a、ia。
词汇方面，仅举宋代韵书《广韵》、《集韵》中的某些单音词，至今还是客方言口语常用词的为例（注解加引号为两部韵书的原注，这部分还可参考拙作《客家方言本字考》）：
禾——水稻　　　　　 　  圳——“沟也”　　　　　稈——“禾茎”
钁——“大锄”　　　　   棘力——刺　　　　　　　　萦——“绕也”
徛——“立也”　　       扌亥——“担也”　　      偋——藏匿心
渠——第三人称代词　　   坪——“地平”　　       浼——“污也”
月争——脚月争，脚跟　      走票——跳跃　　           黒卢——“黑甚”
镬——“鼎镬”（铁锅）　　嫽——“戏也”　       　沕——“潜藏也”
髀——“股也”（大腿）　　目英——“视也”　      　扌方——“相牵也”

      关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年代，早些时候的学者总喜欢把他推得很早，大概是“以老为宝”的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近来也有人因客家之称出现较迟，认为到明清才形成。其实，形成方言和形成民系，获得稳定的名称未必都同步。把客家民系的形成分为摇篮期（两宋）和长成期（元明）就顺理成章，也不至于有争议了。

2.3客家方言的分片反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现今的赣、闽、粤连片的中心区客家方言，按语言特点分，可以划为南北两片。北片是江西境内多数点及闽西的北片（宁化、清流及长汀、连城北部），南片是广东和闽西的南部三县（武平、上杭、永定）和赣南的三个边沿县分（“三南”）。北片内部差异大，南片较为一致。例如北片声调5类、7类都有，有的点没有入声；南片大体都是6类，包括两类入声。又如古阳声韵，北片有的读为鼻尾韵（或-m、-n、-齐全，或只有），有的读为鼻化韵或脱落鼻音，南片则多数整齐地读为-m、-n、-尾。

      从词汇方面看，也是南片用词比较一致，北片则差异较多。例如斗笠，南片说笠嫲，北片还说斗笠、笠婆、斗篷；漂亮，南片说靓，北片说精、赏、标致；下面，南片说下背，北片说下头、下段等；什么，南片说么个，北片说甚么、啥西等（详细材料可参阅李如龙、张双庆，1992年）。

      北片分歧，可称离心型方言；南片统一，即是向心型方言。北片形成较早，经过明显的民族融合，行政区划又分属两省，彼此往来较少，反客为主之后，各自为政，并无明显的客家意识，因而变异大；南片是明代之后成型的，由于不再发生新的民族融合，又因主客矛盾增强了凝聚力，客家意识鲜明，又是同属一个省的几个州，内部交往也较多，因而成了变异较少的向心型方言。

2.4从词汇的交叉看客方言与周边方言的相互关系
      客家方言与周边的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都有一定的源流关系。客家先民还住在赣东、赣北之时，和赣语应该还没有明显的分化，可见早期客赣有同源关系。赣南客家话形成之后与北边的赣方言不可能没有接触，尤其是靠北的宁都、石城一带。早期进入闽西的中原移民，例如初唐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征蛮的河南人，留在闽西的便是后来的客家，转入闽南的便是后来的“福佬”，两宋入闽的客家先民也有再从闽西徙居闽南或福建各地的，这都是客闽方言存在着源流关系的根据。客家话形成后，从龙岩到南靖、平和、诏安有一条狭长的双方言带，周围闽客方言之间也多有渗透。至于客方言与粤方言，也是两方面的关系都很深的。宋代自赣南越过大庾岭定居在南雄珠玑巷一带的就是早期的客家，他们后来成批地入住珠江三角洲，当时的粤北客话成了珠江三角洲粤语的源流之一；后来由于粤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高，全粤各地客方言都不可能不受粤方言的渗透。下文列举若干客家方言与周边方言共有的词汇，从中人们不难体会到客方言与周边方言的两方面关系。

