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与北京语音

湘里妹子

作者：沈 炯（北京大学中文系，100871）
来源：语言学研究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对此也会有人提出异议。从感性认识出发它是说不清楚的，因此本文一开始就着重提出三个基本认识。首先，人类语言是包含有声性、系统性和社会性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其次，有声语言与书面语言既有一致方面，又有不同方面。它们最终都有总体一致的语言学功能属性，却使用两种不同的信息波实体，一种是可听声音，另一种是可视图形。第三，书面语言是复制有声语言的产品，不是独立的语言，它们有脱胎换骨关系。它们在不同的交际方式中起作用，因此有声的和书面的语言体制会有局部的适度的独立性。

     有了以上认识就可以进一步提到，文字读音是复制语音区别性质的结果。通过复制，它跟声音建立了固定联系。文字最终要靠人把读音属性恢复成声音。有声模子是全体社会成员言语产品的实体，任何成员随时都可以从中取得有声楷模，而且一般都从小就学会它了，然后每次使用它又都在校准它。正常人学习文字读音是在文字、语音、声音之间建立新的联系，它也在使用中不断得到校准。言语声音和文字图形都是信息波实体。它们首先负载、主要负载语言学本体信息，然后又进一步负载其他交际信息。把文字读出声音来，是把它转化为有声语言，因此应该像有声语言那样去使用声音。

      汉字读音系统以汉字为直接对象，主要以字词为范围。汉语拼音是为汉字读音服务的析音工具，也主要以字词为范围。汉语语音系统不但有声韵调、轻声、儿化和音变，而且还有词语单位的语音类型，以及词以上的节奏、停顿、句重音和语调等。词以上的语音与读音系统的关系是模糊的。那一部分语音是有声语言、朗读语言、各种职业语言和艺术语言的事实。恰恰在那里我们的知识明显地不足。

      跟语音系统比，读音是个小系统，它提供的有声信息往往是不充足的。我们所以能够读懂文字，不但靠字面，还要靠文字和语言的信息冗余度。有冗余就可以排除不可能成立的因素，才能够借助上下文、借助语言经验，甚至借助猜测或试读，去读懂它。中文缺少分词信息和词以上的大部分信息。行外人读“股骨骨折、股骨头骨折、英语语音音高高低变化”，分不清词就变成绕口令了。“365天天天添块砖”里有四个同音字，拿它们相比，音高、音长等有明显的变化。说话时候人人都有那种类似的变化。它们起各种语音学作用，而读音系统管不了它们。

      人类语言具有稳定的需要和维护自身稳定的能力。言语声音的稳定借助每个人的耳朵兼听自己和别人来实现。从正常人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的偏差来看，它的精确性极好。语言的稳定是在亿万次交际过程中实现的。能够达到预期目的的交际活动，必定符合或接近于符合语言的社会标准，它能够起巩固个人使用经验和维护社会标准的作用。相反，交际活动失败迫使个人去做相应的调整，因此会有相反相成的作用。在稳定的前提下人类语言又有可调节的机制，它通过交际过程中新的社会约定和规范化工程来完成调节过程。

      晓东认为，普通话语音在逐渐地变化，普通话语调与北京口语语调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本文认为，对此提法有必要做一些讨论。（参见晓东“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普通话轻声词整理原则琐议”，语文建设1998年第3期；晓东文中把轻声跟语调联系在一起，有别于一般看法，本文对此不予进一步评论。）

      在现代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促使下，本世纪初中文开始采用现代白话文，它是信息文明和精神文明新建设的重要内容。自那时起，从民族共同语到方言都发生了可以觉察的动荡。这一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然而那种变化现在主要是推广普通话过程的变化，不是普通话本身的变化，尤其不是语音系统和语音音值的明显变化。普通话概念只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太短，还谈不上有什么演变。

      提倡国语和推广普通话之初，宣传鼓动、培养师资和课堂教学是重点。全体民众新的社会意识有一个从朦胧到鲜明的渐变过程。从宣传教育到社会运动是质的变化。今天推广普通话不但是国策，也是群众自觉需要。在数亿人的运动中，社会交际过程是学习普通话的大课堂，知识教学已经是进修和提高的补充需要了。现代通信和媒体的进步和发展使大时空的距离缩小，它是全民有声交际的好条件。在交际中人们最终学到的是普通话全部活的精髓，而不仅仅是初步知识。

