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先生访谈录：（二）方言学与音韵学、语音史研究的关系

湘里妹子

问：方言与音韵在您的研究中密不可分，您的一本论文集也以《方言与音韵论集》为题。您认为方言学与音韵学的关系是怎样的？方言学自身也可以成为目的，那么，一个方言学者是否一定要具备较高的音韵学素养？方言学者的音韵学素养对他的方言研究的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中国方言学之所以能从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的东西到现在成为独立的学科，事实上渊源之一还是得益于音韵学。赵元任讲过，音韵学是代数式，方言是具体的数字，把数字代入代数式一经运算，语音史就出来了。李荣先生文革后招硕士生时，开的参考书目就是《方言调查字表》。就是说，你要研究方言，必须要懂得广韵，必须知道中古音。《方言调查字表》就是中古音系，有了这个音韵的基础，你对方言事实就有立体感，就能真正理解，分出不同的历史层次。有些方言事实是金子，但它是和泥沙混在一起的，有了音韵学的基础就能辨别出来。比如说闽语，中古的喻四等“以”母字，一部分在闽方言的白读系统中可以读成[ts、ts‘、s]，“身上痒”的“痒”，厦门话叫[tsiu)6]，福州话叫[suN6]。开始时可能会以为有音无字，后来你发现“痒”可以读[ts、ts‘、s]，翅膀的“翼”可以读［sit］，也是以母字。这样串联起来有十几个字，蝇、檐、赢、餈，等等。如果脑子里没有音韵学的格局，不知道以母是怎样发展的，就不能认定这些字的白读音。有了音韵知识，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说明在上古时期一直到汉代，以母跟邪母有关系。由此还可以联想，“以”跟“似”、“余”跟“徐”、“由”跟“袖”也是以母跟邪母通谐的例证。

      再比如，很多方言都把父亲叫“爸”。“爸”本来就是“父”，因为“父”在上古属鱼部，鱼部读[A]，它的声母[f]是从[p]变来的（古无轻唇），所以“父”在上古就应该读成[pA]。到了中古，重唇变轻唇了，鱼部跑到遇摄去了，“父”就读成[fu]。人们认为这两个音不是一个字，就另外造了一个“爸”字。事实上它是上古音与中古音两个历史层次的音。可见，没有音韵学知识，作方言调查就会寸步难行、危机四伏。你的音韵学基础越深厚，你对方言的研究就会越深入。



问：就语音来说，方言学是否最终要为音韵学、语音史的研究提供材料？或者说除了方言分区的意义，方言学要为音韵学、语音史服务？或者相反？或者互相服务？互相服务中哪个更倚重对方的结论？

答：我想，方言学与音韵学是双向服务的，谁也离不开谁，分离就两败，合作就双赢。因为音韵学是研究方言的语音现状和演变的阶梯，可以沿着梯子上上下下，方言是口口相传的活化石，可以提供语音史的各种例证。二者各有特色，不能互相代替。方言本身有它共时的系统，可以从共时的角度研究它的结构，音韵也可以专门就语音的演变过程，把几个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结构串连起来看，找出它的演变规律，二者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它们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说谁只是谁的工具，应该都有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音韵学用方言事实来检测化验它的历时系统，它也可以用典籍进行考证。所以我想，也不好说方言学的终极目标是为音韵服务，也不好说音韵学的目的是为方言学服务，而是相互为用，有分工有合作的两个分支学科。


     没有音韵学、语音史知识，方言中的层次就无法分清，方言本字也无法考出；没有方言学的成果，语音史的研究可信度也会大减。方言口语是活的自足的系统，可以进行共时的研究，语音史的研究因为材料并非完全够用，很多时候也要借用方言学的成果。过去的语言已经消失了，由于语言变化的不平衡性，有些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音变，在现代方言中仍在发生，我们可以利用在方言中可以观察得到的变化，来推测和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变化。


