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以后访张者

湘里妹子

作者：肖科
2003-09-16 10: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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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者,本名张波,男,1967年出生,祖籍河南,曾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法学院,获法律学硕士学位。曾任新华社、《南方周末》等多家新闻单位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签约作家。先后在《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大家》等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老家系列”、“西部系列”、“校园系列”,中篇小说集《唱歌》,长篇小说《桃李》等。另著有经济学大师访谈录《谏言:中国经济发展内参》等。

金黔在线讯 张者常说:写《桃李》是一次冒险。

张者以一部校园小说《桃李》名声鹊起。杨绛说过:“钱钟书写了一部《围城》,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奇……”

把校园放在商品经济的、大的人文环境中进行考察。考察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人格,他们的道德和意志品质。这与《围城》很不一样。把我们的知识、文明、教育残酷地放在商业和金钱之火上烤。烤出来的是人性,是欲望,是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变奏。高高的围墙轰然倒掉,真实的校园一览无遗。

张者说,欲望本来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欲望就其本质来说是由感性来控制的。但在知识分子身上,欲望却在理性的指引之下。《桃李》让我们看到了人文精神在物质时代逐步解构。其实今天的知识分子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当代的知识分子在结构上已有了重大调整。也就是说,大批的文、史、哲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已开始向更实用的学科转移。向经济、法律、计算机方面转移。这种转移是在利益驱使下的,社会调节下的,时代发展下的。张者为转型期知识分子操守提出反思。

《贵州都市报》记者肖科(以下简称“肖”):你以一部《桃李》成名,在大家的眼中,你是“突然出现”的,你怎么看待你现在的“作家”身份?因为,我们知道,你同时还是一个学者。

张者(以下简称“张”):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已经创作了很多中短篇小说,有农村题材的比如《老灯》、《老调》,还有西部题材等跟我早年生活环境关系比较密切的作品。《桃李》我从1999年开始着手写作,去年出版到现在已经发行了10万册以上,改编的电视剧也正在拍摄中。可以这样讲,《桃李》让我的写作有了质的变化,我因为《桃李》而成为了一个所谓“知名”的作家吧。

在我们的历史上,作家曾经是一个高尚的身份,被各种光环所笼罩,那其实是知识分子缺乏的一种表现。现在,作家更多是一种职业。我就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坐在屋里写字,这种感觉非常好。

我注定一生要卖给写作。我研究生念的是法律专业,但是我的一切积累都是为了写作这个目的,也许我可以当一个律师来生活下去,但是我的精神还是与写作紧密相连,为了写作而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写作。

肖:正如你所说,一个现象是,成名晚的作家成就都比较高,比如鲁迅、比如金庸,你是30多岁成名的,怎么看自己成名的时机?

张:积累比较多,突然爆发,一鸣惊人。起点高,从高度开始创作,作品一出来就很好看。但名声维系成就是靠不住的。

是有很多青年成名的人物受名声所累,成名以后就不再有发展。好像“猴子掰包谷”,掰一个甩一个。

对于我自己而言,希望也能够成为一个高成就的作家。

肖:坊间有流言说《桃李》影射北京大学,我们知道你一直否认这种说法。其实影射不影射,那所大学并不重要。你有长期的高校生活经验,高校生活肯定是你熟悉的,《桃李》设计的环境也是高校,这是不是高校的现实情况反映呢?

张:小说之所以叫做“小”说,他反映的是个性,是鲜为人知非主流的事情。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新闻,所以它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它又一定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小说所反映的“小众”让我们的生活更立体,更丰富。

其实北大说影射他们,南大、西师大也都说我影射他们,其实我没有要以任何具体的学校来作为说事的载体,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但是,这说明一个问题——《桃李》表现的在很多大学中正真实的存在。

肖:有评论认为,《桃李》一改“高校文学”的学生腔、矫情、封闭的通病,“于是我们非常有意思地看到,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圣围墙被张者悄然推倒,一群师生的故事随之呈现于明处。”把《桃李》和钱钟书的《围城》相比较,认为是最贴近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文本。