      把普通话跟北京语音对立起来，是某种观念下的老生常谈。那种对立观念十分有害，会使普通话概念失去有声语言活的基础，以此为国策会把它推上文言文走过的僵死老路。那种观念也许本无其他混杂目的，只是为了申明自身观念的正确性。然而说有容易说无难。要证明它不正确，十倍努力也往往无济于事。

      许多语言调查表明，老北京人中文化程度高和青年人是推动语音微观演变的两种主力属性。（北京话的语音微观演变主要表现为内部分歧，跟普通话没有直接联系。）在交际频度较高的许多人群中，有那两种属性的成员很多。北京市的那种人群中，充其量三四十万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跟何止百万非本地出生的人组成的已经是普通话同盟，其边际还有普通话程度不等而又迅速进步的人。他们跟国内外各行各业有广泛联系，组成了更大的普通话群体。北京的普通话群体不但是全国的缩影和代表，而且也是维持普通话生命所需要的有声新鲜楷模的生产中心。

      作为标准音的北京语音改变了吗？问题是什么在变。它的起点可以指本世纪上半叶的北京语音，是指当时代表上述主力因素人群的语音，不是指“京油子”。普通话群体在规范化前提下做一种“磨合”性协调处理，处理结果是使普通话语音规范朝着精细方向推进，落实到语言每一细节上。精细化不但有语音方面，而且有词汇和句法方面。精细化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改变。在北京的那种群体特征被媒体语言敏感地反映出来，迅速传播出去，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首先是指语音系统和该系统各音类典型的有声方式（用实际声音说明的音值）。遴选普通话词语的起点是北京话里全民公认的部分。全民范围有词语和字词所属音类方面的分歧，所以有相当一部分词语需要有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各方言的协调、古今延续的关联和规范化的处理。

     任何个人或机构发表的词表，例如轻声词表等，都有复杂因素，不能一概而论。那种词表的差别或改版一般并不代表北京语音或普通话语音的演变。它们反映的可能是不同侧面的事实，也可能是认识的深化。一部新辞典可能会改写部分字词的拼音形式，那里会有许多复杂问题，未必都是语言细节的演变，最好先把它看成是辞典专家的认识和处理问题。至今还没有发现专门论证有关演变的详细报告。老北京的轻声词比较多，有关词表多半是调查资料，不是规范标准。随着老北京人口比例下降，有些轻声词淡出流通领域了。它是推广普通话的成果，不是普通话的演变。轻声的理论认识并不完全成熟，目前似乎不宜采用强制性词表或细则。

     北京话与普通话的细微差别主要是词汇问题，包括词语的音类属性问题，例如“亚、发”未用去声。音类分属有别，但就音类的系统属性和音值而言，它们依旧是普通话的音类。普通话群体里的北京人都能够随时切换用词方式，他们说北京话还是普通话按交际对象决定。他们也有混淆的场合，类似情况在各方言区普通话人群中都会出现，局部“出错”并没有严重到要把整个北京开除出普通话。

      普通话语音的标准只能是具体的北京语音。媒体仅仅是这一标准音在全国、在其影响所及范围中起作用的重要中介。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隔阂的逐渐消除，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将会更加稳定。任何地区都可能会有特殊而细微的口音色彩，如卷舌、鼻化、央化等程度上的差异。它们不属当前的推广内容，但也不是北京语音不属普通话的理由。从长远看，熟练的或快速的语言里必定出现的音变现象将会突出出来，到时候它们还是要用北京语音做依据来具体说明。眼前计算机语音处理中它们已经是有突破性的关键问题或障碍了。另外语音毕竟会演变。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在发展，信息文明也要发展。当语音系统信息冗余度不足或信息负荷失去平衡的时候，语音系统必须改变。那种变化是以世纪为尺度来衡量的。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地域实体可能是一种千年大计。

      说“普通话语调与北京口语语调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别”，把它当作科学结论不但没有充足的理由，而且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本文开头已经提到，读音系统是个小系统，语音系统里还有一些问题没有研究透彻，语调是其中重要的课题。我们拿不出一种关于汉语语调公认的看法来。在复杂的知识背景中，国外个别著名学者已经在专著中匆忙做出汉语语调不属于人类普遍语调的结论来了。国内专家也有做出类似结论的。

