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方言语音声调对民歌典型音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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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高原 来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09-05-12

摘要：音乐的音调在一定程度上受语音声调制约，三峡库区地域性的民歌与当地方言语音声调的联系不可忽视。方言中字、词、词组的语音声调对民歌典型音调的影响更为明显。

关键词：三峡库区；方言语音声调；典型音调；影响

中图分类号：J6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135(2003)03-0012-03

“音乐的音调在许多方面是近似语言的音调的。”[1]也就是说，语言与曲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三峡工程，在实现“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有力地推动西部建设的同时，也会全面地影响和改变整个长江上游特别是三峡库区的人文、地理、经济、生态等现状，百万大移民也会使三峡库区的方言和民歌产生相当大的变化：三峡的典型音调会随着移民流传到全国，而随着交通的改变，其他地区的音调也会与三峡的典型音调相融合。因此，对三峡库区的民歌进行探索就显得极为重要。

从民歌的区域划分情况来看，三峡库区属于西南色彩区，其民歌是在当地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修改、提炼而成的，表现手法洗炼质朴，形象鲜明生动，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三峡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按一般的体裁分类有号子、山歌和小调；再细分可分为劳动号子、山歌、薅秧歌（薅草锣鼓）、小调、灯调、风俗歌（婚嫁歌、丧歌）以及吹打曲牌等等。其中薅草锣鼓、风俗歌（婚嫁歌、丧歌）很有其地方特色。薅草锣鼓是劳动号子的一种，一般由两个不参加劳动的歌手演唱，伴奏乐器为一锣一鼓，偏重于说唱，演唱中“数板”和“全十字”“口号”“号子”等几种曲牌应用得较多。风俗歌（婚嫁歌、丧歌）的形式有转台、坐台等几种，演唱者也可能更多，独唱、对唱、一领众和的情况都很普遍。内容非常庞杂，有神化传说、历史演义、民间故事和即兴创作“拦山纲”等等。三峡民歌的旋律结构以级进为主，纯四度、小三度的音程结构也有所体现；三峡民歌的润腔则受到当地的方言语音吐字发声的位置以及声调特征的影响。从调式调性看，三峡民歌以徵调式为主，还有部分羽调式、宫调式。在对三峡库区民歌的典型音调进行探索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羽、宫、商音的三音组经常出现，尽管在其它地方也有类似的典型音调，但构成原因却不一定完全相同。“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典型音调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物理、地理、心理、历史、审美、风俗、语言等多方面，然而最重要的是语言。”[2]语言是影响典型音调结构的重要因素。那么，库区这种典型声调与库区方言语音声调有着什么样的必然联系呢？

三峡库区主要位于重庆东部，是古巴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它上接四川，下连湖北，山高水险，远离历代封建王朝的首都，所以这里的民间音乐带有边远地区的特殊风味。特别是地处库区中心的万州一带，由于地处重庆、湖北交界，与鄂、渝两地的语音既相互交叉渗透又相互区别；例如万州的语音声调结尾时常有上扬的特点：万县——“万”为去声，“县”为阴平，与重庆和湖北的语音都有区别。“许多方言的发音方式，决定了旋律的走向和演唱音色”。[3]所以，当地的民歌旋律有着自己特有的韵味，既有四川民歌的气息又有湖北民歌的性格，那么，三峡库区的方言声调是否能对三峡库区民歌的典型曲调产生一定的影响呢，这首先要从三峡库区的方言声调出发进行分析。

一、从单字的声调看：汉族语言有一个声调问题，四声阴阳不同，语言的含义也就完全不同。在声调语言里，词的每个音节有固定的、能区别词意的声音的高低和升降。库区属于西南官话区，声调一般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阴平字的音调高平，阳平字的音调低且略向下滑，上声字的音调居中但后半部向下滑，去声字的音调由低向上——这里的高、中、低当然是相对的。

在万州方言里，妈、麻、马、骂四字的音调分别就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而从这四字的音高来看，“妈”的声调为阴平，最高；“麻”的声调为阳平，低且略向下滑；“马”是上声，音调居中但后半下滑；“骂”是去声，音调由低向上。尽管语音声调不能直接构成音乐，但字与字的语音之间抑扬却具有相对的高低音关系，如果将这几声的基本声调加以分析，可以发现阴平是一个长音，阳平是一个小三度的下行，上声是大二度的下行，去声是小七度的上行。再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之间的声调加以分析，就会发现阴平、阳平的第一个音之间大概为纯五度，与上声第一音之间为小三度，与去声第一音之间为小七度。这样就可以按首调大致将各种声调的音高标记出来：

5    16   32  65

妈   麻   马  骂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这样将库区方言四声吟诵出来，就有了五声“宫、商、角、徵、羽”，在五声中，“徵”音和“羽”音出现次数最多，“宫、商、角”音相对次要一些。但这不能成为形成万州典型音调的证据。

二、从单词的声调看：“音乐的音调是旋律的一个有内容的组成部分……和词汇相比较为合适。……因此，音乐的音调表现力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即与语言的音调的联系及其本身的组织性”。[4]也就是说，典型音调的形成，更多的还要看常用词的声调关系。