问：音韵学和语音史研究多借重书面文献，这种研究的缺陷在哪里？方言学成果在哪些地方可以弥补这些缺陷？

答：传统的音韵学几乎完全是依靠文献的，二十世纪以后现代语言学开始，才利用活的语言材料加以论证。文献对研究语音史来讲，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依托，尤其在中国，有关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非常之多。虽然从宋元到现在一千多年一直在研究，但仍没有穷尽，依然有许多领域需要努力去总结。但是文献毕竟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文献尽管很多，但记录的时候有遗漏，也有伪托，出自不同人，水平有的高，有的低。《广韵》是研究音韵的一个最基础的材料，但是看来《广韵》也不是没有问题，也有错漏的地方。比如说“鼻”，吴方言现代读音为入声［bie/8］，大多数官话读阳平，说明它也来源于浊入，可是在《广韵》里边没有入声的反切，只有去声的反切。去声的读法见于现代的闽语、客家话和粤语。吴语跟官话的读法是从入声来的，闽语、粤语、客家话的读法是从去声来的，所以“鼻”应该有两个来源。这么常用的字，《广韵》把应该有的两个反切丢了一个，我想不是错就是漏。所以，文献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它不足的地方。显然，方言材料作为世代相因、口口相传的语言，是鲜活的，是直接的现实，从这一点来讲，它比文献有着不可等量齐观的长处。当然，方言材料也有自身的问题，因为有些语言现象在现今的方言中保留下来了，有些没有留传下来，历史上的语言现象有的就磨灭了。所以，文献跟口语材料应该互相补充，不能强调一面而否定另一方面。有人说，研究音韵学、语音史就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文献上，这是片面的。


问：用方言材料解决音韵学、语音史问题时，如何把握和运用这些方言材料？（因为首先要确定使用的材料所反映的问题跟语音史上的问题是一致的，时间层次上一致，演变关系上也一致，要排除相反的材料）如何排除相反的材料？方言材料的历史层次如何确定？


答：利用方言材料来解释音韵问题，确实也不容易。最重要的就是要区别时间的层次，能够分清演变的事实，不同的方言孰先孰后。有的时候一些具体问题很难一下子看透，哪怕是名家也要出问题。关于历史层次的问题，以前研究得不太深入，曾经出现过问题。像赣语中一些知章母字也读成[t，tÁ]声母，比如在江西的吉水、新余、宜分、平江、修水、安义这些地方，“猪”念[t«]，“知”读[ti]，“昼”读成[t«u]，“朝”读[tau]，“转”读[t«n]，“张”读[tN]。从四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些知名的学者认定，这是“古无舌上”“古人多舌音”的绝好证据。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清代学者钱大昕发现了“古无舌上”，从舌头音分出舌上音，这是一个定论，是没有问题的。所谓“古人多舌音”，说的是章组字在上古也有读[t，tÁ]的，但是如果就刚才说的这些字来看，确实好像赣语反映出上古音的这两个特色。可是经过了这十几年来的研究，像日本学者平山久雄、台湾学者何大安，还有现在香港工作的万波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案子翻过来了。就是说，赣语的知章组读[t、tÁ]，并不是上古音的遗存，而是中古以后的演变，因为赣语念[t、tÁ]的只是知组三等，和章组合流了，变成[t、tÁ]，知组二等字走了另外一条路，跟庄组、精组合流了，读成[ts、tsÁ]。这种情况就和闽语很不一样。闽语是知组不论二等、三等，通通读成[t、tÁ]，在赣语里就是二等、三等明确分工。而且就江西各地的情况来看，它的分布极不平衡，知二绝对没有读[t、tÁ]的，知三跟章只有局部地方读[t、tÁ]，而且往往凡是知三读[t、tÁ]的，见组也读成[t、tÁ]。那就是说，三等的[t、tÁ]并不是直接继承上古的端、透、定来的，而是知章组字先变成[tþ、tþÁ]，然后又变成[¦、¦Á]，最后变成[t、tÁ]。走了很远，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可见，不能见着风就是雨，急于下结论就容易出错，利用方言资料，要仔细地分辨历史层次。


问：比如中古的全浊声母，音韵学界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有的说中古全浊声母是送气的，有的说是不送气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双方的依据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方言学的成果对研究诸如此类的音韵问题有无帮助？