      语言研究是为社会应用需要服务的。本世纪从提倡国语、扫除文盲、设计汉语拼音方案到推广普通话，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字音上，还顾不上语调。语调一直只能放在朗读技巧中处理。书面上汉字没有直接的语调信息，却能暗示它，句子还用标号暗示它，使人有满足感。文字系统和读音系统限制了语调研究。现代信息技术（文语转换、语音识别、口授打字机、人机对话、音对音机器翻译、人工智能等）、对内对外汉语教学、残疾人言语康复、职业语言及艺术语言等的人员训练或深入研究，都迫切要求汉语语调的新知识。今天这一问题已经极其急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关于汉语语调的功能机制，尤其是有声性质，要对它们做出科学解释来，必须面向人，必须采集有声样品来做具体研究。如果说普通话与北京语音无关，恐怕它也就只剩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的语调确实不是人类普遍语调。

      当然，媒体语调也应该研究，而且很重要，有关成果会有直接的应用价值。但是媒体语言有一定特殊性。受众在通信系统外端，不能直接反馈，这是特殊的交际条件。媒体依旧要宣读文本，那种保守风格至今还在影响其他节目。我们不要以为类似那种风格的语调才是普通话的标准。如果规定平民百姓都要像播音员那样说话，社会生活可能会变得令人发噱，人民群众语言的生动活泼也就受到限制了。

      上面已经提到，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是具体的，实质性的，不是抽象认识问题。同样，语调的标准也应该取北京语音为标准。汉语各方言的语调有许多共性方面，普通话语调是取其共性的。但是它不能只有共性，还需要有细微的特殊性来支持那些共性，所以它必须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从媒体语言和各地人们所说普通话的实际语调来看，它确实是以北京语音为依据的。

      普通话也有风格性区别，公众场合的正式风格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口语风格。把格调较高的风格看成是普通话，把口语看成是北京话，并且把它们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以方言为母语会说普通话的人需要使用两套口语方式，普通话方式和方言方式。那种普通话方式的日常口语不应该是粗糙的工具，它应该像母语方言那样能够自由表达各种细微的思想感情。从研究普通话语调角度来看，还是用北京人的口语更可靠。口语语调的研究特别困难，但是许多国家做本族语或外族语的语调研究，都很重视口语，特别是不加修饰就脱口而出的即兴口语。它是语调研究的基础，汉语不应该是例外。困难归困难，这里着重的是正确认识口语语调问题。

      职业语言和艺术语言里有口语对白，那种语调不但会有风格问题，而且还会有流派问题。有时候流派会发挥到超出受众可以接受的程度。职业语言里有咬文嚼字的特殊技巧，为了增加清晰度和可懂度不得不做那些加工。媒体或舞台上经常需要把记忆中的台词恢复出来，它跟普通交际过程不一样。从根本上来说，媒体语言的语调跟字正腔圆问题一样，不能脱离群众语言的基础，否则是会有生存依据问题的。另外，节目主持人、播音员和演员等也都是普通人，需要有普通生活，他们使用日常语言来过日常生活，那种语言是他们工作语言潜在的基础，甚至也是演员们刻意了解生活语言的切身经验。

     现代人大都会承认，书面语言、语文知识、词典和媒体语言等对个人语言的进步起过重要作用。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问题的性质不同。是社会在制约一切。那个社会是由人类群体组成的。这是我们考虑普通话语音问题的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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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北京大学林焘《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和语音教学》

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规范性。语言是否合乎规范，从根本上说，是约定俗成的。规范的内容也并不是僵死的，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每个人的经历和语言背景不同，对一些语言现象是否算是已经约定俗成，已经规范，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好冷，好漂亮”是大家公认的普通话说法，可是“好高兴，我好进来吗”里“好”的用法是否也可以算是普通话？目前新闻媒体常出现“按揭”“收入不菲”之类的词语，商店餐馆常贴出的“本店有售”“生猛海鲜”之类的招贴，这些词语是否应该仍旧算是方言词语？“打的、面的”现在已经是北京市民最常用的词语，“的”字还由此增加了一个过去没有的阴平读法dī，这种用法和读法算不算是已经进入了普通话？类似的问题还可以举出很多，不同方言区的人或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回答肯定不会相同。