客家与赣方言共有的词汇：
涿雨（淋雨）　　田堘（田埂）　　陂（堤坝）　　沙坝（沙滩）　　黒卢（锈）
断夜（天黑）　　后背（后面）　　鼻公（鼻子）　钁头（锄头）　　松光（松明）
薯（山药）　　　雁鹅（雁）　　　间（房间）　　厅下（厅堂）　　屋下（家里）
做屋（盖房子）　酒娘（纯米酒）　酒脚（酒糟）　老弟（弟弟）　　老妹（妹妹）
子嫂（妯娌）　　炙火（烤火）　　做得（可以）　择（拣选）　　　伶俐（干净）
客家与闽语共有的词汇：
肩头（肩膀）　　平洋（平原）　　鼻（鼻涕、嗅）　鸡僆（小母鸡）　灶头（灶台）
舂墙（打土墙）　食昼（吃中饭）　烧水（热水）　　走味（食物变味）外家（娘家）
起火（生火）　　赴墟（赶集）　　无闲（没空）　　啡（吐口水）　　拭（擦）
做家（节俭）　　乌（黑）　　　　番客（出洋华侨）饲（喂食）　　　膣（女阴）
客家与粤语共有的词汇：
膝头（膝盖）　　　肚腩（肚皮）　　胞衣（胎盘）　　罅（缝隙）　　　煲（久煮）
唔自然（不舒服）　热痱（痱子）　　莳田（插秧）　　担竿（扁担）　　窦（窝）
狗尾粟（小米）　　乌蝇（苍蝇）　　单车（自行车）　大褛（大衣）　　遮（伞）
打理（管理）　　　猪脷（猪舌）　　酒饼（酒粬）　　两子爷（爷儿俩）靓（漂亮）
安乐（舒适）　　　好夜（很晚）　　紧要（要紧）　　唔系（不是）　　窿（窟窿）

      练春招在她的博士论文《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中据所对照3000条词汇作了统计，客家话与赣方言相同的词有228条，与闽南话相同的有148条，与粤语相同的有328条。至于个别边界点与邻近方言的相同词汇就更多了。可见一味强调客方言如何纯粹、正宗地保留中原汉语，在周边方言中独树异帜，这种提法是不合事实的。

三、客家文化

3.1研究客家文化贵在比较和分析
      客家民系是地缘的群体，客家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客家文化则是汉民族的一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同是共性，异是个性，同异之间又并非可以截然分开的，共性寓于个性，个性体现共性。

     研究客家文化必须注重比较和分析，所谓比较，一要与整体的民族文化作比较，二要和周边的地域文化作比较，经过比较去理解它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所谓分析，就是要两点论，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分清历史和现状，主流和支流，表象和本质。比较分析是研究地域文化最重要的科学方法。

      不论是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之间或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各种文化特征都很少是有与无的差别，而往往是浓烈与淡薄、鲜明与模糊之差。某种特征也很难用好与坏、先进或落后来定性，而必须进行分析。不论是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都有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两种之分。两者之间不但相互对立而且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有许多文化观念还往往是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的。你看，论忠贞，历史上客家先民可以为南宋小皇帝勤王和殉节，为反抗清兵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论叛逆，在太平天国的起义、黄花岗起义和土地革命的战斗中，客家人都是主干力量。再如客家地区的“女劳男逸”，母亲要挑起“锅头灶尾，针头线尾，田头地尾”三副重担，这固然可以拿来谱写母亲颂，实际上，这是极端的男尊女卑，反映的是客家先民拿畲族妇女当奴婢的习俗。客家方言称母为ue，俗写 “女哀”，本字是“娭”，见于宋代字典《集韵》：娭，于开切，婢也。

      研究地域文化，最忌孤立地叙述和热情的渲染。调查报告可以就事论事，忠实报导即可，文学创作可以夸张，或讴歌和嘲骂，而科学的研究只能作客观的比较和冷静的分析。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是可以分道扬镳的，但有时也必须注意有所照应。

3.2客家文化是成系统的
     任何地域文化都是社会群体为了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系统。这些历史上创造出来的生存式样都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客家先民的主体一定是流徙的平民百姓而不像族谱所记载的那样都是名门贵族。根据《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渡江的贵族们还是可以在侨置州郡的官衙内任职，闲来还可以到郊外饮酒赏花，看来贵族们无需和百姓一起逃难。逃难的流民则只有以家族为单位，同舟共济，同籍的老乡之间互相帮助，才能生存，到了新地之后，则喜欢用自己故土的郡望堂号，用昔日的繁华来激励自己并借以在诸多陌生人的眼皮下立足。他们沿着东南丘陵长途跋涉，只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为了适应低劣的物质生活，只好实行家长制管理，提倡克己待人，尊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尊女卑等礼法；在勉强蔽体裹腹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只要“日中为市”的物质交换就够了，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都是吸亲族的血的缺德的奸诈，高利贷可怕得像瘟疫。为了补足小农耕作的不足，并且在文化低下的土著中立足，他们又只得倡行“耕读文化”，开辟仕途经济。总之，对于种种地域文化的现象，我们都应该追寻它存在的原因和理据，弄清各种现象之间的制约关系。既不盲目地颂扬，以为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也不虚无地否定，用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3.3客家文化是发展变化的
     上文对客家民系发展过程的分期应该是合理的。在赣南闽西的摇篮期，客家先民在困顿之中艰难地适应着陌生的环境，勉强得以生存和蕃息；在粤东粤北的发育期，客家一立足便有了发展。在那建立不久的耕读社会里，文教武功都达到相当高度，在东南诸民系之中是并不逊色的。走出大本营后是为播散期，到了新地后，客家人又有了不少新的创造。例如清代入川的客家除了垦发山区，引进新作物外还大力发展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刘正刚，1997年）。特别是走向海洋（迁海复界入住沿海及海岛并进而过台湾下南洋）之后，便逐渐从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天地中解脱出来。新一代的客家人不但在商品生产大潮中大显身手，许多传统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近代社会里，不论在政治改革、民族斗争或发展文化事业上，客家人当中都涌现了一批领袖人物和杰出人才。在书写中华民族的新历史中，客家人的贡献是不容低估的。
   