答：全浊声母的问题是从中古汉语到现代汉语一千多年之间语音演变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当时的浊音是送气还是不送气的？为什么会有争议呢？主要是因为从现代方音的表现来看，有的分清浊，有的保留浊音，有的清化之后全都送气了，有的全不送气，也有一半送气一半不送气的，五花八门。如果拿某一种方言事实来论证它，得出的结论就只能是片面的。用现代方音来证明，取此取彼各有不同，这就是分歧的主要原因。那么怎么来解决呢？我想，还是要把现代方音的变异分出不同的历史层次，如果把各个方言的情况放到一个平面上来比较分析，基本上能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面目。现代保留浊音的方言主要是吴语和湘语，同是浊音，湘语不送气，吴方言送气，就是赵元任所说的清音浊流。关键就在于湘语跟吴语二者之间必有一个比较古老，一个是比较后起的，看来吴语的清音浊流是清化带来的变化, 湘语中不送气的全浊恐怕不好说是从送气浊音变来的，可能湘语反映的是比较早期的现象，而吴语反映的是后起现象。客赣系的清化送气可能继承了晋南、关中地区的送气浊音变来的。官话跟粤语是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这是清化后的另一条变化途径。


关于中古全浊声母送气问题，李荣先生跟陆志韦先生还用了很多别的材料来论证。比如李荣先生拿梵文的译音跟壮侗语的借词来论证，中古音的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陆志韦也主张不送气说，他在《古音说略》中对《广韵》的声母在《说文》谐声中的通转的次数作了详细统计，根据他的数据，除了定母字跟透母字通谐，比端母字跟定母字通谐略多之外，其它每一个浊音声母都是全浊与全清通谐的多，与次清通谐的少。应该说，在《切韵》时代，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才会跟不送气的清音通谐的多。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能说明只要把历史层次搞清楚了，用方音来论证音韵问题，一定是无往而不利的。


[李如龙弟子辛世彪按]：

      关于中古全浊声母送气问题，中古时候的方言问题或者说共同语的基础问题需要考虑。从现有文献证据来看，六朝隋唐时期，以金陵、洛下为代表的《切韵》音和以长安为代表的关中音具有不同的音系特征。中原地区古全浊声母是不送气的，《切韵》音的南方变体金陵音和北方变体洛阳音全浊声母都是不送气的。关中地区至少在中唐时期的资料显示全浊声母都是送气的。所以唐初以中原洛阳音为标准的玄奘译音里全浊音是不送气的(施向东1983)，而盛唐及中唐以关中长安音为标准的不空译音和慧琳《一切经音义》里全浊音则是送气的(马伯乐1920；刘广和1984；聂鸿音1985)。以前有人对此困惑不解，争论不休。也许这里可以理解为关中地区的全浊送气是从清音浊流变来的，与《切韵》音相比是比较后起的变化。这样，即使在古代方言中的不同语音特征，仍有个历史层次的问题。）
问：再比如中古四等韵在中古后期已经与三等韵合并，传统的音韵学历来认为三四等皆细，可是中古反切中表现却是三等为一组，一二四等为另一组，这显示四等在中古是洪音。这在汉语方言中也有反映，您和金有景先生都从方言找到证据，证明中古四等韵是洪音。因为方言中的语音变化是很复杂的，完全相反的例证也能找得到，方言中的证据可信度有多大？是否能够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答：这个牵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语音的历史层次与词汇的历史层次的关系。在考察语音的历史层次的时候，必须同时兼顾词汇的历史层次。因为汉字古今贯通，很少变化，在不同的时代，用到这个字，作为一个语素，用在不同的场合，在方言中经常有文读、白读这样的区别。四等韵在闽方言跟南部吴语中的表现确实有一些字读成洪音，跟《广韵》的反切中一二四等的分类跟三等分成两类的事实相符。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四等字都读成洪音，读洪音的字有的方言多一点，有的方言少一点。这在我的文章和金有景的文章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资料。从那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凡是读洪音的字，在各地基本上能对齐，凡是能对齐的，大体上是常用字，都是口语中的白读音。比如说“底、替、梯、齐、细、西、妻、鸡、溪，店、点，千、肩，青、清”，这些都是在口语里头比较常用的基本词。凡是保留比较早期的语音特征的，往往是保留在比较古老的语词当中，后起的词汇反映的则是比较后起的读音，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考虑语音特点时，一定要看看文读、白读的音属于什么历史层次，语音的历史层次和词汇的历史层次也是相互为用，不能只注意一面。



:P:P:P

湘里妹子

问：关于语音史的发展，从高本汉到王力等人，基本上认为汉语语音史是单线条发展下来的，对汉语语音史的演变这问题您怎么看？您这种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根据何在？