不只是语法和词汇如此，已经有了明确标准的语音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从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正式确定以北京语音作为“国语”的标准以后，七十多年来，北京语音的标准音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但是，标准音的“标准”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一般的认识似乎只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具体地说，就是只理解为《汉语拼音方案》或注音字母里所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音是否准确，如果细致一些，再加上轻音儿化和连读变调。这些内容确实已经能够勾画出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是，如何发音才算是符合标准，例如韵母iong可以不可以读成撮口呼，“左边（儿）”，应该不应该儿化，大家的意见就不一定一致。至于音节进入语句后产生的各种音变以及语调的高低升降等，就更难给出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普通话的语音并不等同于北京话，但区别究竟在哪里？乍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解释，把北京语音中的方言土语成分取消就是普通话，例如“东西儿”“逮dei小偷”是北京方言土语，“东西”“逮dǎi小偷”就是普通话；再进一步，还可以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来确定，例如“骨gǘi头”“学xiǎo太极拳”是北京方言土语，“骨gǚ头”“学xué太极拳”就是普通话。但是，在语音教学中遇到实际问题，这样的解释并不一定那么管用。

北京话往往把“我们两个wǒmen liǎngge”说成“我们俩wǒmliǎ”，这种说法早已经常出现在书面语言里，一般都承认已经被普通话所吸收，但是其中的“我们”可以像北京话一样说wǒm吗？北京话也把“两个人”说成“俩人”，把我们三个wǒmen sānge”说成“我们仨wǒmsā”，这些说法是否也能进入普通话，至少在目前恐怕是不同意的占多数。根据《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一）会儿”应该读第四声（yi）huìr，语音教学自然应该根据《审音表》来注音，教师在课堂上也必须这样教，可是，至少是在北京，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听到的可能还是读第三声的（yi）huǐr，甚至教师在下课时说“休息一会儿”的时候，稍不留意也会说成第三声（yi）huǐr，这自然会给学生带来困惑。是允许这种“俗读”进入普通话，还是必须坚持伴音表》规定的正音标准，也是语音教学难于处理的问题。

普通话虽然是超越各方言之上的汉民族共同语，但是必须植根于方言之中才有生命力，否则就会僵化。普通话和方言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想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十分清楚明确的界限，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条界限本来就是模糊的。处在这条模糊界限上的语言成分是不稳定的，有的渐渐被普通话吸收，有的最终被普通话排斥，要看社会是否共同有此需要，从近几十年普通话吸收方言词汇的情况是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过程的。

普通话语音和北京话之间也同样存在这样一条模糊界限，只是变化没有词汇那样迅速，那样明显，比较容易察觉的是儿化韵和轻音音节。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词语特别丰富，成为十分突出的方言特色，普通话也有儿化韵和轻音音节，但儿化和轻音词语要少得多。儿化词语在书面上的写法很不规范，例如“小孩、一点儿、花儿、玩儿”以及“冰棍儿、馅儿饼”等等，在说普通话的时候也是需要儿化的，可是在书面上写不写出这个“儿”字则是完全随意的，甚至是不写出的时候居多。至于在口语里第二音节必须轻读的普通话词语如“太阳、先生、喜欢、干净、知道”等等在书面上根本就无法表现出来。这种在书面上没有规范和无法表现的语音现象给语音教学带来一些麻烦，但一般规范性的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都已逐个标明，掌握起来并不困难。

还有一些北京话的儿化和轻音词语在普通话里的读法是两可的。儿化的如“（有）事儿、（树）根儿、（左）边儿、（进）门儿。（一百）分儿”，轻读的如“春天、办理、出路、界限、批评”，这类词语在普通话里是否需要儿化化和轻读，要看语言环境，正式场合一般不儿化和轻读，比较随便的谈话儿化和轻读的比较多。此外，社会阶层和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在说这类词语的时候儿化和轻读的也比较少。这类词语的儿化和轻音读法能表现出明显的口语风格，可以认为是正处在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的模糊界限上，词典里是否标明也是比较随意的，在语音教学中除有意突出口语风格外最好尽量避免使用。