      从整体上看，任何地域文化总是在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的过程中，在和外界文化的撞击中接受影响而不断变异着、前进着的。我们应该按照本来的面貌去认识它，经过纵向的比较，去考察它的发展过程，探讨贯穿其中的规律。既不要颂古非今，也不要总以为“今是而昨非”。

3.4客家文化的最重要特点
     如果说，一定要指出客家文化的最重要特点的话，我以为就在于一个“走”字。
客家的历史就是走的历史。他们从黄河流域走到大江南北，又从大江南北成群结队地走到闽赣区，在那里“客而家焉”。这次的走是在动乱中得到了生存。然后，又从闽西、赣南扶老携幼地走到粤东、粤北，在那里建立了大本营，经过这次转移，终于得到了温饱。接着，狭小的山区又显得拥挤了，而且发生了主客的争执，于是又打叠行装走出大本营。在近代社会里的这次四处出走，客家民系又一次得到了发展。客家的走的历史也就是从生存到发展的历史。

     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靠着一个走字，客家得到了一条生路，一条新路。他们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走到曾经是吴头楚尾的江南水乡，又走到了东南丘陵的“南蛮之地”。靠着这个走字，他们获得了多元的文化因素，终于能够对付各种复杂的局面，看来他们是越走越有劲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炉灶”，这就是他们总结的经验。须知中原的文化本是“地著”的文化，不久前广大北方地区还盛行着“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俗谚呢。没有几百年走的历史，客家人怎能有如此不同的体验？
自北而南行，也是中华文化向前发展的总趋势。经过几次大迁徙，中原人口充填江南，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在南方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后，中华民族在黄土文化的基础上增加了海洋文化的内容。由于有了这个内容，明清的江南有了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近代文明的势头。近数百年间，南方的经济发展显然快于北方，各种新思潮也都先后在这里酝酿，近代的革命行动也从这里发起。

       东南沿海的闽、粤、客三个方言区的地域文化都有“走”的特点，然而彼此间又多有不同。闽语区的人最早沿东南海岸播迁（包括台湾、海南两个大岛），并进而走向东南亚，到南洋谋生。宋元泉州港的兴起和明清漳州月港的兴盛使他们掌握了航海和贸易的门路，现今东南亚的数千万华人主要是闽南方言区先后去定居的华侨的后裔。数百年间不论在沿海、海岛或南洋各国，他们所到之处都能筚路蓝缕，艰苦创业，逐渐也都能够兴家立业，甚至比在本地发展得更快更好。粤语区的人唐代以来就有对外贸易的经验，他们在垦殖珠江三角洲的同时，一部分人也沿西江、北江向周边地区迁移，但大多是定居于城镇营商，不时也有小批量的人到海外谋生，不少人是经香港而又进一步走向五大洲的。不论到什么国家，他们都千方百计地建街设市，经营商业。很少涉猎其他营生。而客家人的“走”是不择山海、不论远近、不避艰苦、随遇而安，一直保留着客家先民那种吃大苦、耐大劳、知足而乐的精神。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他们连走到外面世界之后、也还保留着保守的小农思想的局限性。

      跟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继续往前走，新一代的客家人也会走上新的境界。重要的是必须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正确地评价自己的文化，扬长避短，弃劣存优，才能使自己的步子迈得大些，迈得快些。

参考文献：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古亭书屋，1933年。
陈运栋　台湾的客家人，台原出版社，1990年。
陈支平　客家源流新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房学嘉　客家源流探奥，广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
蒋炳钊　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台北《客家》，1994年。
刘正刚　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李如龙、张双庆等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
李如龙等　福建双方言研究，汉学出版社，1995年。
李如龙　①从词汇看闽南话和客家话的关系
　　　　②从客家方言的比较看客家的历史
　　　　③客家方言本字考
　　　　均见《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
李如龙　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李如龙　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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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观点鲜明，论述合理，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