答：以往的语音史研究常常是把古今语音的演变描写成是从同一个来源转辗而来的，画出一个树形图，这是历史比较法的局限性造成的。印欧语的分化是不是这种树形图的分化形式，我不太清楚，不敢说。就汉语的情况来说，或者就方法论的原则来说，这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语言的演变不可能像单本植物的成长那样，从树干上旁生出树枝，再从树枝上长出树叶。任何语言的演变发展都离不开民族的融合、战争的较量和移民的迁徙，语言的发展除了继承还有扬弃、有变异、有创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之间有接触、有渗透、有融合。古今的演变是纵向的，周边的方言与语言之间的影响是横向的，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能有个别的例外，如某一个语言移居到荒无人烟的海岛，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可能就是很单纯的“祖宗”语言跟“子孙”语言之间的演变过程。我的这种想法是基于闽语的调查，从60年代开始闽语的比较研究的时候，我就形成了这种想法。现代闽语就语音来说，应该是包容了各个时代不同的语音，现在的学者们把它称为语音的历史层次。闽语的文白异读就是把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放到共时平面上的一种整合方式。你说它一定是从一个共同的母语演变到现在，从某个时代一脉承传下来，我看说不通。比如说“上”和“下”这两个基本词，“上”的声母在现代闽语中读为［ts］［tsÁ］［s］的都有，“下”的声母也有［k］［kÁ］［x］以及零声母等各种读法。这种声母的不同，反映的就是不同时代通语或周边方言的影响。现在闽语的历史演变过程已经比较清楚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它是多来源多层次的。就是说，形成的时代就不是单一来源，它有古吴语和古楚语，就是三国时代从吴地和楚地过来的；有黄河以北中原古官话传承下来的；还有古百越国少数民族的语言遗留。魏晋南北朝来一拨，唐末来一拨，宋元来一拨，不同时代来的人都带来了不同时代的口音，所以才形成了今天闽语复杂的历史层次。你如果说今天的闽语是从某个共同的祖语发展而来的，这个想法在汉语方言史的研究上很难接受。像闽北方言，闽北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方，很多特点就保留了上古音（其中又包括当时的通语和方言的不同口音），闽东、闽南、闽北这三地的方言并不一定是从同一个祖父演变下来的三兄弟。因为闽北方言一方面非常古老，像来母字读［s］，这是比闽东闽南更古老的现象，可是它也有很新的层次，它后来受客赣系方言的影响，在语音、语词上都有客赣系方言的特征。所以，按照树形图、单线条发展模式来理解现代汉语方言跟古代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方言繁多、横向作用多、民族关系复杂的文化背景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问：张琨也认为汉语语音史不是单线条发展下来的，您跟张琨有何不同？


答：张琨先生主要观点认为《切韵》系统本身具有综合性，就是说《切韵》系统不是一时一地之音。我主要是从方言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方言都有各自不同的来源跟层次，非一时一地流传下来的。《切韵》音系是不是一时一地之音，张先生的想法是有部分真理的，就是说《切韵》音系之中确实可能包容着某些古今南北之音。但是我想，《切韵》基本上还应该是一个共时系统，音系主体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某些地方，例如中原洛阳一带的实际语音作为基础。这就是陆法言在《切韵》中所说的，若赏知音，很多音类有区别，若广文路，在作诗押韵时可以合并起来。就是说，可能当时不同的音类还未定型，有新老派的异读，有中原音与外地音的杂揉。就是当今现代汉语的标准音也不能说全是一时一地的音，也吸收了某些方言的读音。所以，《切韵》系统虽然也有古今音、南北音的痕迹，但并不是个大杂烩，这是我跟张琨先生的观点不一样的地方。就说现在的普通话，“尴尬”是从吴语进来的，是二等字，没有读成“监价”；“搞什么鬼”没有读成“搅什么鬼”，这是从湘语来的。巷［x］道、虾［x］蟆，这是古音的残存，所以现代标准音里也会有古今南北音。北京话里清音声母入声字读阴阳上去四声，也应该说是受不同方言影响的结果，读为上声的少数字可能就是东北方言影响的结果。这是相近的情况。我强调的是方言有不同的历史层次，有不同的来源，不是从单一音系演变来的，张琨先生所说的《切韵》音系有综合性，不是一时一地之音。


:P:P:P