普通话里有一些不能儿化和轻读的词语在北京话里是可以儿化和轻读的。儿化的如“时候儿、记性儿、花样儿、东西儿、（冒）烟儿”，轻读的如“自然、艺术、时间、规模、高明”。北京话里还有相当多的没有被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语要读儿化和轻音，儿化的如“今儿（今天）、天儿（天气）、末了儿（最后）、老爷儿（太阳）、立马儿（立刻）”，轻读的如“赶罗（催促）、二乎（畏缩）、待见（喜爱）、真着（清楚）、捏咕（捏）”，这些词语最能反映北京方言的地方色彩，显然并不能进入普通话。在正式场合讲话，或是社会阶层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北京人，也很少使用这类词语的。有的口语教材选用这类词语来表现口语风格，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那是在教北京方言土语，而不是教普通话。

蓝色心情

普通话要适当吸收方言土语

很多方言土语实际上都是古代常用词的保留，非常丰富

方言能吸收外来语，如排球比赛中打到23平，必须赢两分才算获胜
英语叫deuce,吴语和江淮话都称为“九丝”或“斗丝”，普通话叫做什么呢？我没听过

皮扎诺

沈炯教授的文章一向喜欢旁征博引又不失思路清晰，使人觉得浅显易懂却又高深莫测，他的文章反复读多次依然对提高阅读者的思考能力有启迪作用，我是很喜欢他的文章的。
这篇《普通话与北京语音》也是这样，为了证明普通话就是北京语音，使用的概念可谓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不过说它是一篇优秀的论证不如说它是个伟大的狡辩！其实不论从语音史还是语音实上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把两者的关系说得这么似模似样实在令人佩服！

霜叶红

哈哈哈！
偶发现皮扎诺先生也很“伟大”， 很富“思辨”的说。
您能否将“其实不论从语音史还是语音事实上普通话都不是北京话”具体阐述一下？
谢谢！

皮扎诺

[困惑]
到过北京的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北京话跟普通话不一样。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人听不懂北京话，甚至电台的普通话播音员到了北京都听不懂北京话，这就是现实。这个事实说明了普通话和真正的北京话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各种书上明明写着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脚本的，这给国人造成很大的困惑：普通话到底是不是北京话？普通话跟北京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了弄清楚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关系，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这个国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语言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关于普通话和北京话的概念。

沈老的《普通话与北京语音》一文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为了强证普通话就是北京话，文中引用了一大堆的新概念，什么“语言的有声性、系统性和社会性”啦，什么“有声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包含关系啦，进而抽象到什么“信息波实体说”，还有什么“脱胎换骨关系说”等等一大堆玄乎其玄的“高深学说”，反正都是要强行证明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其中很多横看竖看也属于风牛马毫不相关的东西在文中也可以用“脱胎换骨”来证明二者“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

但事实上普通话是不是北京话呢？这一点历史会告诉我们答案，因为普通话不是凭空出世的，他也是跟世界上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是从原始的语言一步一步地进化成长起来的。

[400年前的北京话：吴语]
北京自建城以来经历过了许多个朝代的变迁，自古以来北京话有过多少变化？如何变化？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考证过。从历史上讲，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话是明朝的官话（考证为吴语）。

[北京出现第二语言：满语]
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任何语言都是跟人群一体的，当时北京的两种语言的地域差别是：内城说满话，外城说明朝官话。

[满语的分化——满式汉语]
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可以说，满语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不论它的发音、词汇以及语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很多东西都是满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些东西用满语都很难描述和交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面对有几千年历史的千锤百炼而成的汉语，满人虽然夺取了中国的政权，然而其语言却难以胜任统治中国的使命。但是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改造满语已经是来不及了，满人除了学习和模仿汉语之外别无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于是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满人学讲的蹩脚汉语（暂且把这种语言叫做满式汉语）