张:中国的知识精英分子已逃离了人文学科。而且是一种理性的逃离和选择。很多经济学家、法学家原来的专业是文学、是历史、是哲学。这种逃离的背景的确很复杂。有历史的原因、有社会的原因,也有欲望的驱使。一种知识分子死了,另一种知识分子却活了。知识分子形象不是神圣化,也不是妖魔化,而是从神坛走下来,失去了光环,失去了传统的自我形象之后的形象。是正在进行时的形象。《桃李》要摆脱的是极端,还知识分子作为人的面貌。知识分子也是人呀,要干人事,也有七情六欲。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现象。只能说,我第一个指出了“皇帝的新装”其实是什么也没穿,是光着屁股的。

肖:你怎样看待书中知识分子从精神向技术位移,从与世俗抗争到投身与消费社会这种角色转换?你从学中文到学法律,对这种转型有什么体会?

张:我们一直有一种误读——认为知识分子生活在独立世界,不食人间烟火。这其实是一种逃避,严重一点,是一种委琐。我们中国人对人的要求很低,不管做不做好事,只要不做坏事,就算是好人了。我们一直给予那种“隐士”状态的知识分子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其实“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

从来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紧跟时代进程的,对月伤怀、迎风流泪的“小文人”不叫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真正身处时代主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才真正不愧“知识分子”四个字。所谓“转型”是不存在的,那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误解。

至于我自己选择法律有一些偶然因素,同时也觉得这个专业更理性,更容易接触社会,还是为了创作做准备。

肖:可以说,你无情地对所谓“高级”知识分子们作了一次灵魂解剖,他们的精神和肉体清晰地被窥见,这其中包括你自己吗?

张:当然。我是站在人群中的。不过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一样。

当初我选择这个题材,其实是在冒险。是对大众关于知识分子的固有认识的冒险,更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一次冒险。真实的东西在很多情况下常常让人不舒服,虚假的东西能让人心花怒放但是十分有害的。真实让人难受,但是拒绝真实更难受,简直就是罪过。

肖:很明显,《桃李》还是有所保留的。熟悉情况的人知道,真正的高校生活,比《桃李》所表示的还要“那个”,为什么要留一手呢?

张:这是创作选材上的技术性问题。我们现在的写作环境是很开放很自由的,对于主题没有用的哪怕它真实存在,也不会在作品中反映。我没有刻意回避什么事实,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由潜意识控制取舍。

肖:你是河南人,前两年有一种很无聊的论调是关于河南人地方性格的贬损,事实上在你的作品中对这种论调表示了比较暧昧的愤怒,你也在乎这种论调吗?

张:河南地处中原,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多灾祸,天灾、兵灾频繁发生,这造就了河南人的一种危机意识。他们的触觉很敏感,对社会变革的应激性要好过其他地方的人。在经济大潮中,肯定会有河南人通过“非常规”的手段来操作,只要“非常规”的可能性还存在,河南人肯定会出现,这直接导致了这种论调。

这其实是一个玩笑,但是有些河南的“有志之士”站出来维护河南人的尊严,反而把这个玩笑的影响扩大了。其实,对于地方性格的嘲笑哪里都有,比如上海、比如四川,所谓风土人情嘛,很正常。如果我们河南人民能够给全国人民带来开心,那我们也很高兴。

肖:你曾在多家媒体做过记者,这种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最基本的,这是一份工作。然后,从事媒体工作,每天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新鲜的东西,一个合格的记者,能够以理性的心态来看待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能在时代亮点中保持恰当的兴奋。这对于写作的素材积累和对社会的洞察无疑是很有益的。

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做记者了。

肖:你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张:“非典”过去又开始忙起来了,我现在正在写《桃李》的电视剧本,这部电视的投资已经到了,演员也很不错,陈道明演男1号——“老板”。

我同时在为下一部长篇做准备,名字暂定为《亲人谱》,是抗战题材的,反映在战争条件下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