笔者作为三峡人，通过对库区的方言声调和民歌进行再一次回顾、整理和分析，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常用词的声调上有这样的特点：

（1）阴平字接尾的词的尾音声调有阴平声调的徵音，有时会变为商音。例：

“经济”阴平——阴平5 5

“豪绅”阳平——阴平16 2（吟诵时尾音声调变为商音）

“喜欢”上声——阴平32 2（吟诵时尾音声调变为商音）

“万县”去声——阴平65 5

（2）阳平字接尾的词、词组的尾音声调还是阳平声调的羽音；例：

“拉来”阴平——阳平5 16；“前人”阳平——阳平16 16

“打柴”上声——阳平32 16；“太阳”去声——阳平65 16

（3）上声字接尾的词、词组的尾音声调还是上声声调的商音；例：

“箱子”阴平——上声5 32；“谷子”阳平——上声16 32

“洗脸”上声——上声32 32；“到底”去声——上声65 32

（4）去声字接尾的词、词组的尾音声调有很大一部分会变为商音，特别是在吟唱过程中，为数更多。在具体的方言语音声调中，作为中间的语音声调，上声声调（或者受旋律习惯影响而形成）的商音和由去声变化而成的商音出现得特别频繁。例：

“千万”阴平——去声5 62；“一座”阳平——去声16 62

“只怪”上声——去声32 62；“过去”去声——去声65 62

由于徵音中相当部分变为商音，羽音和商音就都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由于吟唱，几乎所有的去声字在发音时前面都有一个小三度的下行，即增加了宫音出现的次数，而且不仅出现次数增多，还在音头出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例如在吟唱中：“万县”65 5变为16 5；“太阳”6 5 1 6变为1 6 5 1 6

“到底”65 32变为1 6 5 32；“过去”6 5 6 2变为1 6 5 1 2

这样，羽、宫、商三个音就都处于相对重要的位置，但这三个音是否在具体民歌曲调中真的经常出现，并连接成为三音组典型音调，还必须从三字组的语音声调和三字组的吟诵中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从三字组的声调看：三峡方言中，除了词汇之外，不同声调的三字组在吟诵中更能体会到羽、宫、商音的典型音调的语音性。我们知道，单字、两音词、三音字的语音会有相对的变化，而从三字组的吟诵中更能体会到三音组典型音调的产生过程。例：

“河凤洲”“洲”是阴平，三字连组后吟诵，成为65 12 2

“是对头”“头”是阳平，三字连组后吟诵，为62 65 16

“情姐姐”“姐”是上声，三字连组后吟诵，为16 2 16

当然，还有很多三字组的情况，仅从上例就依稀可以看出，三峡库区的方言语音在吟诵中，与三峡库区民歌“羽、宫、商音”的典型音调是几乎完全吻合的，也可以说，三峡库区民歌“羽、宫、商音”的典型音调是三峡库区方言语音的音乐化。例：

《好玩不过河凤洲》（奉节民歌）

6 6 6 6 6 1 2 2 6 6 6 6 6 1 1 6 6 6 6 6 6 1 1 2

好玩不过 河凤 洲 喂 包谷面儿 是对 头喂 心想吃顿 大米 饭

1 1 6 6 6 6 6 6 1 6 2 1 6

情 姐 姐 要等八月 十五 过 中 秋 喂

（全曲都由羽、宫、商三音构成，三字连组的库区方言音韵几乎完全是三音组的证明。“是对头”、“情姐姐”、“大米饭”的语音很有万州方言的特征。）

当然典型音调形成的原因应该从更多的方面去进行探讨。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三峡民歌中有大量的徵调式出现。当然，宫、商音的经常出现就直接确定了徵调式的建立。反过来思考，音乐毕竟不是语言，三峡民歌中有大量的宫、商音的经常出现除了语音的因素外，是否也有为了巩固徵调式而出现的意义，换言之，羽、宫、商音三音组的典型音调是否就是为大量的徵调式服务而产生的，笔者不敢妄言。例：

《歌唱新城口》（全十字）

2 1 3 2 2 2 2 1 3 2 1261 2 2 6 1 1 1 1 6 6 1 2 1 6 5—

看百花哟 开金 山呵 千千 万 万 新城 口 哇 好比是 一座 花 园

（从“千千万万”、“一座”的曲调可以看到去声的尾音从徵音变为商音的现象，大量而且占据重要位置的商音作为属音为徵调式的建立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尽管“至今地方音调的结构的形成原因还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5]但仅仅从以上的分析，似乎就可以得出“三峡库区民歌受当地的方言声调的影响，其典型音调为羽、宫、商音的三音组”这样一个结论。从典型音调形成的原因来看是多种多样的：有音乐自身的规律，有文化艺术的传统，有音乐的听觉习惯，这些多受当地人民自古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所影响，而方言语音声调，对地方性民歌的典型音调的影响应该最为明显。

参考文献：

[1][4]玛采尔.论旋律[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58.21.

[2]杜亚雄.西北汉族民间音乐的音调结构[J].中国音乐，1983（4）.

[3][5]周青青.中国民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3.237.

作者简介:汪高原(1964-),男,重庆万州人,音乐学硕士，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