[内城北京话(mandarin)——第三种北京话的形成]
北京城里的一棵小树、厨房里的一件工具，用满语都无法表达！因为满族人的祖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植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这就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所遇到的严酷的语言现实。满语要继续说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汉人的语言的词汇和模仿他们的语音之外再也没有第二种可能！就象日本皇军学说中国话：“你的，八路的，干活？”一样，北京内城的满人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模仿汉语的历程。
但是满语对比汉语有它先天的残疾，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说得最糟糕的汉语。但是，历史就是这么残酷，满人的这种蹩脚汉语比起日本皇军的蹩脚汉语相比要幸运得多了！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暂时使用英语的称谓把这种语言称为mandarin）。

[普通话的发展——走出北京内城，形成“官话”]
随着北京内城的“mandarin”这种蹩脚汉语的形成，在北京内城形成一个固定的说“mandarin”的人群。这个人群就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团体——八旗贵族。“mandarin”成为地地道道的清朝统治者的官方语言——“满清官话”。
具体的时间有待考证，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
从“满清官话”的形成史看，“满清官话”受满语的影响主要在语音方面，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蹩脚的汉语语音系统，而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影响则十分有限，从语言的本质上将，“满清官话”还是应该归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而不应该归属于满语的一种方言，不过这是最糟糕最低劣的一种汉语方言。

[普通话的发展——落地生根，形成“国语”]
“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
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压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国没有著名诗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mandarin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它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普通话的发展——汉语代表语言地位的确立]
mandarin经过满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国的统治，再经过孙中山政权以一票之优势对“国语”地位的表决，再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宪法上“国家代表语言”条文制订，普通话——汉语代表语言地位已经是坚不可摧和咄咄逼人。

[内城话北京话的消失]
从语言史上讲，普通话不是北京话，而只是北京的内城话，随着满清王朝的解体，北京内城的贵族群体也就在北京城里消失了，因而普通话的真正母体在北京城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把普通话硬说成是什么北京话，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还有一半正确，但是在今天还这样说大错特错了，因为“北京话”这个概念变了，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北京话”了。

[移民与语言]
世界上任何语言的产生、发展和生存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群体，人群才是语言的决定因素，即使是象世界语、女书这样的人工语言也不能逃避社会群体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人群，语言将无从产生，也无从生存。研究和思考一种语言也必须从移民的角度出发，这样才能找到语言的根源，才能真正认识一种语言的本质。
普通话也不能逃避它自身的生成发展史，跟其它所有语言一样，普通话生成发展史也是跟说普通话群体的移民史一体的。作为一个语言学者可以对某种语言抽象出出千千万万个特性来，可以对这些特性做一层又一层、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演释，可以强证它们之间有各种“关系”。然而不能脱离和否定语言的社会根源。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什么羞耻，只有存在的事实。

[人工语言]
普通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什么人工语言，因为在100年前的中国完全不具备创造一种象普通话这样的“人工语言”的学术能力，实践中也没有任何个人或任何语言学家群体是真正的普通话之父，在中国的近代语言学者们要努力创造中国的国语——普通话之前，满清的统治者们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经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真正的普通话之父就是他们——满清北京内城的皇亲贵族。
——这就是普通话——the mandarin!

[结语]
明白了普通话的历史，普通话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它的“满语”、“官话”、“国语”、“普通话”、“北京话”和“mandarin”、“汉语”、“方言”这些概念也就不会搞混淆了。

魏袖鼎

原来普通话受到过满族话的影响！

胡吉成

那就是“满大人”！
满大人成为普通话的代名词啊！
在英语中还能查到这个词，就是普通话的意思。
“满大人”转变成了满大人说的话，你说奇不奇？

胡吉成

孙兰荃

汉语沈阳话与满语的关系
原作者 爱新觉罗·瀛生

        沈阳语的前身是明代辽东地区的辽东语，已受女真语影响，明代辽东地区的汉族人后来变成后金（清）八旗组织中的汉族成员，其语言就是明代的辽东语，随着满人入关而进入北京，与原生北京的明代北京语结合，从而形成清代北京话。清代北京话几经发展演变，至清代中期以后，形成了现代北京话。
        ……
清代八旗成员中汉族人的沈阳语既是来源于明代辽东语，而明代辽东语与其相邻接的山海关内河北东北部（冀东话）本是同宗一系，因而沈阳语与冀东语的血缘关系是直接的、密切的。
（摘自爱新觉罗先生的《满语杂识》，2004，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